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是中国唯一的本土宗教。如果从东汉时正式形成教团算起，已经有近二千年的历史。作为道教的创建者——张道陵在中国道教史上的地位，已是人所共知。但在学界中将其放置在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下加以定位和研究的却是少之又少。这种状况不利于道教文化的研究与发展，更遑论能全面准确地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原有面貌。本文拟从文化的角度，对张道陵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进行探讨。
一、创立中国本土宗教，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
宗教与文化自始以来就如一胞孪生的兄弟，并互为因果。文化的积淀孕育了宗教，而宗教的发展和传承，又成为文化得以弘扬的土壤。一方面，宗教作为人的一种精神需求；一种信仰心理的需要；一种了解世界、完善自我的方式，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它将伦理道德、哲学人生、文化艺术、政治法律、民俗风情等熔成一体，涉及的领域几乎涵盖了文化的所有内容。而另一方面，宗教又随著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大量吸纳其成果，使自身的合理内容呈现出绚丽多姿、意蕴深刻、光彩照人的凝聚形态。因此，宗教与文化的发生和发展具有密不可分的关联。没有宗教，一个民族的文化框架是无法构建出它的完整性。
道教作为中华民族自创的宗教，从张道陵创教之始，它便深深地扎根于神州大地的沃野之中，因此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经过千百年的延续和阐发，道教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心理和人生态度、生活方式以及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广持久的影响。以张道陵为原注的《老子想尔注》首次从宗教的角度上全面地注释《道德经》，在书中，他第一次把自己创立的宗教命名为“道教”，并对创教宗旨、基本教义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对“道”及老子进行了神化。在《老子想尔注》中，“道”不仅是哲学上的最高范畴，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同时也具有人格神化的意义：“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常治昆仑”（第10章注）。老子被张道陵推崇为宗神之后，道教便有了自己的能与孔子、释迦牟尼平起平坐的代表者，从而使原来的神仙崇拜和民间巫术一跃而成为中华民族唯一的民族宗教，近2000年来，一脉相承，香火不断。正因为将“道”人格神化，所以也就付予“道”以思想情感，使之更容易为民众所理解和接受，成为了玄妙高深的道家思想与普通民众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不仅为中国传统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同时也为道教文化的普及发展拓展了巨大的空间。
自张道陵创教以来，道教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的影响，可谓源远流长。尊敬黄帝为中国人的祖宗，这种观念的形成和固化，就和道教有著极其密切的关系，这如同一根绵延不绝的红线，始终贯穿于整个中华文化，形成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道教在历史上曾产生过一大批著名学者，他们在思想文化方面都各有创新性的贡献，在历史的进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特别是道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与儒释之间在相互的冲突中相互吸收和融合；在保持各自的基本立场和特质的同时，延续著共存并进的格局，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文化思想的内在融合与发展。“道家思想可以看为中国民族伟大的产物。这思想自与佛教思想打交涉以后，结果做成方术及宗教方面底道教。唐代之佛教思想，及宋代之佛儒思想，皆为中国民族思想之伟大时期，而期间道教之势力却压倒二教，这可见道家思想是国民思想底中心，大有‘仁者见之谓之仁，知之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底气概。”⑴
