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罗曼·罗兰，在二十世纪初期先后写了《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这三部传记堪称世界传记文学作品中的典范之作。后来汇成一册，合为《名人传》。罗兰试图通过这些作品恢复20世纪文学的崇高的人道主义传统，恢复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本书描写了处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三个伟大艺术家的精神力量和灵魂的壮美，刻画了他们在遍布苦难和坎坷的人生道路上，历经磨难而不改初衷的心路历程，凸现了他们宽广的胸襟、崇高的人格和博爱的情感。
贝多芬传
一心向善，爱自由甚于爱一切。
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背叛真理。
——贝多芬(1792年手册)
他长得矮小粗壮，身板结实硬朗，一张土红色的狮子脸上额头高高地突起。乌黑浓密的头发虬结在头顶，似乎梳子都难以将厚实的头发梳通。他的双眸具有强烈的震慑力，放射出粗野狂放的光芒。蓝灰色的眼珠往往会因兴奋或愤怒而张得很大，在眼眶里转个不停，而眼珠大多数时候都将他内心的忧愁展露无遗。有朋友说他笑起来很甜美，带着鼓舞人的神情，然而他是一个不习惯欢乐的人，他平时的表情很忧郁，仿佛内心里有无法排遣的忧伤。当朋友看到他沉浸在痛苦中时，需要竭尽全力才能忍住眼泪。一次，一个朋友在一家小酒店里喝酒，他正坐在角落里，紧闭双目，抽着烟斗，仿佛静静地等待死神的降临。朋友与他寒暄两句，他凄惨地一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本子，用聋子常有的尖叫让对方写下他要说的话。他的脸色经常会变化，面部肌肉隆起，青筋暴露，眼露凶光，嘴唇抖个不停。这副可怕的表情往往会将别人吓得灵魂出窍。这是因为他创作灵感突然出现了，或是他弹琴弹得太投入了，进入了忘我的境界。
路德维希·冯·贝多芬于1770年12月16日出生在邻近科隆的波恩。父亲是一个不得志的男高音歌手，母亲是个女佣。
贝多芬的童年充满苦难的回忆。父亲为了发展他的音乐天赋，当他四岁时，就把他关在房间里，一连几个小时地弹钢琴或是拉小提琴。贝多芬差一点永远厌恶音乐，他在父亲的暴力下不得不学习下去。因家里贫困，他过早地挑起生活的重担。十一岁时，他到剧院乐团；十三岁时，他当了管风琴手，而当他十七岁时，疼爱他的母亲逝世了。母亲死于肺结核，贝多芬觉得自己也染上了肺结核，但是比疾病更折磨人的是忧虑。十七岁时，他成了一家之主担负起家庭重任，年老酗酒的父亲被要求退休，由贝多芬领取他的养老金，以免他任意挥霍。他在波恩的一户人家找到了一位终生热爱的朋友——可爱的埃莱奥诺雷·德·布勒宁。贝多芬教她音乐和诗歌。可爱的布勒宁后来嫁给了韦格勒医生，后者也是贝多芬的挚友之一。三人之间诚挚、恬淡的友谊一直保持到老。
贝多芬深爱他的故乡，当他不得不远离波恩，在他几乎度过一生的维也纳及其近郊，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念家乡。那条美丽的莱茵河，时而温柔时而澎湃的河水流过浓荫匝地，鲜花盛开的堤岸，雾气笼罩着白杨、矮灌木和垂柳以及许多果树，远处星罗棋布着村庄、教堂和墓地，呈淡蓝色的远山守护着整片土地。他的心永远和这片土地相连，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梦想着回到祖国。
革命爆发了，它开始席卷欧洲。贝多芬此时正在波恩大学读书，波恩大学是新思想的中心，著名的施奈德在课堂上朗诵了一首情调高昂的诗，激发了同学们的热情。贝多芬的心也为革命跳跃不停。
