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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安阳:诞生在历史深处的文化之城
根——安阳是“三根之源”，人类祖先在这里繁衍，华夏文明在这里发端
“文字之根”在安阳。一片甲骨惊天下。100多年前，清代金石学家王懿荣一次偶然的发现，让沉睡3000多年的甲骨文得以拂去尘埃，重见天日。甲骨文的发现，宣告了我国在殷商时期就已形成较成熟的文字体系，从而震惊了国际学术界和考古界。千年岁月流逝，我们却仍然能透过那些凿刻在龟甲之上的文字，触摸到人类的童年时代，解读那段古老的岁月。甲骨文不仅是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文字，在世界三大古文字体系中（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和中国的甲骨文），也唯有甲骨文穿越时空，将生命延续至今。甲骨文和现在使用的汉字一脉相承，从形体上看，它和现代汉字都是长方块；从构制上看，它和现代汉字都具有相形、会意等结构；从行排上看，在文字改革以前，它和现代汉字都是竖排右起阅读；从文法上看，它和现代汉字都有名词、动词、形容词和主语、谓语等。所以我们说，甲骨文是汉字鼻祖、文字之根。
“人祖之根”在安阳。在浩瀚的中华文明中，三皇五帝的地位显得非同一般。他们开启了中华文明的曙光，让我们的先祖一步步摆脱蒙昧与混沌。他们中的颛顼、帝喾二帝就曾生活并且葬在安阳，如今的安阳市内黄县就有“二帝陵”遗址。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王宇信曾赞二帝陵：“人文初祖，万方同宗。”从颛顼开始，华夏开始建立统治机构，定婚姻，制嫁娶，研究男女有别，长幼有序，整顿社会秩序，促使宗教进化，民安其生。颛顼又是一位天文历法家，他根据对天文的观察和测算，定下四季和二十四节气，对农林牧业的生产起到了科学指导作用。颛顼还创制了九州，确定了兖、冀、青、徐、豫、荆、扬、雍、梁九州的名称和分辖区域，中国首次有了自己的版图和行政区划。至此，华夏泱泱大国雏形初现，“日月所照，莫不砥属”。每年的农历三月十八，是传说中的颛顼诞辰日，许多华夏儿女千里迢迢，云集帝陵，大行祭祀。如今，二帝陵已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见证和华人寻根祭祖的一处圣地。颛顼、帝喾正用他们“人文初祖，万方同宗”的博大胸怀，吸引着无数华夏子孙来此念古思今，缅怀先祖。
“文化之根”在安阳。在安阳城南15公里处有一座羑里城,这里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第一座国家监狱。“五经”之首《周易》就诞生在这一片寂寞的土丘之上。在约公元前1069年，周文王姬昌被殷纣王囚禁于羑里城。82岁高龄的周文王苦心钻研，发愤著述，观日月交替，察草木枯荣，看鸟兽生息，思人世沧桑，提出了“刚柔相济、变在其中”等富有朴素辩证法的哲理，完成了《周易》这部千古不朽的巨著。这部又称《易经》的著作，被称为“中华第一经”。《周易》所包含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哲理，以及它博大深奥的内涵，是中华文化发展、发扬的“原点”，是不可争辩的“文化之根”。《周易》的核心思想就是万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一切皆动，一切皆变。从那时起，中国人就开始了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活动，并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和谐宇宙观。从那时起，我们的先人便通过观察浩渺宇宙的变化，提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成为激励代代华夏儿女变革创新、努力奋斗的原动力。
信——安阳是考古圣地，众多文物在这里发掘，历史足迹在这里印证
久远的年代，尘封的岁月。如果没有确凿的史料与实物，我们便很难拂去数千年历史留存的神秘，去探视前人曾经生活的世界。而安阳却因其丰富而价值非凡的文物，让一段段历史有据可考，让一个个疑团拨云见日。
殷墟的考古发掘，把片片甲骨和尊尊青铜器呈现在世人面前，也让我们在司母戊鼎的厚重和文字舞的轻盈中探寻人类文明的起源。形制雄伟的司母戊鼎，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被称为“国之重器”。大鼎于1959年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其外形被博物馆定为馆徽标志，并成为镇馆之宝。1936年，殷墟遗址内发现的YH127甲骨窖穴，是殷墟考古至今出土的甲骨最多的一坑，共17096片龟甲，现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在1996年召开的国际图联大会上被专家誉为“世界上最早的图书馆”、“中国最早的档案库”。甲骨文的出土和研究，打破了20世纪弥漫国内外两种占统治地位的“东周以上无信史”和“东方文化西来说”的观点，它不仅证实了《史记》、《尚书》等文献关于商代历史的记载，中国的历史由此上溯近千年，而且以实物的形式证明了千年文明古国的存在。
在安阳市西北部有一个渔洋村，这个小小的村庄浓缩了安阳6000年的历史。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七垣文化，到商、春秋战国以来各个朝代，乃至民国、新中国抗美援朝等，各个历史时期文化的发展和演变，在这里都有实物和印证，被外界称之为中国最古老的村庄。渔洋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中国普通村落6000年演变的标本，在它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普通人的生活6000年来不间断地在这里进行，从而形成了丰富的历史堆积。