道教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渗透和影响是极其深广的。道教在宣导“敬道”的基础上，近而提出了“太平”的社会理想，实际上，就是要建立一个使“道”的精神得以充分而全面体现的社会。这种对平等世界的追求不仅成为广大民众心中的憧憬，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许多文学家，从而产生了如《封神榜》、《搜神记》、《桃花源记》、《水浒传》等众多文学名著。这些作品中反映出的对平等、安宁、和谐生活的企盼，都渗透著道教所宣导的思想观点。道教文化的影响远远不限于小说领域，它对中国古代的诗歌、散文、戏剧同样有著深刻的影响，几乎无所不包。古代中国的文学精神、思想、观念、方法和艺术形象、意象的创造等方面，无不深深地打上了道教文化的烙印，令人赞叹。此外，道教对中国音乐、书画、雕塑、石刻、建筑等形式及其精神，均有深远影响。世界上其他宗教几乎全都是关心“人死之后如何”的问题，认为现实人生充满罪恶与痛苦，只能将所有的希望和追求寄托于天国，企望死后灵魂得以慰籍和安宁。而中国的道教却独树一帜，提出“我命在我，不在天”的口号，将人的生命视作现实的存在，同时珍视这一存在，并且将这一存在当作有形、有气、有神的统一。也正因为道教有“重人贵生”的人文思想，所以道教对于现实人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关怀，从而创立和构造了一个完整的道教养生体系。在医药学、科学技术方面，道教文化也做出了重大贡献。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指出：“中国儒家虽称格物致知，然其所殚精致意者，实仅人与人之的关系。而道家则研究人与物之关系。故吾国之医药学术之发达出于道教之贡献为多。其中固有怪诞不经之说，而尚能注意人与物之关系，较之佛教，实为近于常识人情之宗教。然则道教之所以为中国自造之宗教，而与自印度所输入之佛教终有区别者，或即在此等处也。”⑵
至今我们仍然引以为自豪的四大发明中的火药，就是道士在炼制丹药过程中发现的。除此之外，道家和道教经典以不同的方式保存了古代许多数学与物理成果，对中国古代数学与物理有著独特的贡献。“道教含有一种征服自然的科学精神。对中国科学史有兴趣的人，可以从道士的著作中找到许多资料。”⑶
道教是一个十分重视伦理道德教化的宗教。道教一方面以长生成仙的美好愿景来引导民众自觉地遵守伦理道德；另一方面又用神灵的威力迫使民众遵守伦理道德。双管齐下，在社会上发挥的影响和作用更大。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道教积累了大量的戒律和劝善书，包括功过格等，其中蕴含了众多对当时的社会来说合理的伦理道德思想，而且也使道教的伦理思想更为集中、更加系统化和通俗化。这些内容不仅对道教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道教文化宣导宽容、谦让、虚怀若谷，反对自矜、自满、自伐，这种精神集中体现在文化方面的兼收并蓄的态度，犹如海纳百川，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这种文化心态的传承和弘扬，造就了中华民族宽广的文化特质，更加有利于吸收各种先进文化以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从而使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经久不衰，源远流长。
二、独树“神源于道”的旗帜，展现出一个新的人生观
宗教是一种认识，这种认识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这种反映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宗教的认识，以对超自然、超人间的神秘力量的信仰与崇拜为核心，因此，宗教在现象上看是信仰问题，但在本质上还是种人生观。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人们对日月星辰、河海山岳和祖先甚为崇拜，视之为神灵，并对它们进行祭祀和祈祷，逐渐形成了一个神灵、天地、人鬼的神灵系统。古代殷人认为，卜筮可以决疑惑、断吉凶；巫师可以交通鬼神，依仗巫术可以为人祈福禳灾。神仙信仰的传说故事在民间早已广泛流传。这种心理在许多古籍中也得以充分反映。《庄子》中就有“真人”、“神人”之称谓。《庄子·逍遥游》中曾生动地描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列子·汤问》则称“仙圣之种”所居住的地方叫“归墟”，有“瀛州”、“蓬莱”等五座仙山，“山之中间相距七万里”，庭台楼阁都是金玉做的，到处生长著珍奇的树木，吃了花果就能“长生不老”。《诗经·豳风·七月》中有“万寿无疆”之说。《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了“不死民”，并描绘为“其为人黑色，寿不死” 等等。