1792年11月，当战争逼近时，贝多芬离开了波恩，前往音乐之都维也纳，从此就定居维也纳，这一时期，他留下了一张肖像画。画中的贝多芬面部表情严峻：“我的才华会战胜一切，我将勇往直前。二十五岁，生命将完整地打开。”他看似傲慢，举止粗俗，然而他内心无比善良。他在给韦格勒的信中写道：“如果我看到别人手头拮据，而我又无法马上接济他时，我只要坐在桌前，只需一小会儿，我就能让他摆脱困境……我的艺术是为穷人服务的。”
然而，命运奏出了不谐和的音符，在1776至1800年间，他双耳重听。耳朵日夜不停地嗡嗡作响，听力日益下降。开始他羞于向别人启齿，连最好的朋友都没告诉，他将这个秘密隐藏起来，讳莫如深。但到了1801年，他无法隐瞒下去了，他将这一秘密告诉了两位朋友：韦格勒医生和阿曼达牧师。
“我亲爱的阿曼达……我多么希望你能常在我身边陪伴我。你的贝多芬太不幸了。我自身的最高贵的部分，我的听力，大大衰退了。以前我一直瞒着你，可是情况越来越糟……我的病能治好吗？我对此抱有希望，可是我知道这是奢望，我不得不悲惨地生活，逃避我珍爱的一切。听天由命吧！虽然我曾经想过要战胜疾病，可是现在我却无能无力。”
在给韦格勒的信中，他写道：“我生活悲惨，我一直离群索居，只因我不能与人交谈：我是个聋子，对一个艺术家而言，这是个何其可怕的事实！在剧院里，我只有离乐队很近才能听到演员的道白。如果坐远了，我连乐器和歌声的最高音都听不见。当别人说话声音小了，我听不见；可声音大了，我又难以忍受。我诅咒我的命运，也许我该听天由命。但如果有一线希望，我都想向命运挑战，可是我在某些时刻，却丧失斗志，无能为力。”
这一时期的一些作品表现了这种愁苦的情绪。如作品第十三号《悲怆奏鸣曲》(1799年)，尤其是作品第十号的钢琴曲《第三奏鸣曲》的广板(1798年)。但令人惊奇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带有愁苦情绪，如欢快的《七重奏》(1800年)，清澈的《第一交响曲》(1800年)，都洋溢着年轻人的热情欢乐和无忧无虑。心灵极度需要欢乐；但在现实中没有欢乐时，心灵就自己制造欢乐。当在残酷的现实中找不到欢乐的位置时，心灵就在回忆中寻找欢乐。过去的幸福时光不会突然消失。它们的光芒长久地在记忆中闪光。客居维也纳的贝多芬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故乡的一草一木。在乐曲中，故乡的山山水水明媚鲜妍，令人向往。
然而，贝多芬面临的不仅仅是来自于身体的病痛，贝多芬感情强烈，他对爱情怀有纯洁的向往，这样的一个人生来就会受到爱情的欺骗。他不断地追求爱情，梦想着幸福，而幸福一旦灰飞烟灭，他便坠入痛苦的深渊。贝多芬丰富的灵感源于它——爱情的起伏和随后情感的变化，直到他激情不再。
1801年，他爱上了朱丽埃塔·居奇亚迪。他把他的佳作《月光奏鸣曲》献给了她。他在给韦格勒的信中写道：“我现在生活愉快，与人交往也多了，这一变化是一位可爱的姑娘造成的，我们彼此相爱。两年来，幸福离我如此之近，几乎唾手可得。”然而，他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首先，他的现状使他痛苦地意识到，他是不可能娶她为妻的；其次，朱丽埃塔性格的缺陷也使贝多芬痛苦不安，而且她很快嫁了人。这类激情使心灵深受折磨，而对于贝多芬而言，这类激情甚至会整个地毁灭他。他自此一蹶不振，陷入绝望的境地。当时他甚至写了一封遗嘱给两个弟弟。他几乎丧失了全部的希望，只是他坚强的性格让他振作起来。“我的体力随智力的发展而增强，我觉察到我的青春刚刚开始，我看到目标就在前方。要是我能摆脱病魔缠身，那该有多好！我将不再忍受病痛的折磨，我要扼住命运的喉咙，它无法使我完全屈服。千百次的享受人生是多么美好啊。”
爱情的波折，意志的抗争都反映在1802年他创作的伟大作品中：附有《葬礼进行曲》的《奏鸣曲》(作品第二十六号)；称作《月光曲》的《幻想奏鸣曲》(作品第二十七号)；《第二奏鸣曲》(作品第三十一号)等等。1803年的《第二交响曲》更多地反映的是他年少时的爱情，可以感觉得到他的意志占了上风。生命的火焰重新沸腾，贝多芬渴望幸福，渴望恢复听力，他渴求爱情，充满着希望。
