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立人思想”表现在哪些作品里的哪些人物身上？

“立人思想”之我见鲁迅先生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旗手和开路先锋，其思想广博深邃，充分体现了一代宗师对真、善、美的热情歌颂。对假、恶、丑的无情批判。而其中最能体现先生意愿的便是被后人称颂的“立人”思想。那么，先生何以要奋臂疾呼“立人”二字呢？立人思想究竟富含那些深意呢？首先要提及的是“弱者本位”思想。我们知道，以“民主”和“科学”为两大主题的新文化运动，从某个意义上也是宣扬“人道”和“人性”的解放。鲁迅先生基于当时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将着眼点放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无产者和妇女、儿童身上。对普通劳苦大众表现了极强的亲和感与同情（当然，这并非说先生对弱势群体的天然缺陷是不与揭露和批判）。由此形成了他弱者本位的思想。可以说这一观点是构筑先生思想体系的根源所在。我们可以从先生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中体会到这一点。如：被官匪剥削的几近麻木的闰土；浑浑噩噩的阿Q；婚姻不幸却反抗无门的爱姑；甚至自视清高却终摆脱不了贫病之苦的下层知识分子范爱农。那么，被先生所关注并充满希冀的弱者又是怎样的一种生存状态呢？概括来讲，一曰“看戏与演戏”；二曰“求乞与被乞”。这两种都属于先生不满甚至愤恨的“民族劣根性”。对于“看戏与演戏”的观点，其形象代言人对读过先生小说的同学而言是十分熟悉的。如被众人当作戏谑对象的孔乙己；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而当众调弄小尼姑的阿Q；更不用说《示众》中入木三分、淋漓尽致的演戏般场景了。众生在生活中不但自己做戏演给别人看（有些还有强烈的表演欲，惟恐他人对自己视而不见），而且把别人的所作所为当做戏来看。看戏与演戏于是就成了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从而构建了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互不信任、自以为是以至冷漠麻木。而这一切又都掩盖在一片喧哗而热闹的锣鼓声中，看去仿佛彼此十分亲密打成一片。这不正需要“立人”思想来重新让国人拥有判别是非的标准吗？其二：“求乞与被乞”。人，不论哪个时代的，都总会对他人有所求，因而同时也有所施。有所求，则可能依赖他人，丧失自我；有所施，则可能使他人依赖乃至依附自我，从而膨胀自我，迷失自我。诚然，生活中不乏被逼无奈的求乞者，但现实生活中似乎并没有那么多真正意义上的“求乞者”。这些求乞者往往可以自谋其力，养家糊口；甚而有身处不幸却浑然不觉，反倒自觉高尚地加倍求乞于他人的。若求乞得手，则相安无事；若不得，则会殚精竭虑地想办法，以致坑、骗、盗、抢也在所不惜。前一种如祥林嫂，虽为奴仆，几近是求乞于鲁家，若非一连串变故，也就那么苟活下去，何至于冻死在除夕之夜；后一种则如阿Ｑ，明知不是自己的萝卜，还强词夺理道是他的。“聪明”和自欺居然劣质到这种地步，就不能不让人怀疑其人格和品行了。如果说先生对前者还是哀其不幸的话，对后者则很大程度上是怒其不争了！再说“被乞者”，即施舍者。相信许多人在生活中都以施舍者自居，以显示自己如何富有爱心、同情之心。但读罢先生《野草》中《求乞者》一文，就不能不诧异于先生所言：“我讨厌他的声调、态度。我憎恶他并不悲哀，近于儿戏；我烦厌他这追着哀呼。”“我不布施，我无布施心，我但居布施者之上，给与烦腻，疑心，憎恶。”“我就憎恶他这手势。而且，他或者并不哑，这不过只是一种求乞的法子。”可见，对于现实中虚假的求乞，对既不知悲哀不幸又要表演悲哀不幸的求乞者，正确的做法是无须布施。思考、鄙夷或离开，是智者正确的抉择！由此可见，弱者是立在排着肉筵的强者、食人者之外，茫然不自知地生活的人。那究竟该如何去“立”他们呢？在先生看来，除去革命势力起来反抗鱼肉和麻痹人民者之外，更重要的是反省自我，至少是少数先驱者首先建立起独立的个人精神自由。“立人”的根本在于“尊个性而扬精神”，只有建立起完善的个性，人才会去发现“精神”。精神是自由的，还是压抑的，这直接关系到是安于现状还是奋起反抗！先生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正是立人所必经的考验。经过先驱者的启蒙、教育，无数的“闰土”、“阿Q”清醒过来，不在沉默、胆怯、徘徊，“立人”的思想才会一步步清晰明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