这些先民们原始宗教遗留下来的思想观念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口传身授，成为一种文化基因，并以“俱事鬼神”的民间习俗固化在人们的心灵和生活之中。
东汉末期，由于朝政黑暗腐败，社会动荡，人民苦不堪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泪独不还。未知身死所，何能两相完”。（东汉·王粲《七哀诗》）正是当时那个悲惨社会的真实写照。穷苦百姓急切需要一种精神的寄托和慰籍。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张道陵顺应天时地利与民心创立了道教。他以《道德经》为道经之首，并将老子塑造成天本体与人本体的合一，既有神的特质，又是普遍百姓能效法实践的楷模。他鲜明地突显“道”的至上权威：“天地广大，常法道以生，况人可不敬道乎”？（第25章注）“道者，天下万事之本也。”（第14章注）为了说服民众，弘化道法，广开道心，他还形象地进行了描绘：“一者道也”，“一散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第10章注）这种“神源于道”的道神一元论思想，不仅对以往民间鬼神信仰的提高升华，有著重大的文化意义，而且对以后的道教文化发展也产生了极为深远影响。近2000年来，道教虽然出现了各种派别，在修行及方术各有所执，但对“道神”的崇拜却是一脉相传，始终一致的。
《道德经》其书，主旨是阐发“道”与“德”所包涵的哲学思想。老子认为，“道”是宇宙本原和自然发展规律，“德”是“道”在万事万物发展规律中的作用和体现。因此，《道德经》原是老子关于宇宙观、社会政治思想、为人的修养原则的哲学著作。张道陵在《老子想尔注》中为将哲学理论演化成宗教教义，便将“道”解释成为宇宙和人世间的主宰，是具有人格化的至尊之神。对《道德经》中“载营魄抱一能无离”句注释说：“神成气来，载形人身，欲全此功无离一。”“一者道也，……一在天地外，入在天地间，……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常治昆仑，或言虚无，或言自然，或言无名，皆同一耳。”（第10章注）这样，老子便成为道的化身，超世的神，为其成为道教的宗神，找到了神学论证的理论根据。
张道陵宣导长生得仙寿，但修行的路，仍然还是沿著道家清静自然的情操为依归的。如对《道德经》中“重为轻根，静为躁君”一句的注释是：“道人当自重精神，清静为本。”（第26章注）。张道陵为此还强调：“自然，道也，乐清静。希言，入清静，合自然，可久也”。（第23章注）为了加深人们对清静的要求和作用的理解，张道陵在《老子想尔注》中进行了一段概括式的论述：“求生之人，与不谢，夺不恨，不随俗转移，真思志道，学知清静。……然后清静能睹众征，内自清明，不欲于俗。清静大要，道微所乐，……常清静为务，晨暮露上下，人身气亦布至，师设晨暮清静为大要，故虽天地有失，为人为诚，辄能自反，还归道素，人德不及”。（第15章注）这些思想，随著道教的广泛传播，潜移默化地渗透进行民众的生活方式之中。
张道陵在《老子想尔注》一书中，竭力引导人们把长生仙寿作为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从而变道家的养生论为道教的长生成仙说。一是强调遵道而行。张道陵指出：“欲求仙寿、天福，要在通道，守诫守信，不为贰过。”（第24章注）又说：“悉如通道，皆仙寿矣。”（第30章注）二是提倡结精自守。他强调：“道教人结精成神”；（第9章注）“积精成神”，神成仙寿，以此为身宝矣。”（第13章注）“所以精者，道之别气也，人人身中为根本。”（第21章注）三是主张淡泊名利。张道陵对现实社会中的追求名利行为深恶痛绝，他指出：“俗人于世间自有财宝功名，仙士于俗如顽鄙也。”（第20章注）这种淡泊名利的主张，不仅丰富了道教养生说，同时也为把道教的人生观同世俗的人生观区分开来奠定了基础。
