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穆罕默德尤努斯的格莱珉银行在孟加拉国的成功

“扶贫社”引进孟加拉“穷人银行”模式，历经13年的中国乡村试验，在探索中国“穷人银行”模式的同时，也为中国的扶贫事业打开了另一扇门。孟加拉“穷人银行”的中国之路 证券时报记者杨兰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创办的孟加拉格莱珉银行（GrameenBank，意为乡村银行）被称为“穷人银行”，鲜为人知的是，早在13年前，这个“穷人银行”的模式就已经被引入中国并在中国这块土壤上试行了13年。最近尤努斯的来访，就像“刮了一股风过来，对中国小额信贷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杜晓山教授说。13年前，即1993年，由杜晓山主持的“小额信贷扶贫研究”课题组引进了孟加拉格莱珉银行模式并先后在中国的5个县进行试点，至今，它的情况怎样呢？证券时报记者对杜晓山教授的专访揭开了孟加拉“穷人银行”中国乡村试验的神秘面纱。10万美元起步早在80年代中后期，杜晓山就开始着手扶贫领域的研究。当时扶贫贷款的现状是，要么被层层节流挪作它用，要么贷给了那些办企业的个体工商户，真正到达农民手上的微乎其微；二是贷款不管到了谁的手上，几乎都收不回来。“这是两个顽症，也是我们最困惑的难题。”杜晓山认为，农民能不能借到钱和能不能还钱之外，更深层次要考虑的就是扶贫机构自身能不能长久地自我生存。在一次国际研讨会，杜晓山发现孟加拉的格莱珉银行在不同程度上都解决了他们的困惑。九十年代初，杜晓山他们开始在社科院的刊物上、报纸上以及各种研讨会上进行宣传，“但是那时没人注意这事，学术界也有很多人认为人家的经验再好也不适用我们。”但杜晓山和他的课题组希望用实践来说话，出于这样一个动机，1993年杜晓山去了孟加拉考察。去之前，他们就定了河北易县作为试验点，与当地政府沟通也很顺畅。考察结束，在与尤努斯交换意见后，杜晓山他们得到了孟加拉格莱珉银行信托基金（GT）的5万美元低息贷款。“他的理念是‘我可以借给你，但我不可以送给你’，他对农民也是一样的理念，这个理念就是要让农民建立发展的、自我增强能力的意识。”1994年格莱珉银行的5万美元到位，同时杜晓山他们还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的5万美元赠款，加起来是10万美元。接下来，为了取得一个相对合法运作的身份，杜晓山他们请易县政府出具了允许社科院在易县做试验点的文件；同时在当地民政局注册了一个非盈利的社团法人—“扶贫社”。扶贫社由当地政府推荐一位负责人全职参与扶贫社工作，但属公务员编制，享受公务员待遇，其余的工作人员全部从社会招聘，由扶贫社发薪。河北易县之后，杜晓山他们又先后在虞城、南召、丹凤、涞水和金堂5个县建立了小额信贷扶贫试验点。据说，运作最初国务院扶贫办的态度是“口头支持”但没有任何文字，直到1999年12月，扶贫社运作了5年之后，人民银行才给了社科院一个批准文件，允许社科院继续按现有模式试验，同时，国务院办公厅和扶贫办也都下文表示了支持这项试验。孟加拉模式的拷贝“除了机构和孟加拉银行不同之外，我们几乎原封不动地把它的模式拷贝过来了。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独立运作的，我们是要跟政府协调、接受社科院的指导的，带有点半官方的性质，当然还有就是我们不可以吸储。”杜晓山说。虽说是照搬，但杜晓山他们还是根据中国的国情作了一些相应调整，他们称之为“中国式小额信贷模式”（详见“扶贫社运作模式”）。与孟加拉格莱珉模式相同的是，中国模式同样以贫困家庭中的妇女作为主要目标客户，按照尤努斯的说法，是因为“妇女流动性低，违约可能性低，同时由于她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更有决心和毅力使自己的家庭摆脱贫困，故而更为珍惜借贷的机会。”格莱珉银行贷款人中，妇女的比例已经由最初设定的50%提高到了现在的96%。而杜晓山告诉记者，中国模式中，妇女贷款的比例是85%以上。事实上，孟加拉格莱珉模式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以妇女为主体，五人小组联保，每周分期还钱，按照贷款额的5％收取小组基金和强制储蓄作为风险基金，按期还款以后还可以接着贷并可以提高借款金额，可以无限期地循环贷款。杜晓山解释，其实五人小组联保可以视为是担保的一种形式。2001年到2004年，格莱珉银行开始了“格莱珉二代”的模式转型。“格莱珉二代”的特点是，采取建立在借款者个人信用基础上的弹性贷款机制，只要信用良好，借款者就可以提升贷款规模，直至贷款额度上限，如果无法如期偿还，其贷款额度上限就会下调。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联保小组的作用已经减弱了，贷款的期限也变得更加灵活。2004年8月份，杜晓山他们在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副总经理沙迦汗·阿里的指导下试验了模式二。“模式二中包含了模式一（整贷零还），又增加了一种贷款方式（整贷整还），是一种有更灵活贷款额度、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的贷款模式。”