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华文明起源方面，首先要知道这个话题的由来。它最先是来自于考古学，又随着考古学的不断深入而发展如果我们翻阅书籍进行查询，可以知道这样一个历程。就是以1950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是从西来说到东西二元对立说，后期是是从一元说到多元说。这里要提到一个学者，名字叫做张光直。张光直先生的恩师是我国考古学的创始人李济，这里要说的是张光直先生他所参与是后期时期的研究，前期是他老师那一代，这里要讲的很多会跟张光直先生联系。在此先提，那么我们进入话题。
首先是前期，要从上个世纪20年代，那时候是中国文化西来说，中国考古学是从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发现仰韶遗址开始的，安特生他是当时是中国北洋政府聘请的矿业顾问，从1914年来华到1925年离开，在华10年，影响深远，尤其是考古学影响深远。尤其是考古学，他认为在仰韶发现的陶器与中国商周时期，和现代中国汉族地区的民俗文物相似,所以安特生推测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他认为仰韶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这个发现的意哪里？在此之前,大家都认为所谓中国人的文化就像传说中的老子,生下来就是一个白胡子的老头，虽然在此之前不少外国探险家和日本的考古学者已经在中国东北、西北、西南等地，采集到远古的石器,但是都被认为是异族的石器，和汉人的历史无关。但是另一方面,当时这个如同孤岛一般的发现，就是这个领域，只能通过和已知的中亚以及中东的考古发现作比较。那么仰韶是什么陶？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是彩陶，而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此地的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与仰韶的纹饰很相似，于是安特生得出仰韶文化西来的假说。
现今考古学界使用的碳十四，在当时对考古遗存的年代考证还没有办法现在的碳十四测年，一切的年代都是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类型学的比较得到的相对年代。顺便解释一下考古类型学，所谓考古类型学，就是对收集到的实物资料进行科学的归纳和分析，主要是受到了生物类型学的影响产生的，不同的器形和组合是构成的不同的特色。另外考古学中有两种主要地层关系。第一就是叠压关系，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层相互叠压；第二，就是打破关系，即晚期的遗迹深处破坏了早期的文化层。要知道，被打破的单位相对早。这样简单解释，既可以大致明白，一切的年代都是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类型学的比较得到的相对年代。
在那时，中东已经有比较一致看法的年代。而中国则除了商周文化以外,对在此以前的远古文化一无所知，仰韶文化刚好放在安诺和商周文化之间的位置上,所以，当然就认为西早东晚。在当时，从西到东顺理成章，这个西来说被许多的中外学者所接受,是上世纪20年代的显学。
接着来到了三四十年代东西二元对立说。说到东西二元对立说,就不能不先提到傅斯年先生傅斯年先生称作是中国的兰克，中国实证主义史学的先驱。傅斯年先生的著作《夷夏东西说》，虽然这部著作是在1935年才发布，但是这部书的思想，却远远就形成了。这本书就核心思想来说，就是认为中国东西部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即所谓夷东夏西。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也就是史语所在河南安阳小屯开始大规模发掘商的晚期都城殷墟使人们在实物上对商文化有更深刻的认识。商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巨大差别，使许多人认识到仰韶文化和小屯商文化之间有一个很大的距离认为以小屯为代表的商文化应该另有来源。而此时吴金鼎先生，吴先生何许人也？发现龙山文化大功者也。吴金鼎，字禹铭。山东省安丘县万戈庄人。吴先生曾经参加河南安阳殷墟、山东章丘城子崖、安阳后岗等著名遗址的发掘。他最出名的成绩是山东龙山黑陶文化的发现者。1928年，吴金鼎先生发现山东济南附近的城子崖遗址，这个遗址在1930年正式发掘，发现了不同于仰韶而接近商文化的东西。有占卜的骨头、发亮的黑陶,还有城墙。所以许多人认为考古学上的发现可以证明一些事情，证明了什么呢？
就是证明了夷夏东西的理论。李济先生认为仰韶与小屯的关系，他用了很有意思的比喻，像远房的叔侄。而徐中舒先生，他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各有其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孕育地。这是徐先生的观点，因为当时彩陶主要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发现，而出土黑陶的代表性遗址都在安阳以东地区,所以虽然在不止一个地点发现仰韶文化层在下，龙山文化层在中，小屯商文化层在上的所谓三叠层，但是，截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东西二元对立的理论，在古史和考古学界均占有主导的地位。但是，尽管当时对仰韶文化西来说还没有提出根本的挑战。
到了五十到七十年代，这时候是一元说。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考古学家就对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关系展开进一步探索。后来尹达，尹达是考古学家也是个革命人，坚定的马克思支持者的。尹达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地层搞混了。因为尹达正确地把龙山文化的遗存从仰韶文化的遗物里分离出来。后来，1937年安特生来南京看史语所发掘的山东城子崖出土的龙山文物时，他认为河南仰韶文化早于山东龙山文化，又认为仰韶之所以既出土彩陶又出黑陶的原因，就是仰韶村的发现可能只是黑陶的开始阶段，彩陶衰落之后，在此基础上发展出陶、骨卜和城墙，最终形成成熟的龙山文化。安特生依然不正视事实。但是一直到50年代中期他动摇了。50年代时期，仰韶文化向东、龙山文化向西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结论还很流行。但是在1956年考古所的安志敏先生等在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发现所谓庙底沟二期文化层，证明至少河南地区的龙山文化是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从仰韶文化发展而来。这个文化既有仰韶文化特征，又有龙山文化特征。所以前后演变的轨迹很显著，这个发现，再加上当时主要的考古发现多在中原和北方地区。因而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到历史时期的商文化的一元论所替代。而这时，张光直先生还在哈读书，他是根据从日本学者那里得来的消息，对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进行了新的整合。后来发表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断代》这篇论文，正式提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发展而来。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两个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其实就是不必要了。但是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一样的严谨，所以我们只能说是似乎不必要了。
同时他也认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就是这个论点。却因为当时的年代特殊，恰逢1959年这个观点的提出几乎没有影响。但是，是金子就会发光，张光直先生根据第二手材料与当时在考古第一线的安志敏先生，以及石兴邦先生，同时在1959年发表了同一观点的论文，而这一观点一直到70年代末期，才由于中原地区之外的考古发现日益增多，不得不让位于多元论。但是该观点一直贯穿了张光直先生的著作《古代中国考古学》，对整个西方的考古学界都有很大影响。
到了八十年代末，这时候就是多元论了。所谓多元论，就是认为中国史前文化既不是外来的，也不是从国内某一个中心向外传播的，各地史前文化是在适应当地自然条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们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相互促进或多或少都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个观点是在上世纪60年代以来考古大发现的基础上形成的，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70年代末期率先提出区系类型理论，对多元论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在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先生一起发表了《关于考古学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划分为六个区域。就是陕豫晋邻境地区、山东及临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临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对中原中心论提出明确挑战。同时两位先生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后来，各地考古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后来张光直先生观点也发生了变化，他在1986年出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注意是第四版，其实书籍版本更新都会有一些观点改变。他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能动地看待中国古代各文化区的相互作用和关系，否定了中原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公元前四千年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为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等，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是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
人的观点是会随着时间改变的，前后三十年张光直先生的观点变化就是例子。综上所讲，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解释的变化，除了受中原中心的传统中国史观和民族主义的影响之外，更直接的原因是考古和考古材料的变化。考古是好东西，这一切解释都要随材料的变化而变化。张光直先生曾经说过去考古学的经验告诉我们，新材料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出现，而建立在老材料上的假说一定会坍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