在好几部作品中，节奏的强烈与紧凑引人注目，令人震撼，这种音乐中特有的英雄气概来自于产生它的那个时代。大革命来到了维也纳。贝多芬的心完完全全被革命占据了。他关注革命的进程，同情革命思想，他喜欢共和原则，支持国家独立和民族自由，为此他一连写出了《英雄交响曲：波拿巴》(1804年)，帝国的史诗和《第五交响曲》的终曲，光荣的史诗。也许贝多芬并没有意识到，在这一时期，时代的内涵在他的乐曲中得到生动再现。
1806年5月，贝多芬与泰雷兹·德·布伦威克订了婚，她很早就跟随贝多芬弹钢琴。当她还是个小姑娘时，她就爱上了贝多芬，1806年，贝多芬爱上了她。她回忆道：“一天晚上，贝多芬坐在钢琴旁边，他用手抚了一遍琴键，先敲了几个和音，然后神色庄重地弹起一支巴赫的曲子：‘如果你把心献给我，请悄悄地让我们心灵相通。’
“我的母亲早已入睡，哥哥目视前方。而我被他的歌声和目光穿透，沉浸在幸福之中。第二天早上，我们在花园相遇。他告诉我，他正在写一部歌剧，那个主角已在他心中，在他眼前，他已达到一个如此高的境界，一切都充满着光明、纯洁、明亮，而在此之前，他只是如一个无知的孩童，只顾捡石块，不看路上盛开的鲜花……那是1806年5月，征得哥哥的同意，我成了他的未婚妻”。
这一年贝多芬写的《第四交响曲》是一朵纯净的鲜花，散发着这段平静生活孕育的芬芳。贝多芬竭尽全力地把自己的才华与传统的音乐形式相统一，源自爱情的这种调和精神对他的行为和日常生活方式发生影响。此时的他心情开朗、幽默风趣、待人接物彬彬有礼，一改以往不修边幅的形象，衣着整齐考究。甚至他很好地掩饰了他的重听，从外表上看，他健康快乐，一副乐在爱情中的模样。但是人们在他的眼睛里，在《第四交响曲》的梦幻和温柔中，仍感觉到他内心的狂野，那股躁动不安的力量。
爱情的影响一直延续到1810年，贝多芬的才华结出了最美的果实，如《第五交响曲》、《田园交响曲》，还有《热情奏鸣曲》。贝多芬把《热情奏鸣曲》看作他所有奏鸣曲中最强劲有力的奏鸣曲，发表于1807年，并献给泰雷兹的哥哥。
可是这段甜美的爱情却无疾而终了。也许是地位、财产的差异、也许是疾病缠身，愤世嫉俗的他难以忍受爱情的长久等待，总之，两人没有结合。然而双方的内心都珍藏着这段美好的回忆。
1816年，贝多芬说：“每当我想起了她，我就激动不已。”就在这一年，他写下了六首乐曲，名为《献给遥远的爱人》，作品情真意切，感人至深。贝多芬在笔记中写道：“对我而言，只有在艺术中才能找到幸福，让我战胜我自己吧！”
他被爱情抛弃了，1810年，他孑然一身了。但他正值壮年，他觉得自己充满力量，他不再顾忌什么。他不修边幅了，他的行为举止比以前大胆放肆，他说：“除了善良以外，我眼中没有别的。”
这一时期，1812年在特普利兹，他只用了几个月的工夫，便写成了《第七交响曲》和《第八交响曲》，前者是节奏的合鸣，后者是幽默的交响曲。
贝多芬自己也说 ：“我为人类酿造精神的玉液琼浆，我给人们带来心灵上的神圣癫狂。”
也许他正如瓦格纳所说，想在《第七交响曲》的终曲中，描绘一个酒神庆祝会。在这道热情奔放的乡村音乐中，洋溢着大量的坦荡自由的力量。在《第八交响曲》中，力量不那么强大，但却更加奇特，更加人性化。
1814年，贝多芬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维也纳大会上，他被视为欧洲的荣耀，亲王们争相向他致敬，而他高傲地任他们向自己献媚取宠。
他为独立战争而激动，写了一系列应景作品，而这些作品比他其他所有作品更加为他带来声誉。1812年，他留下一张肖像画，画中的他紧咬牙床。在他那张交织着愤怒与痛苦的脸上，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他坚强的意志。他曾说过：“如果我对战争像音乐那么擅长，那我将打败拿破仑。”
继这光辉的时刻的是最悲惨的时期。
