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没有物理学家转为文学家的?

2020-04-30 综合 152阅读
有,张衡(大物理学家加大文学家)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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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理学家张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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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衡,字平子,公元78年出生于我国河南南阳西鄂。幼年时,家境比较贫寒,靠亲友接济维持生活。艰苦的生活使张衡磨砺出朴素而坚强的品格,他从小好学不倦,博览群书,为后来从事科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张衡喜欢独立思考,虽然熟读经书,但并没有被这些经书束缚住思想。他不满足于只读经卷典籍,认为参观游览可以增长知识、风闻。他善于把书本知识和实际见闻对照起来学习。为了获取更广博的学识,公元95年,17岁的张衡开始离家外游,踏上了求师问业的旅途。
游学期间张衡先到了汉朝故都,时称西京的长安。主要是游览名胜古迹,考察山川地势,谙习风土人情。后来,他来到当时的都城洛阳,进入了最高学府--太学。张衡在这所学校里,勤奋学习,广泛阅读各家各派著作,学问大有长进。人们称他“通五经、贯六艺”,认为他比那些只知死读经书的太学生们高明多了。
从洛阳游学归来后,张衡应邀在南阳郡守鲍德手下做了几年主簿。公元108年,鲍德调任京师,在他的推荐提携之下,两年后,张衡也被召入京城担任郎中,后来担任太史令,主持观测天象工作。公元112年,34岁的张衡从《太玄经》中开始接触数学和天文学,对此发生了浓厚兴趣,以后的二十余年,他几乎将全部精力都集中于自然科学,潜心钻研天文历算,终于在这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为后人留下了丰实的天文遗产。
张衡最先正确地解释了月食的成因,认为月食是由于月球进到地球的阴影里的缘故;他还首先指出了月球本身不发光,月光是太阳光照到月球上后反射所形成的;他根据太阳在天空中的运行规律,解释了冬天昼短夜长和夏天昼长夜短的道理。张衡总结了当时的天文知识和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了《灵宪》一书。书中记录了二千五百多颗恒星,并且画出我国第一张完备的星图。在书中他明确提出了“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的宇宙无限的思想。此外他还提出了行星运动的快慢与距离地球远近有关的论点。
张衡在天文学上重大贡献之一是他发展了浑天说,设计并制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利用水力转动的演示天象的仪器--浑天仪。
“浑天说”是当时相较“盖天说”与“宣夜说”比较先进的天文学说。浑天说认为天是浑圆的。天像蛋壳,地象蛋黄,在天的中间,日月星辰都在“蛋黄”上不停地转动。张衡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浑天说。他认为是一个卵形的球体,直经为200万里,南北向比东西向短1000里;地在天之中,天似蛋壳而地似蛋黄;地靠水浮着,天靠气支撑,半边天在地上,半边天在地下,日月辰则附于天壳之上,随天周日旋转。后来张衡又把地浮于水上的说法改为地悬于气中。张衡的浑天说奠定了我国天文理论的基础。
为了进一步形象地说明自己的学说,张衡发明制造了水运浑天仪。这台仪器的主体是一个大球,用一根铁轴贯穿球心,这根铁轴就相当于地球的自转轴。轴与球的两个交点则相当于地球的南北极。大球的最外圈圆周长一丈四尺六寸一分,镶上一道铜,相当于赤道。大球表面分别刻有黄道、南北极。二十四个节气。二十八星宿和日月星辰等。仪器靠漏壶流水的力量推动齿轮,带动大球缓慢地旋转,一天转一圈。到了晚上,人们从仪器上可以看到星星的起落,和实际天象几乎完全吻合。浑天议的展出引起了许多人的极大兴趣,它不仅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台能比较准确的表示天象的仪器。
当然,张衡最大的成就还是在于他对地震的测定。
