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是前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中顾委委员。改革开放初期，杜老主持了农村问题五个1号文件的起草，名声大振，成为上世纪80年代最负盛名的农业经济和农村政策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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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泛调研和深入讨论的基础上，杜润生开始带领农研室干部起草一个极为重要的文件，这就是———
中共中央在1982年元旦这一天发布的1982年1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后来也称为农村改革的第一个1号文件。
文件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这个文件比1980年75号文件又大大前进一步，从而结束了围绕包产到户长达30多年的激烈争论。包产到户从此成为中央决策。
第一个1号文件打破了政策坚冰，但是很多实际问题接着涌现出来，急等回答。比如允许不允许私人购买拖拉机，农民能不能倒买倒卖长途贩运。再比如雇工已经出现，政策是否允许等等。今天看来，这些都不成为问题了，但在当时则属于争议极为激烈的大政方针。
1983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第二个1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文件要求继续完善和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政社分开，改革人民公社体制。文件要求搞活农村工商业，放宽农村流通领域政策，促进农业生产向商品生产转化。农民完成统购统派任务后的产品，私人也可以经营买卖，可以进城，可以出县、出省。允许农民个人或合伙进行长途贩运。允许农民个人购买农业机械。对农村工商个体户的政策，参照城镇个体经济的政策执行。农村的基础设施，也可以由农民个人或合股兴办，实行有偿使用。
1984年1月1日，发布第三个1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文件宣布了一个农民极为关切的内容：“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生产周期长和开发性项目，如果树、林木、荒山、荒地等，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农民说这是中央给我们吃了定心丸。
文件要求疏通城乡流通渠道，允许农民资金自由流动，发展农村商品生产，放宽农村雇工政策。对于雇工超过规定人数的，“可以不按资本主义的雇工经营看待”。文件要求制止对农民的不合理摊派，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农民进入城镇务工，改变“八亿农民搞饭吃”的局面。这是鼓励农民脱离耕地进城当“农民工”的最早的文件。以上两个文件发布之后，温州纠正了当初压制农民搞私营经济的做法，给“八大王”恢复了名誉，称赞“八大王”是发展商品经济和搞活流通的能人。
1985年1月1日发布了第四个1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1.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从今年起，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任何单位都不得向农民下达指令性计划。2.帮助农村调整产业结构。3.进一步放宽山区、林区政策。4.积极兴办交通事业。5.对乡镇企业实行信贷税收优惠。6.鼓励技术转让和人才流动。7.放活农村金融政策。8.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和商品经济要求，积极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制。9.进一步扩大城乡经济交往，加强对小城镇建设的指导。10.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10条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标志着农村经济进入商品经济发展新阶段。
1986年1月1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1986年农村工作的部署》。这是第五个1号文件。1985年，农产品产量下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了，一些人对农村改革产生了质疑。针对这种情况，文件强调了要坚持改革，依靠改革解决农业生产中遇到的问题。文件重申要以农业为基础，提出了增加农业投资和水利投资，提高和改善农业技术，加强服务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五个1号文件可圈可点，总的方向，是一步步消除“左”的束缚，解放农民和农村生产力，从而为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奠定了最初的政策基础，可谓功不可没。
五个1号文件的时代，是中国农村第一次改革与发展的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