贝多芬是个狂放不羁的音乐天才，在维也纳这样浮华的城市里，他知音了了，贝多芬一直想离开维也纳，前往他乡。但是维也纳也有一些高雅的鉴赏家，他们竭力挽留这位伟大的音乐家。1809年，维也纳的三位富有的贵族答应给他一笔不菲的年金，唯一的条件就是请他留在祖国。然而自1814年以后，他的保护人和朋友们，死的死，散的散，到1815年，他说自己没有一个朋友，孤苦伶仃地活在世界上。他的耳朵由重听变为全聋，对他来说，灾难降临了。
在1822年的一次演奏会上，贝多芬担任指挥。可他双耳全聋，完全听不见舞台上的演奏，乐队和歌手的演唱无法配合一下子全乱了套，贝多芬不得不放弃指挥，绝望地回到家。他受到致命的打击，直到死亡的那一天，他都没从阴影中走出来。
两年后，1824年5月7日，在指挥《合唱交响乐》时，观众向他发出喝彩声，他毫无察觉，当他面向观众时，他才发现观众们已全体起立，向他挥着帽子、拍着手。
贝多芬把自己封闭起来，不与任何人交往，只有大自然才能安抚他的心灵。他似乎依靠大自然活着。在维也纳，他每天都沿着城走一圈。在乡间，不论刮风下雨，他独自一人漫步在乡间小路上。“在树林里，我快乐，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喜爱田野，喜爱树林。”
大自然也缓解他精神上的焦虑。他被金钱上的烦恼弄得精疲力竭。他的作品卖不出钱，他又要打官司争夺侄儿的抚养权，他说：“我几乎与一个乞丐相差无几了，可我还不得不硬撑着。为面包而创作真是苦不堪言。”
在侄子身上，他倾注了所有的温情爱意，他写道：“上帝，你一定知道我内心的苦闷，我不得不忍受别人争夺我的查理。请接受我的请求，让我和查理生活在一起，否则我的生活将没有意义。”
后来，这个名叫查理的侄子却让伯父倍感失望。贝多芬写给他的信充满痛苦和愤怒，但却感人至深。
“难道，你回报我的就是无情无义的背叛与欺骗吗？如果我们之间的纽带应该断裂的话，就随它去吧！我做了我该做的，我问心无愧。而你，应该做个普通和真诚的人。你被惯坏了，你对我的虚伪让我寒心不已，我只想离开你，因为你不能让我信任。”
但他又心软了：
“我亲爱的孩子，回到我的怀抱吧，我将以最大的爱接受你。我不会再责备你，只会更加疼爱你，帮助你。回来吧，回到你父亲的身边。——贝多芬。”
贝多芬把兄弟死后留下的儿子视为己出，为他的成长费尽心血。他起初想让侄子上大学，但是侄子想经商，贝多芬不得不答应他。但是查理常去赌场，欠下一屁股债，可怕的是，查理非但没有对伯父的善举感恩戴德，反而恩将仇报，他说：“我变得更坏了，只因我伯父让我上进。”1826年夏，他竟然朝自己脑袋上开了一枪。贝多芬差点儿为此送了命，他始终没从这可怕的打击中缓过劲儿来。查理治愈了，但他到死都没让伯父安生过，伯父临死前，他都没在身边，为贝多芬送终的，不是他称为“自己的儿子”的查理。
但贝多芬在忧伤的深渊里开始歌颂欢乐了。这是他毕生的计划。
自1793年，在波恩的时候，他就开始考虑歌颂欢乐。整个一生，他都在琢磨如何歌颂欢乐以及将歌颂放入哪部作品中。在交响曲中加入合唱有很大的技术困难。为了在作品的段落里引入合唱，他殚精竭虑。这个总是被不幸折磨的人，始终渴望讴歌欢乐，但他不得不年复一年地拖延着这个任务，因为他不断地被激情困扰，为忧愁所累。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才如愿以偿。
当欢乐的主题第一次出现时，乐队突然中止，一种神秘和神圣的气氛油然而生。欢乐由天而降，从平静中缓缓诞生，一开始它温柔地响起，悄悄地渗入心灵之中，当主题进入声部时，低音部唱起严肃而又有些压抑的曲调，渐渐地，欢乐的气氛越来越浓，进行曲的节奏热烈地响起，男高音明亮高亢的演唱，我们可以感受到作曲家奔向田野，一边高喊，一边作曲，如痴如醉，似癫似狂。在乐曲中人类的热情被激发了，向欢乐高呼，把欢乐紧紧地拥抱。
贝多芬的作品战胜了平庸。维也纳轻浮的音乐品味受到强有力的冲击。忧伤的贝多芬原本打算去伦敦定居，并在那儿演奏《第九交响曲》。如同1809年那样，几位高贵的朋友再次挽留他，他们说：“我们得知您写了一部新作品，在作品里您贯注了自己的信仰和情感，我们知道在您伟大的交响曲园地里又开了一朵奇葩。近几年，来自意大利的歌剧正设法占领我们的舞台，想把德国音乐挤入无人问津的角落，只有您才能重建德国艺术的辉煌，未来的春天因您的天才而鲜花盛开。”贝多芬在德国的精英们心中，不仅在艺术上，而且在精神上，享有崇高的声望。他的崇拜者情真意切的信深深地打动了他，他留下来了。