东汉时期,我国地震比较频繁。为了掌握全国各地的地震动态,张衡经过长期努力,坚持不懈地进行研究,于公元132年,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测定地震方位的仪器--“候风地动仪”。这台仪器是用青铜制造的,形状象个大酒坛,圆周直径八尺。仪器顶上有一个凸形的盖子,周围镶有八条龙,龙头分别朝着东、南、西、北、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八个方面。每条龙嘴里都含有一颗铜球,龙头的正下方各蹲着一个青铜铸造张着嘴的蟾蜍。仪器的中央,竖立一根很重的铜柱,铜柱底尖、头大,称为“都柱”。在它的四周装有八根曲杆,分别和龙头相连接。如果在某一方向发生地震,震波传到都柱,都柱就倒向某个方向的曲杆上,杆推动含有铜球的龙嘴,球便落入蟾蜍嘴中。
张衡所发明的地动仪的测震灵敏度是比较高的,可以测出的最低震级为三度左右。公元138年二月初二甘肃地震那天,张衡正和一些人在一起渴酒,突然“当啷”一声,地动仪朝西那条龙嘴里的铜球落了下来,掉在蹲着的蟾蜍口中,报告西方发生了地震。可是当时洛阳城里毫无地震感觉,连酒杯里的酒也没有晃。一些不相信“地动仪”的人借此攻击张衡。但张衡却坚定地回答:“咱们还是等事实来说话吧。”过了几天,骑马送信的驿官,果然从地动仪指示的方向--千里之外的陇西,送来了发生地震的消息。在铁的事实面前,那些讥笑张衡的人只好哑口无言了。
公元139年,这位令人景仰的科学家在洛阳病逝,终年61年。
作为文学家的张衡
张衡是公元一、二世纪间我国卓越的数学家兼天文学家、地理学家,也是著名的文学家。关于前者,当别有论述。这里只略述他在文学上的业绩。
张衡(78-139)字平子,南阳西鄂(河南南阳县南)人。曾祖父很有家产,早死。祖父张堪字君游(《后汉书》三十一本传),他把曾祖遗留下来的余财数百万分给侄儿们,自己年十六到京师洛阳求学受业。在太学里认识了一个同县同学朱晖(《后汉书》四十三本传),二人友好齐名。张堪把朱晖当成知己好友,曾拍着朱晖的肩膊,表示要以妻子相托。当时朱晖以为张堪先有名,一时未敢答应。后来二人也未再见过面。张堪在家乡时,早跟刘秀相识,并为刘秀所称赞。刘秀为帝后,召来张堪做郎中,三迁为谒者。建武十八年(42)春他领骑七千匹,跟大司马吴汉去蜀伐公孙述,在道上被命为蜀郡太守。在与公孙述对阵中,张堪建议不宜退师,认为公孙述必败。后述果败战死。张堪先入成都,检阅库藏珍宝,列条上报,丝毫无所取,为蜀人所敬服。在蜀郡二年,朝廷上调为骑都尉,领骠骑将军杜茂营,击匈奴有功,遂调为渔阳太守。张堪到任后,打击奸猾,地方安定,吏民乐为他所用。匈奴以万骑入渔阳,张堪率数千骑击破之。于是郡界安静,张堪乃于狐奴地方开稻田八千余顷,鼓励人民耕种致富。百姓歌颂他:“桑无附枝,麦穗两岐。张堪为政,乐不可支。”张堪为渔阳太守八年,人民殷富,匈奴不敢来犯。后张堪在蜀时的战绩和清廉无所取的情况为光武所知,光武赞赏很久,要征调他重用,不幸张堪因病逝世。张堪死后,家中贫困,朱晖亲到张家探视并给以丰厚的物质救济。朱家子弟不知原委,朱晖才说出与张堪在洛阳相识而被张堪视为知己的往事。
张衡年轻时,家境并不很好。但儿童时他也读书学文。幼年,即善于为文。到十六、七岁便离家拜师访友。从他家西北行,过武关,经蓝田、南山,到达长安。他游览了三辅,京兆尹、右扶风、左冯翊。而后东去新丰,参观骊山沮泉,自然的美景,触发他动笔为文的兴趣,做了一篇《温泉赋》。这是张衡的少作之一,是一篇短小的骚体赋。这篇小赋,形式具备,文辞清新,寓自然之理于风光景色之中,表现了少年张衡好为深邃之思的文章特色。
由新丰再向东,过函谷关,就到了京师洛阳。这时候的洛阳,早一辈的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已经不多见了。王充已过七十家居修养,未知还在世否?大将军窦宪幕府里几位著名的文人,随着窦宪的垮台,都己经去世了。班固、崔骃于和帝永元四年(92)同年逝世了,傅毅还死在他们的前头。这时京师的老学者侍中贾逵还健在,他不仅资格老,而且能使古文经传与图谶联系,历来为统治者所欣赏。和帝永元六年(94)崔骃的儿子崔瑗到京师来了,他跟贾逵学会了天文、历数、京房易传、六日七分等学问,为太学里诸儒生所钦佩。张衡大概在参观太学的时候,认识了崔瑗,并成为最要好的朋友。张衡兴趣广,自学了《五经》,贯通了“六艺”的道理,而且还好研究算学、天文、地理和机械制造等等。他没有和崔瑗一起做贾逵的门生,为什么,我们不清楚,可能因为贾逵讲图谶,他不能忍受统治者这种愚民自欺的蒙昧学说。
张衡在年轻时期志趣大半还在文学,如诗歌、辞赋、散文。因为名气渐大,有人荐举张衡为孝廉,他漠然无动于中;有些公府请他为属官,他也无意去侍候达官贵人。实际这时官场已为外戚宦官所把持,还为官僚系统、学术流派所左右。世路险阻,仕途难进。一个没有钱财与实际权力的人,官是做不成的。张衡家中与京师洛阳均无可以仰仗入仕的力量,他自己虽未表现高傲于人,但不愿与“俗人”交游的性格,又使他很难希望找到官做。这样张衡在洛阳几年所得到的仍是他自己所喜爱的文学创作。他有一篇《定情赋》,可惜正文只存四句:
