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以前国家垄断的电网电信等公共行业,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百度腾讯阿里这些互联网大企业入股联通公司获得董事局席位参与经营决策。
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为了解决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乏、政府垄断经营低效率等问题,我国开始了基础设施市场化改革的一系列探索和实践。市场化改革以来,我国的基础设施产业得到了较大发展,投资规模逐步扩大,基础设施服务能力和产品供给能力不断增强。但依然存在着投资不足、产品和服务质量有待提高等问题。主要原因在于民营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还存在观念、行政体制、自身素质等方面的障碍,这些障碍直接影响到了民营企业的发展。
民营资本对于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障碍,我国自1998年以来,把投资的重点集中在对国民经济带动作用较大的基础设施领域,各地为进一步启动民营投资,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文件和政策,逐步放宽了基础设施投资领域,鼓励和引导民营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项目的建设。经过几年的发展,民营资本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实践的结果也表明民营资本在基础领域的投资现状与国家的预期和基础设施发展的需求之间还存在很大的差距,究其根源在于有效利用民营投资的实践中尚存在一些主要问题和障碍。
一、市场准入的隐性壁垒——利益集团中梗阻 就民间资本投资城市基础设施而言,已经不存在来自中央行政的市场准入障碍。最近推出的投资审批制度改革措施中,仍然需要由中央审批部门“核准”的城建项目包括新建机场、燃煤热电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大型主题公园等,针对的都是项目类型而不是资本类型。城市基础设施市场化的操作层面完全在地方政府。基础服务对民间资本开放的范围、顺序、路径等,都应该在地方政府的统筹规划之下有序推进。不可能强求所有城市按同一模式接纳民间资本,浙江、上海、成都的差异就说明了这一点。即使是高度市场化的台湾,2002年也为旧高速公路是否可以标租民间、新高速公路是否可以由民间BOT,展开了一场从官方到学术界的大辩论。
以上情况说明,显性壁垒已不构成民间资本进入的障碍。何况民间资本具有很高的流动性,没有必要盯住某个对内开放不积极的城市再三要求准入,有足够的其他城市可供选择。但是另一方面,很多地方的众多案例反映出,尽管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层与民间投资者能够取得共识,却迟迟难以把双方意愿落实到具体项目上。这一问题之所以产生,在于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存在隐性壁垒,主要就是利益集团的中梗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