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后，随着摄影科技的发展和传播，摄影器材的日益进步和小型相机逐渐推广，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摄影技术，摄影的题材也更加扩大。这些，为我国众多摄影社团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20世纪20～30年代，是我国摄影艺术从萌芽走向成熟的时期。这期间，全国各地的摄影社团纷纷涌现。它们促进了摄影艺术的萌发和繁荣，在我国摄影史上留下了开拓者的印记。
一、北京光社
作为我国早期著名的摄影艺术团体，北京光社率先举起摄影艺术的旗帜，开拓了艺术摄影的道路。光社的活动时间不到10年，但却把摄影推上了艺术舞台，做出了开拓者应有的贡献。
光社的前身，是由北京大学的摄影爱好者，在1923年成立的“艺术写真研究会”。最早的社员，只有黄振玉、陈万里、钱景华等七八人，会址设在达智营，不久又迁到平安里陈万里的住所。1926年，刘半农、老焱若等一批新社员加入了光社，社员发展到20多人。这时，光社已经不再是北京大学的摄影组织，而是名副其实的北京光社了。
光社的主要活动，是举办摄影展览和出版摄影作品集—《北京光社年鉴》。1924年6月14日～15日，光社在中央公园(今天的北京中山公园)，举办了第一次社员摄影作品展，这是我国摄影史上第一次由摄影团体举办的影展。这次影展，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两天内有五六千人前来参观，大大鼓舞了社员的信心。于是，一年一次的公开展览连续举办了五次。
第四次影展后，参加影展的16人各自选出摄影作品2至5幅，共56幅，编成《北京光社年鉴》第一集，于1928年1月1日出版。这本我国最早出版的摄影作品选集，16开铜版精印，并刊有刘半农写的《序》，陈万里的《小言》和汪孟舒的《北京光社小记》等文稿，叙述了光社的宗旨和历史。
在光社社员中，有很多早期著名摄影家。和钱景华、吴郁周、老焱若一道，被誉为“光社四杰”的陈万里，就是我国摄影艺术的拓荒者之一。
陈万里生于1892年，1919年开始学习摄影。当时很多人都认为，摄影的工作是绝对机械的，只要有技术上的经验就可以成功。而陈万里则认为，这些见解都是“近视的、谬误的”。他曾说道：
摄影离了机械的动作及技术上的经验以外，对于取材，构图阴阳，向背种种方面都是重要的。
陈万里在自己的摄影实践中，最早体悟到摄影的审美功能，提出了摄影“造美”的观点，即在“极不美的境界中”，发现并“照成美”，把自然美创作成融入、表现摄影者个性的艺术美。这是摄影艺术理论中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问题。提出这一观点并在实践中加以验证，是陈万里对我国早期摄影美学的贡献。
陈万里在中国摄影史上，创造了几个“第一”：1924年，他出版了我国第一本个人摄影作品集《大风集》，书中收录了12幅照片。同时，他为《大风集》所写的序言，可称得上是我国第一个摄影艺术宣言。1926年，他分别在苏州、上海和厦门举办了个人摄影作品展，开创了我国摄影个展的先河。
“光社四杰”之一的老焱若(1883～1966)，出生于文人世家，在父亲的影响下，从小喜爱艺术。五四运动前后，他积极参加摄影创作，成为光社的成员。
老焱若擅长风光摄影，有许多摄影佳作留存于世。《北京光社年鉴》第一集收入作品有《朝暮》、《枯木寒鸦》、《联袂寻芳》、《渔翁》、《金鱼》五幅。其他代表作有：《一肩风雪》、《晨雾》、《群鹅》、《拉骆驼》、《赛马》等。他的作品题材广泛，画面自然生动，构图严谨，充满诗情画意，富有中国传统艺术风格。