张道陵在“神源于道”的旗帜下，把道家的哲学理论转变为道教长生成仙教义的论证；把道家的脱俗情操转化为道教心灵解脱的人生追求；把道家的养生理论发挥成炼神养形的道术。这一史无前例的创新举措，不仅完成了神仙方术与道家哲学的有机结合，而且也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人生观和方法论，从而构建起神与道相通的桥梁，使人们在信奉神灵的同时与道相通，进而体悟道的真谛。更为可贵的是让道教这个新生事物一跃成为与儒家、佛教相并立的民族宗教，从此与儒释一起投身于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之中。
三、宣导“唯道是从”，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一般是指人们的物质资料消费方式、精神生活方式以及闲暇生活方式等内容。它通常反映一个人的情趣、爱好和价值取向，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
张道陵不仅提出了得道成仙的人生理想，而且阐述了以此理想为指导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唯道是从”。他在《老子想尔注》中指出，学道之士“但归志于道，唯愿长生，如天下谷水之欲东流归海也。”（第28章注）张道陵把现实生活中那些仅仅以个人功利作为人生最大目标的人统称为“俗人”，并明确强调：“死是人之所畏，仙、王、士与俗人，同知畏死乐生。”（第20章注）“能法道，故能自生而长久也。求长生者，不劳精思求财以养身，不以无功劫君取禄以荣身，不食五味以恣。衣獘求财利，不与俗争，即为后其身也，而自此得获福，在俗人先。”（第7章注）以此来说明学道之士不追求财富利益，不贪图荣华富贵，不追求美食华服，因为这些身外之物都是俗人之所好尚，非求道的人之所好。“道人求生，不贪荣名。”（第32章注）只有一心一意专心修身求道，才能得到仙寿获福。
怎样才能成仙呢？张道陵指出，首先要通道、行道，长期修持。知行问题是中国古人经常研讨的命题。《尚书·说命中》就有“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说法。在人生实践中，许多道理大家都能明白，但到实践中，就难以做到做好。即使是做到做好了，坚持下去就非常地不容易。对此，张道陵强调“积善立功”的重要性。从小事做起，从自己身边的善事做起，一生坚持，志操坚强。“奉道诫，积善成功，积精成神，神成仙寿。”（第14章注）其次要奉守道诫。张道陵十分重视道诫，这在《老子想尔注》中多有表述。如“人欲举动，勿违道诫。”（第8章注）“心欲为恶，挫还之；怒欲发，宽解之；勿使五藏忿怒也。自威以道诫，自劝以长生，于此致当。”（第4章注）“行善，道随之。”（第29章注）总之，张道陵宣导的人生理想追求的是“积善成功，积精成神，”要实现这种理想，人生不在于形式、方法，关键在于能否坚持善行。他用水堤作比喻，“精，并喻像池水，身为池堤封，善行为水源。若斯三备，池乃金坚。心不专善，无堤封，水必去。”（第21章注）
张道陵创立的道教与其他宗教不同，其宗旨是追求长生不死，因此而重视个体生命的价值，相信通过积善行道的修行，现实中的人可以直接尸解成仙，不需等到死后才灵魂超度；它注重的是现世人生幸福，主张人的生命要生活得适意、洒脱、超凡脱俗，高雅飘逸。这种思想向度，适应了当时人们的精神需求，对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直接而深广的影响。“正因为道教的理想是要实现一个公平、和平的境地，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主张向邪魔妖鬼等恶势力作斗争；正因为道教幻想形体长生不死而成仙，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人们与自然作斗争，争取延年益寿，甚至长生久视。”⑷正因如此，这个扎根于中华大地中的本土宗教才会如此深获民心。随著岁月的流动，道教中许多宗教活动逐渐地转化为民间习俗，代代相传，渗透入每个中国人的心理岩层，成为中华文化的一种特征。同时，道教也成为无数文人墨客的精神栖息地，成为其一生的追求。“常学仙经，博涉道记”（王勃《游山庙序》）；“请斋三千日，裂帛写道经”（李白《游泰山》六首）等等。道教文化启动了无数文人雅士的艺术想像，创作出许许多多的名篇佳作，成为中华文化的宝贵遗产。
可见张道陵创立的道教以及随著历史延续而不断发展的道教文化，为人们开辟了一种迥异于世俗之人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紧紧围绕修道成仙的价值目标，摒弃一切不合修道要志的世情俗态，清虚自守，卑弱自持，无论人生顺境逆境，志操坚强，始终如一地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千百年来，无数的求道之人按此方式，在生活中修道，在修道中生活，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四、以敬道守诫为本，传播和弘扬道家思想