夫何妖女之淑丽,光华艳而秀容。断当时而呈美,冠朋匹而无双。
叹曰:大火流兮草虫鸣,繁霜降兮草木零。秋为斯兮时已征,思美人兮愁屏营。(《全后汉文》五十三)
是对美人的赞叹和思慕。他还写了一篇《七辩》。凡“七”之类,也是一种赋的形式,始创于前汉初期淮阴人枚乘的《七发》,以七事启发“太子”而得到使听者悔悟的目的。到张衡时代,这种赋体仍有作者模拟试作。张衡的《七辩》,自居于无为先生与虚然子等的谈话而表达自己的志趣所在。虚然子言“宫室之丽”,雕华子言“滋味之丽”,安存子言音乐之丽,阚丘子言“女色之丽”,空桐子言“舆服之丽”,依卫子言“神仙之丽”,无为先生对前五子之说都默然无对;对依卫子之说虽有所言,实际也不以为然,末以“将飞未举”一语婉然谢绝了。最后,仿无子曰:
在我圣皇,躬劳至思,参天两地,匪怠厥司。率由旧章,遵彼前谋,正邪理谬,靡有所疑。旁窥八索,仰镜三坟,讲礼习乐,仪则彬彬。是以英人底材,不赏而劝,学而不厌,教而不倦。于是二八之俦,列乎帝庭,揆事施教,地平天成。然后建明堂而班辟雍,和邦国而悦远人,化明如日,下应如神,汉虽旧邦,其政惟新。
仿无子这一段话,真正打动了无为先生的心,“而先生乃翻然回面曰:‘君子一言,于是观智,先民有言,谈何容易!予虽蒙蔽,不敏指趣,敬授教命,敢不是务。’”(《全后汉文》五十五)这是一篇赋体的寓言,张衡借仿无子的口,倾吐了自己的理想,“汉虽旧邦,其政惟新”,他把现实想像得这样完美,中兴的汉室,将达到圣人之治的神化境界。但现实距此境界又如此遥远,他也不敢期其必然,所以他在兴奋之余,还只能表示“敬授教命”,努力以赴,将来究将如何,不敢多言了。
京师洛阳是不能久居的。不知什么原因,张衡能回到自己的家乡南阳去,做南阳太守鲍德的主簿。此事不见于《后汉书》本传。张衡为南阳太守主簿,有他的《绶笥铭·序言》(《全后汉文》五十五)为证。但从哪年开始的,也没有讲清楚。今从孙文青《张衡年谱》之说,张衡从二十三岁(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开始为南阳太守主簿,大致是可信的。这时候,张衡最好的朋友崔瑗大概已离开京师了。他从家乡出来游学已六、七年,又有机会回到家乡,应该说是很幸运的了。张衡和太守鲍德相处很好,他为太守做做文书工作。除本职工作之外,时间还是不少的。他有可能继续进行文学工作,他写了一篇与《定情赋》有关的《同声歌》:
邂逅承际会,得充君后房。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汤。不才勉自谒,贱妾职所当。绸缪主中馈,奉礼助烝尝。思为苑蒻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洒扫清枕席,鞮芳以狄香,重户结金扃,高下华灯光。衣解巾粉御,列图陈枕张。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众夫所希见,天老教轩皇。乐英斯夜乐,没齿焉可忘。(逯钦立《汉诗》六)
这是一首合乐可歌的文人乐府,这种五言诗体,在张衡时代,还在创造的途中。它说的是直接的抒情叙事呢,还是借新婚夫妇的相得心情而有所比喻呢?这是不易肯定的。但如果以之比喻和鲍德的官属友谊关系,似乎也是说得通的。
在南阳太守的官邸里,张衡完成了蓄之已久——大约说来足有十年的《二京赋》。这两篇与前辈著名文章家班固的《两都赋》,是一种不言而喻的历史比赛。它们的形式相似,寓意也无异,都是这一故事,以铺陈西都的奢侈为鉴戒,而盛赞东都的节俭以进行讽谕,对统治者都是有益的。但班张的时代已不同,张衡所处的后汉社会危机已逐渐地激化了,所以他在《东京赋》里所表示的讽喻比班固讲得深刻多了,以人民的怨仇为准,看王朝的危亡问题,这不是“劝百而讽一”的小讽,而是站在王朝的危亡高度大声疾呼了。
今公子苟好剿民以偷乐,忘民怨之为仇也;好殚物以穷宠,忽下叛而生忧也。夫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坚冰作于履霜,寻木起于蘖栽,昧旦丕显,后世犹怠。况初制于甚泰,服者焉能改裁?故相如壮上林之观,杨雄骋羽猎之辞,虽系以颓墙填壍,乱以收置解罘,卒无补于风规,只以昭其愆尤。臣济奓以陵君,忘经国之长基。故函谷击关于东,西朝颠覆而莫持。凡人心是所学,体安所习,鲍肆不知其臰,玩其所以先入;咸池不齐度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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