老焱若不仅是我国早期的摄影艺术家，而且还是一位科技工艺专家、发明家。他极具创新精神，研制出放大机、晒相夹等多种摄影器材，对我国早期的摄影器材工业发展做出了贡献。
二、中华摄影学社
1928年初，中华摄影学社(简称华社)在上海成立。在《华社简章》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以研究摄影艺术为宗旨”。
华社的社员，主要服务于报界和商界。它举办的4次摄影展览，在中国摄影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时我国唯一的摄影杂志《天鹏》，在记述华社影展盛况时写道：
风声所及，远近来观者摩肩相接，出品精丽绝巧，叹为观止。上海闭会后，而京而杭，皆载盛誉而归。
与光社不同，华社的影展除第1届外，都广泛征集摄影作品，只要符合规定的放大尺寸，都可以展出，并在评选时对社外的作品还略有照顾，而不限于华社的社员。如参加第2届影展的作者中，就有北京光社的刘半农、吴辑熙、郑颖荪，广州景社的潘达微，常熟乐社的陆祯芝，香港的李崧，上海的黄秋农、林雪怀、郭锡麒等几十人，松江华亭摄影会还以团体名义加入影展。
1930年12月21日的《申报》，还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华社第4届影展时，美国摄影家葛司登(Gaston)到会参观，“于华社作品，深为赞美，对于邵卧云、郎静山、朱寿仁、胡伯翔尤为佩服，葛氏观毕，立回寓所，出其精品九帧，送会陈列”。由此可见，华社的影展，只要作品精美，即使是外国人也可以参展。
华社的做法，扩大了摄影队伍，培育了摄影新人，促进了摄影艺术的繁荣。
华社还编辑出版过《天鹏》与《中华摄影杂志》。这两家摄影杂志，发表了许多优秀的摄影作品、艺术论文和技术介绍，是我国当时影响最大的摄影杂志。
华社社员的作品，题材比较广泛，艺术形式多种多样，有些摄影家已具有自己鲜明的艺术风格。如华社影展中展出作品最多的作者胡伯翔，就始终把镜头对准下层劳动群众。当时的人们评论道：
他的拍摄对象，常是山野水边乡村街头，把一些粗野琐屑的搬上了镜头，立刻换来一股质朴纯厚的风味，教人感出我们东方的美与雄厚。
华社的其他社员，如郎静山、胡伯洲、邵卧云、朱寿仁的作品，也都各有特色，有些人后来还成为享誉中外的摄影名家，他们为我国摄影艺术的民族化、个性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三、黑白影社
黑白影社，是继北京光社和上海华社之后，20世纪30年代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摄影团体。
黑白影社成立于1930年的元旦。刚成立时只有7名社员，他们是：陈传霖、林泽苍、林雪怀、聂光地、曹云甫、林云声和佘堂庸。社址设在上海跑马厅路845号，卢施福医寓。不久，卢施福也成为黑白影社的重要成员。
黑白影社一成立，就制订了“黑白影社社章”，对于命名、宗旨、社员、纳费、组织等各项都有明确规定。
黑白影社之所以命名为“黑白”，社章中是这样解释的：
黑白是光的全部，就是色的全体。摄影就是光和色所寄托的型体，光和色也就是摄影的灵魂。
以黑与白的互相调和，象征摄影。
影社的宗旨，在社章中也有明确规定：
本社集合有浓厚摄影兴趣者，共同从事研究艺术摄影，以表扬我国文化及增进我国在国际艺术界之地位。
影社对于入社成员的要求是：
凡与本社宗旨相同而品行端正者，不论摄影经验深浅，及营业与非营业者，签立志愿书请求入社，经委员会审查合格，均得为本社社员。
黑白影社对社员不论资排辈的做法，纠正了华社的关门主义，使社员很快发展起来。到抗日战争前夕，社员已经遍及全国，共计168人。著名摄影家沙飞、吴印咸、敖恩洪、吴寅伯和画家叶浅予等，都是当时黑白影社的社员。