“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通过教育得以实现的。教育人类学家认为，教育是文化的生命机制，正是在教育的作用下，文化才得以产生、保存和积淀，得以弘扬、创造和发展。可以说，教育是民族文化传承的内在动力。”⑸
在汉语中，“宗教”本不为一联缀词，如《说文解字》：“宗者，尊祖庙也，以宀从示。”而“教”指教育、育化、上施下效，侧重在对神道的信仰。
张道陵立教伊始，即奉老子为道祖，以《道德经》作为教化通道民众的根本经典。并把它规定为通道民众必须习诵的功课。为帮助通道民众理解《道德经》，他亲自撰写《老子道德经想尔注》，并逐章逐句地进行注释。为了统一通道民众的思想认识，他提出了“道诫”的概念，以形象的话语对抽象的“道”进行诠释，让人们普遍信守实行。张道陵将道教的尊神首次命名为“太上老君”，明确太上老君即是“一”、即是“道”，乃一气所化，以表明自己思想理论与《道德经》的一致性，统一性。“‘太上老君’概念的提出，在道教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不只神化老子其人，也神化《老子》其书，树立道教的无上权威，对巩固道教的思想和组织，起著不可代替的作用。从此，道教同其他宗教相区别，有了无可争议的权威标志。”⑹
为了巩固教团组织，扩大教化效果，张道陵将深受道教影响地区，划分为二十四个传教中心，并以此向四面八方扩展，这就是史称的“二十四治”。并在信道民众中挑选信仰坚定并能讲授《道德经》的信士为“祭酒”，负责主持治教区的各项教务工作。并且要求信道民众每年在一定的时候会集治所，听取祭酒训导检查有无违反禁令的行为，聆听教区科律，用道家思想教化道人，引导他们按照道教的基本宗旨规范自己的日常行为，从而坚持道德礼仪的操守。并“三宣五令，令民知法”。“会竞民还家，当以所闻所禁威仪敕大小，务共奉行。如此，道化宣流，家国太平。”⑺
张道陵在建教实践中还把道德行为的善恶与生命问题的终极解决联结在一起，以增强人们为善去恶的自觉性和传播道家思想的责任感。他在《老子想尔注》中指出“道设生以赏善，设死以威恶。”（第20章注）“俗人不能积善行，死便真死，属地官去也。”（第16章注）而“通道行善，无恶迹”的人，则能“避世托死过太阴中，复生去为不亡。”（第33章注）“行善，道随之；行恶，害随之。”（第29章注）这种极具威慑力的教化方法不仅大大促进了道教在民间的扩展势头，而且也将道家的思想渗透于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对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及其价值观念等诸方面，都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同时对维护中国古代的社会秩序和伦理规范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从张道陵创立道教时起，道教中人一直奉《道德经》为圣典。历代道教徒学道修真、济世度人，莫不潜心研习、领悟《道德经》的主旨，阐述和注释过道家思想的许多宝贵著作，这些文化成果都集中在道教典籍的丛书《道藏》之中。“自魏晋玄学之后，道家再未形成独立的学术思潮，亦未出现纯粹道家式的思想大家。……唯一从理论上直接继承和发扬道家之学的，是道教中的清修高道。如成玄英提出的‘重玄之道’，司马承祯著《坐忘论》，陈抟传《太极图》，张伯端著《悟真篇》，皆以老庄思想为主体，吸收佛学、《周易》，而对道家和道教哲学同时有创造性的发挥。全真道大师王重阳、丘长春、马丹阳、郝太古等，都主张会通儒、佛、道三家之学而致力于内养。他们不仅是道教的功臣，也是道家的功臣。”⑻
因此，可以说，老子及其学说之所以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道家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是与道教对它的继承和发展分不开的，而这一尊崇《道德经》、阐扬《道德经》思想的传统，即是由道教的创建人张道陵开启的。如果没有道教的继承和发展，那末，在上千年由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状态下，老子及其学说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及其影响，将是难以想像的。
五、与少数民族文化相互融摄，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受中华传统文化沃土所孕育。张道陵在四川创立道教之初，吸收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要素，从而使道教呈现出多元一体的文化特征，道教文化的演进从此别开生面。