曹操高陵在安阳得到考古确认，不仅扫除了1000多年来曹操墓所在地的迷雾，更为古城历史增添了一份厚重。作为历史风云际会、英雄层出不穷的三国时期的重要人物，曹操墓地一直是个未解之谜，民间流传甚广的七十二遗冢之说更为曹操墓增添了一份神秘。2009年12月27日,中国考古界的权威专家以科学、严谨的依据在北京郑重发布：魏武王曹操高陵在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被发现。墓室中发现的男性遗骨，专家鉴定年龄在60岁左右，与曹操终年66岁吻合，应为曹操遗骨。
安阳县善应镇灵泉寺已有1400余年的历史，曾为全国佛教中心，号称“河朔第一古刹”。寺内有我国现存规模最大、时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摩崖浮雕塔林，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价值，有专家称其为“中原莫高窟”。在后冈遗址内，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发现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文化的“三叠层”地层关系，从而解决了三者的年代顺序问题，轰动了中外学术界。内黄县的三杨庄汉代遗址清理出完整的汉代庭院及陶器、瓦当和铜钱，再现了汉代农耕文明的真实景象。位于安阳西部的中州第一名宅——马氏庄园，为清末头品顶戴两广巡抚马丕瑶的故居。不仅因为错落有致，气势宏伟壮观的建筑风格被誉为“中州大地绝无仅有的大型封建官僚府第”，还出了一位与秋瑾齐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马青霞。位于滑县的瓦岗寨遗址，曾经上演了一部可歌可泣的隋唐英雄传，翟让、单雄信、徐懋公、秦琼、罗成，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在这里演绎了一段段金戈铁马、征战沙场的传奇。这些文物和遗迹，印证了安阳文化的久远、真实与厚重，昭示了安阳历史地位的独特、鲜明与重要。
博——安阳是艺术殿堂，科学技术在这里兴盛，文化成果在这里交融
安阳前后有殷商、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在此建都，深厚的历史积淀，给我们留下了众多的文化遗存。
商代，就有了求雨和祭祀乐舞，有歌颂商王朝“文治武功”的“韶”舞、“武”舞和“桑”舞；春秋时期，安阳属卫国，《诗经·卫风》收录的就是安阳一带的民歌，经前人考定，邶风、鄘风、卫风都是卫国的诗，卫诗有三十九首之多，近风诗的四分之一；“郑卫新声”说的就是当时安阳一带的民间音乐，这种音乐倾倒了各国诸侯，使魏文侯“乐而忘倦”；三国时期，安阳的文学创作达到了一个高峰，涌现出了“三曹”和“建安七子”为代表的邺下文人集团，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北齐时期，安阳出现《兰陵王》、《踏摇娘》等歌舞；元代安阳人郑廷玉是仅次于关汉卿的元曲大家，代表作《看钱奴》是中国古典十大戏剧之一；当代安阳，文化成就同样令人瞩目，出现了以崔兰田为代表的崔派豫剧艺术、以张海、刘顺为代表的书法艺术、以王宏剑为代表的油画艺术，他们在国内外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和极高的地位。
安阳人有着独特的文化情结，走进安阳，就是走进了文化的绿洲。家徒四壁的人家，可能收藏着价值连城的文化珍品；普通老百姓，可能对历史和文物有着深入的研究与独到的见解；种地为生的农民，放下锄头之后的第一件事，可能是去搞文学创作。也正因为如此，安阳才有了层出不穷的文化名人，才留下了浩若烟海的文化成果。2006年11月，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冯骥才先生来到安阳滑县，当他看到滑县木版年画时，惊讶地说：“这是普查、抢救文化遗产的一个惊人发现，半个世纪以来新发现的一个年画产品，一种失落的文明，中州大地上一个被遗忘的历史辉煌。”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地位，决定了安阳文化交流活动的活跃性。以佛教为例，在中国允许汉人出家为僧，是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后赵国都邺城（今安阳北）开始的。《高僧传》记载：后赵时期，西域僧人佛图澄“前后门徒几且一万，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北齐时期，佛教活动成了全民行为，全国2000多万人，出家的僧尼达200多万人，仅北齐的国都安阳一带大小寺院就达4000多所，出家僧尼8万多人。当时还出现了一批全国佛教中心人物，如道安、慧光、稠禅、法上、道凭、灵裕、慧休等，他们或在安阳、或到全国各地宣讲佛法，组织佛典活动，促使了佛教在全国的兴盛。唐代玄奘法师在去西域和印度取经之前，来到安阳灵泉寺拜灵裕法师弟子慧休大师为师，认真学习华严宗经。武僧稠禅13岁出家，在安阳云门寺习武、学习佛法，33岁应邀来到少林寺，成为少林寺的第二位住持、第一位武僧。应该说，没有大量汉人当和尚就谈不上佛教中国化，安阳在全国佛教发展历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全国最早的佛塔修定寺塔和全国最大的佛教摩崖石刻都在安阳，这些文物遗存是当时佛教兴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标志。由此可以证明，安阳文化既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又具有不断吸纳先进文化和对外传播开放的活力，独特的地理环境使这里形成了多元文化融合发展的前沿重地。