黑白影社的作品，题材比华社的作品更加广泛。除一般的风景、花鸟、静物、肖像、建筑、人体之外，反映现实生活和社会面貌的作品，占有相当的比重。如司徒怀的《勤俭》，陈传霖的《疗饥》、敖恩洪的《荷锄晚归》、吴中行的《良伴》等，都把镜头对准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记录了他们的生存状态。
黑白影社举办过4次规模较大的“黑白影展”，两次陈传霖、卢施福的联合影展。此外，还出版了3册《黑白影集》，影集中，收录了第2、3、4届黑白影展展出的作品。
半农谈影
在中国摄影史上，刘半农(1891～1934)占有重要地位。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猛将，著名的语言学家、文学家、诗人，涉足摄艺之初，就显露出他对于摄影艺术的真知灼见，被称为“中国摄影美学第一人”。
刘半农十七八岁时开始接触摄影，当时只是随便玩玩。后来，他到法国留学，才真正把摄影作为一门艺术进行研究。1925年，刘半农学成归国，在北京大学任教。当时，有的人大肆贬低摄影艺术，他却不以为然，并在次年加入了积极倡导和推广摄影艺术的“北京光社”。
1927年，刘半农出版了中国第一本摄影美学著作《半农谈影》。在书中，他首先批驳了钱玄同所谓“凡爱摄影者必是低能儿”的论调，以及画贵照贱的种种错误说法。他说：
画是画，照片是照片，虽然两者间有声息相通的地方，却各有各的特点，并不能彼此模仿。若说照相的目的在于仿画，还不如索性学画干脆些。
接着，刘半农把摄影分成三类，除照相馆生意外，还有复写的照相与非复写的照相两类。他认为，不同类别的摄影须用不同的法则。而非复写的“美术照相”，则重在“写意”。
什么是“写意”？在指出“写意”并不就是“写假”后，刘半农这样写道：
乃是要把作者的意境，借着照相表露出来……譬如同是一座正阳门，若用写真的方法去写，写一百张还是死板的一座正阳门；若用写意的方法去写，则十人写而十人异：有的可以写得雄伟，有的可以写得清劲，有的写得热，有的写得冷。
这就是说，单纯的“写真”、“复写”是死的，而“写意”、“非复写”则是活的。在人们普遍认为摄影只能“复写”生活的年代，刘半农大胆地提出摄影艺术要表现作者的意境，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于当时中外摄影界关于“清”(结像清晰)与“糊”(影像模糊)的争论，刘半农认为，这虽是技术问题，但必须根据作者表达思想内容的需要进行处理，并对有些人一味以“糊”为美的观点提出了批评：
至于写意照相，却要看作者的意境是怎样：他以为清了才能写出他的某种意境，那就是他的本事；他以为糊了才能写得出，那也是他的本事。我们只能问他的意境写得出写不出，以及写的好与不好；六至于清与糊，应由他自己斟酌：他有绝对的自由。
……有的人不知道糊只是造美的资料，而竟认做了美的全体，于是乎糊!糊!糊!直糊到一塌糊涂，这就糟不可言了!
此外，刘半农还明确提出，要把表现中国人的气息，作为中国摄影的一种要求。他反对以英、美、日的年鉴做“老祖师”，反对一味模仿外国人的作品，说这种“模仿到了头发白，作品堆满了十大箱”，也“只是一场无结果而已”。在为《北平光社年鉴》第2集所写的《序》中，他写道：
我以为照相这东西，无论别人尊之为艺术也好，卑之为狗屁也好，我们既在玩着，总不该忘记了一个我，更不该忘记了我们是中国人。
……必须能把我们自己的个性，能把我们中国人特有的情趣和韵调，借着镜箱充分地表现出来，使我们的作品，于世界别国人的作品之外另成一种气息，夫然后我们的工作才不算枉做。
这段话在70多年后的今天听来，依然令人“发聋振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