“早期道教创立于西南地区，汲取了西南少数民族巫术的营养。由于早期道教创立、活动于民间，就不能不受到民间巫风的影响，这是早期道教与西南少数民族结合的地缘文化因素。西南少数民族巫术文化中的祀神仪式，法器仪仗，符籙偈咒，禹步手诀等作法方式，均为早期道教所承袭。在《道藏》的科仪法术经书中，不难睹见巫术文化的内容。”⑼
与此同时，“道教史上历代宗师以济世度人、弘扬大道的道家精神，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道活动，使道教的神仙信仰与祭祀活动，为西南少数民族宗教所吸纳。道教融入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之中，由此形成道教化的瑶族道教、壮族师公教、彝族西波教。这种民族化、本土化的道教分衍形态，即适应了各民族的民情风俗，又符合各民族崇拜祖先的价值观，因而能够绵远传承、沿袭不替。……道教在西南少数民族中经过整合、创新，衍生出地方化、民族化的少数民族道教。它与正统道教既有联系，又有明确的区别。这为原始宗教与神学宗教相互融摄，为人类学、民族学的文化传播理论，都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典型例证。”⑽
道教对少数民族文化所产生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也远远超过了儒家文化。“直到元初，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众还‘不知尊孔’。如民国凌锡华所著的《连山县志》卷五‘瑶俗’载：‘儿之聪颖者，不与读儒书，性从瑶道士学，’就反映了这一史实。”⑾“道教创立后，不少少数民族先后信仰道教。据统计至今在55个少数民族6千余万人口中，仍有20余个民族约1千万人信仰道教。例如：阿昌族，至今在家里供奉财神和灶君的十分普遍，阿昌族群众聚居的城镇建有玉皇庙、城隍庙、关帝庙。白族，主要信奉道教星辰之神‘六十甲子’、‘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京族，主要信奉道教正一派，道士父子传承，不住宫观。毛南族，信仰一种道教与本民族原始崇拜相融合的宗教，自称道教‘梅山派’。土族，主要信仰道教的‘真武大帝’和‘女神九天玄女’，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举行盛大庙会，进行祈福消灾和祭奠神灵的活动。壮族，与本民族原始崇拜结合在一起，但尊奉‘太上老君’为最高神，同时供奉玉皇大帝、三清、真武大帝、九天玄女等道教神明。新疆地区维吾尔族群众在信仰伊斯兰教之前，也曾一度信仰过道教。”⑿在吐鲁番出土的唐代佛教文书中有大量“急急如律令”的道教术语，可见其影响之深。道教对拓跋、女真和蒙古等贵族也产生过较大影响，这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提供了内在动力。
总之，从张道陵创立道教起，道教就与少数民族文化建立起天然而有机联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融摄、相互促进，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道教文化和少数民族传统宗教，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道教以自身特有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发挥精神文化纽带的作用，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综上所述，张道陵在东汉末期创立道教以来，道教便与中华民族的兴衰紧密相连，并随著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的变更和文化潮流的演进而不断发展。时至今日，道教文化仍然对全世界的所有华夏子孙产生著重要的凝聚作用。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把张道陵——这位为中华文化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杰出历史人物，放置在中华文化的历史大背景下重新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讨，并给予客观和准确的评价，不仅是我们的历史责任，而且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