1824年5月7日，在维也纳举行了《D大调弥撒曲》和《第九交响曲》的首场演出，演出异常成功，座无虚席，掌声雷动。当贝多芬出现时，观众们的掌声响了五次，而即使是皇族驾临，习惯上也只是鼓三次掌。交响曲引起一阵狂热。
音乐会后，贝多芬因过于激动而晕了过去。他被抬入朋友家中，整夜不吃不喝，直到次日早晨。音乐会并没给贝多芬带来一分钱，他仍像以前一样贫穷。但他却是个胜利者，他战胜了平庸，战胜了自己的命运，战胜了自己的伤痛。
他抓住了他毕生追求的欢乐。但他并没在欢乐中流连，他又跌入了往日的忧愁之中，他最后的几部四重奏里充满着怪异的阴影。他计划写《第十交响曲》、《纪念巴赫的前奏曲》，为歌德《浮士德》谱曲等等，这些都显示出他的思想开始靠近德国古代大师们。
1826年，朋友们说贝多芬精力旺盛，容光焕发。没有任何权势能束缚贝多芬的思想，贝多芬是伟大的自由之声，也许是德国反动的专制制度下唯一的自由之声。他感觉到这一点，他要用自己的艺术为人类而斗争，为人类造福，给人类勇气与力量，让人类苏醒，斥责人类的怯懦，他在任何人面前，在任何时候都不忘记自己的使命，他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自己的声音。
没有什么可以让他屈服，他似乎已经凌驾于痛苦之上。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尽管创作条件艰难，但他写的音乐却常常带有一种傲然而又欢快的特点。在他死前四个月完成的作品第一百三十号的新终曲，曲调非常欢快，而这种欢快却不是平常的欢快，而是战胜了种种苦痛之后的欢快。他是战胜者，他不相信死神，然而死神还是来了。
1826年11月末，他患了胸膜炎，在维也纳病倒了，朋友们都在远方。他让侄子替他去请医生 。但这个漠不关心的家伙两天后才请来了医生 。他的治疗延误了，而且医生诊治得马虎潦草。三个月里，他一直与病魔斗争着，他立自己的侄子为遗产继承人，给远方的朋友写信，倾诉自己的思念之情。几位英国友人慷慨解囊 ，帮他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在一场大暴雨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一个陌生人帮他合上了眼睛，那是1827年3月26日。
不少人赞颂过贝多芬在艺术上的伟大，但他的伟大不仅仅在于他杰出的艺术才华，而是他代表了当代艺术最勇敢的力量，他在苦难中奋起，与命运抗争。当我们悲伤欲绝时，他会用音乐安慰我们受伤的心灵，当我们在与庸俗作了毫无用处的无休止的斗争后精疲力竭时，我们回到他创造出的音乐中，在信仰与意志的海洋中获得平静与勇气。他的身上散发出的勇气，斗争的幸福，为音乐如痴如醉的状态，无一不感染我们，贝多芬似乎在他与大自然的沟通中，汲取了深邃的力量。他本身就是大自然的一种力量，让人震慑于他的威力之中。
贝多芬的一生都像是一个雷雨天，一开始是明媚的早晨，但已有雷声的轰鸣，突然，乌云滚滚，雷声怒吼，《英雄交响曲》和《第五交响曲》奏起。然而，明亮依在，欢乐仍然是欢乐。但在1810年后，光线变得黯淡，快乐中夹杂着苦涩。随着夜幕的降临，雷雨在聚集，蓄满闪电，暴风雨来了，《第九交响曲》开始了。在疾风暴雨中，闪电撕开了夜的黑幕，亮光又照耀大地。
没有什么样的征服可与之媲美，心灵从未获得过如此辉煌的胜利！一个身陷困境，疾病与苦难造就的受难者，一个从未真正得到欢乐的人，竟然为世界带来了如此震撼人心的欢乐！正如他说过的一句话，他以自己的苦难铸就欢乐，这句话浓缩了他一生的追求，并成为一切勇敢者心灵的座右铭：
“用苦痛换来欢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