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为安阳旅游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2008年，安阳市提出山水安阳、文化安阳、历史安阳的“三阳开泰”旅游发展战略，安阳旅游在地方特色文化的支撑下得到长足发展。安阳思路、焦作现象和栾川模式被国家旅游局称作拉动河南旅游的三驾马车。
“智”——安阳是智慧摇篮，人间奇迹在这里创造，哲学思想在这里闪耀
安阳殷墟被称作近100年以来中国的最大考古发现，在解读都城遗址、甲骨文、青铜器的过程中，我们也为先民们的智慧而震撼。他们不仅早早地拥有了都市、文字、青铜器这三项标志文明成熟的基本要素，而且建立了最精密的天文观察系统，创造了最优越的阴阳合历，拥有了最先进的矿产选采冶炼技术和农作物栽培管理技术，设置了最完整的教学机构。商代的医学已经相当发达，外科、内科、妇产科、小儿科、五官科等医学门类都已经具备，甲骨文中还有针灸和龋齿的记载。商代先人的审美水平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司母戊大方鼎的气韵和纹饰、妇好墓玉器的繁多和精美，直到今天还让海内外艺术家叹为观止，视为不可重复的珍品。
《周易》被誉为五经之首，东方文明的源头，它所包含的辩证思想，一直影响了几千年中国的文化，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学派，多多少少都和《周易》有着渊源关系。孔子提出了“未知人，焉知鬼”的人文思考，断言“天地之性人为贵”（参见《汉书·董仲舒传》）。《礼记·礼运》称：“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荀子以为“人有气有生有知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董仲舒则肯定：“人下长万物，上参天地”，“而摇荡四海之内”（《春秋繁露·天地阴阳》）。宋明时期的理学家更引入周易的阴阳思维，论证“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周敦颐《太极图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易，穷则穷，变则通，通则久”，“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些《周易》中的名言，至今广为流传。举世闻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也是运用易学理念来指导建筑的体现。两千多年来，泽及川西平原四十余县一千万亩良田，沃野千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谓之天府”。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都江堰市区在此次灾害中蒙受重大损失，但两千多年前修建的都江堰水利系统依旧完好，堪称奇迹。
红旗渠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林县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晶，但背后体现的安阳人的聪明才智，却鲜为人知。红旗渠从渠首到分水岭，长度为72公里，落差只有10米，在没有现代化测量工具的前提下，如何能保证渠水顺利流下来，确实是一个技术难题。当时的县委书记杨贵说，如果红旗渠不能通水，我就从太行山上跳下来，可见压力之大。在修渠过程中，林县的土专家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红旗渠通水一次成功。从沙盘上看，总干渠曲曲弯弯挂在悬崖上，可背后的故事比红旗渠还要曲折。
安阳历史上出现了一批科学家、改革家、发明家，他们为推进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商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改革家，战国时期卫国（今属安阳）人，辅佐秦孝公变法，奖励耕织，废除世袭特权，推行连坐法，废除井田制，按男丁征税，按军功大小授爵，颁布法定的度量衡器，统一度量衡制等，在他的改革措施推动下，秦国完成了从封建领主制到封建地主制的历史转变，一个半农业半游牧的落后国家，数年时间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为一统天下打下了坚实基础。西门豹是战国时期的水利家，出任邺令时期，政绩最著者当为凿渠引漳灌溉农田。至今，漳河南岸还留有当年西门豹兴修水利的遗址，漳河边上的稻田村就是因为引水种稻而得名。
今天，滑县农民发明家李官奇又一次走上了世界发明史的舞台，他发明了大豆蛋白纤维，让中国在世界上第一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纤维原创技术，结束了世界人造纤维发明史上没有中国人的缺憾，被国际纺织界誉为“世界第八大人造纤维”，被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国家专利局授予发明专利金奖。
文化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不是所有文化都包含着智慧，有些文化是腐朽的、没落的，甚至是反动的。相比之下，安阳的地方文化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当之无愧是先进文化。
生生不息的汉字像雨露，如星火，似刀斧，滋润、点燃、开凿了中国浩荡五千年的文明。中国文字博物馆建在安阳，必将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文字研究和文化交流圣地，也必将成为安阳地方文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平台。开馆之后的中国文字博物馆，必将用它令人瞩目的成绩，再次震撼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