杜晓山说。平均90%的还贷率说到运作的最终效果，杜晓山并不同意有些媒体夸大其辞的说法，他以一位学者严谨的态度说：“总体上说得过去，但不完全是非常乐观的”。在社科院试点的6个县里，陕西丹凤的扶贫社最后交还给了当地政府，原因是“当地政府干预过多”。在做易县试点时，杜晓山他们参照孟加拉的模式，定下了8％的利率。1996年他们在陕西丹凤又建立了一个试点，这个试点后来被政府接管后，利率由8%降到了3%，虽然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显然“混淆了信贷与救济的区别，扶贫社长期的亏空就难以弥补”。最后，社科院关闭了丹凤试点。“过去的经验表明，政府干预程度越大，经营效果往往越差。”杜晓山说，他们后来认识到，如果是短期项目，还可以依靠政府，但如果是长期运作，则一定要与政府脱钩。现在，他们的河北易县、涞水、河南南召、虞城等四个试点项目都已经与政府脱钩。至于还贷率，杜晓山认为已经“越来越好”。在涞水、金堂县还贷率已经可以达到100%，但因为有些要求每周还的贷款可能会拖到两周三周之后还，所以杜晓山宁愿把这个数字说成99%。目前除了虞城还有亏损之外，其他几个点已经基本上实现了持平或盈利，平均还贷率达90%以上。据了解，扶贫社在河北省易县累计向1.9万多农户发放小额贷款6700多万元，妇女受扶持率占83％，全县近6000户贫困户实现了脱贫。社科院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扶贫社先后共投入贷款资本金1500多万元，累计发放贷款1亿多元，目前正在获贷款支持的贫困户16000户左右，累计受益农户3—4万户，覆盖贫困人口约15万人。“扶贫社”面临转型对于游离于政府和商业化运作之间的扶贫社来说，除了面临其身份的合法化问题之外，由于“只贷不存”，还面临着严重的资金饥渴。在最初筹集的10万美元之后，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又先后给了社科院一些低息贷款，总额加起来约600多万元人民币。“其他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赠款和委托款。”杜晓山说，福特基金会、澳大利亚国际开发所、台湾爱国商人杨麟等都先后给了项目很大的资金支持。但显然，有限的资金来源无法使项目做大，这也是格莱珉模式在中国运作13年而始终没有做大的一个原因。“扶贫社的治理结构还有问题，人员素质还需要提高，面临着大的改造和调整。”在杜晓山看来，这些调整都需要资金支持，而社科院现在只能先打基础，跟中央去争取政策。杜晓山还有一个观点，他认为格莱珉模式在中国试验13年，事实证明这种模式在中国是可行的，而社科院也已经到了完成历史使命的时候。“我们社科院不是搞企业不是做银行的，我本身也不是银行家，我们应该给我们的机构找一个好的出路。”杜晓山说，他希望国家出台政策，这样就可以按国家的政策把它变成一个公司或者交给一个公司，又或者交给一个银行或者成立一个银行。他希望在平稳的过渡过程中对扶贫社进行改制，最后使之变成一个财务可持续发展的、为穷人和为弱势群体服务的金融或者准金融机构。事实上，杜晓山他们的尝试已经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兴趣，尽管目前仍然没有明晰的政策出台，但显然他们看好这一市场。目前已经有一家深圳的投资公司着手与社科院接触，并派出专业人士帮助扶贫社改善经营管理。扶贫社运作模式模式一：扶贫社从1994年成立时就采用的运作模式，主要的特点是：1.以贫困家庭中的妇女作为主要目标客户。2.服务进村到户。所有的贷款申请、培训、取得贷款以及还款都在农户所在的社区（村）内完成。3.整贷零还。第1轮贷款额度上限为1000元、贷款期限1年，借贷成员需要分期（每周）偿还贷款利息和本金。如果第1轮贷款能够按时偿还，则可得到更大些额度的后续贷款，目前由于受资金的限制，第2轮及后续贷款额度上限为2000-3000元。4.农户的组织方法为采取连带小组方式，强调社员相互合作和监督。典型的组建小组的方法是：社员自愿组成5人小组（直系亲属不得在同一组内），一般6－8个小组构建一个中心，分别选出组长和中心主任。小组成员间要互相帮助和监督，并发挥联保作用，形成自身内部的约束机制。每周由中心主任和信贷员召集所有成员参加的中心会议，主要是检查项目落实和资金使用情况，办理放、还、存款手续等。5.小组基金和强制储蓄：按照贷款额的5％收取小组基金和强制储蓄作为风险基金，在农户按期还清贷款之后将强制储蓄退还给农户。模式二：2004年8月份开始试验，主要的特点是：1.成员标准：贫困农户家庭净资产不超过两万元，上年家庭人均纯收入1500元以下，以有创收能力的妇女为主。2.小组基金和强制储蓄：小组基金按贷款额的1％在放款当天一次收清，强制储蓄是每周按贷款额的千分之二交纳。3.五户联保形式不变。4.贷款额度：第一期2000元为上限，第二期3000元为上限，第三期以后以4000元为上限。5.贷款的回收：贷款的额度和时间根据用户项目、性质、周期、效益情况来决定。目前有两种方式，一是整贷零还按周还款，全部贷款在50周内还清。二是整贷整还，即按协议还款，最长期限不超过九个月，扶贫社只在每周收取利息、个人储蓄，本金到期一并归还，由信贷员每周在中心会议上收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