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摄影有着怎样的发展?

2022-03-14 文化 44阅读

进入20世纪后,随着摄影科技的发展和传播,摄影器材的日益进步和小型相机逐渐推广,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摄影技术,摄影的题材也更加扩大。这些,为我国众多摄影社团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20世纪20~30年代,是我国摄影艺术从萌芽走向成熟的时期。这期间,全国各地的摄影社团纷纷涌现。它们促进了摄影艺术的萌发和繁荣,在我国摄影史上留下了开拓者的印记。

一、北京光社

作为我国早期著名的摄影艺术团体,北京光社率先举起摄影艺术的旗帜,开拓了艺术摄影的道路。光社的活动时间不到10年,但却把摄影推上了艺术舞台,做出了开拓者应有的贡献。

光社的前身,是由北京大学的摄影爱好者,在1923年成立的“艺术写真研究会”。最早的社员,只有黄振玉、陈万里、钱景华等七八人,会址设在达智营,不久又迁到平安里陈万里的住所。1926年,刘半农、老焱若等一批新社员加入了光社,社员发展到20多人。这时,光社已经不再是北京大学的摄影组织,而是名副其实的北京光社了。

光社的主要活动,是举办摄影展览和出版摄影作品集—《北京光社年鉴》。1924年6月14日~15日,光社在中央公园(今天的北京中山公园),举办了第一次社员摄影作品展,这是我国摄影史上第一次由摄影团体举办的影展。这次影展,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两天内有五六千人前来参观,大大鼓舞了社员的信心。于是,一年一次的公开展览连续举办了五次。

第四次影展后,参加影展的16人各自选出摄影作品2至5幅,共56幅,编成《北京光社年鉴》第一集,于1928年1月1日出版。这本我国最早出版的摄影作品选集,16开铜版精印,并刊有刘半农写的《序》,陈万里的《小言》和汪孟舒的《北京光社小记》等文稿,叙述了光社的宗旨和历史。

在光社社员中,有很多早期著名摄影家。和钱景华、吴郁周、老焱若一道,被誉为“光社四杰”的陈万里,就是我国摄影艺术的拓荒者之一。

陈万里生于1892年,1919年开始学习摄影。当时很多人都认为,摄影的工作是绝对机械的,只要有技术上的经验就可以成功。而陈万里则认为,这些见解都是“近视的、谬误的”。他曾说道:

摄影离了机械的动作及技术上的经验以外,对于取材,构图阴阳,向背种种方面都是重要的。

陈万里在自己的摄影实践中,最早体悟到摄影的审美功能,提出了摄影“造美”的观点,即在“极不美的境界中”,发现并“照成美”,把自然美创作成融入、表现摄影者个性的艺术美。这是摄影艺术理论中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问题。提出这一观点并在实践中加以验证,是陈万里对我国早期摄影美学的贡献。

陈万里在中国摄影史上,创造了几个“第一”:1924年,他出版了我国第一本个人摄影作品集《大风集》,书中收录了12幅照片。同时,他为《大风集》所写的序言,可称得上是我国第一个摄影艺术宣言。1926年,他分别在苏州、上海和厦门举办了个人摄影作品展,开创了我国摄影个展的先河。

“光社四杰”之一的老焱若(1883~1966),出生于文人世家,在父亲的影响下,从小喜爱艺术。五四运动前后,他积极参加摄影创作,成为光社的成员。

老焱若擅长风光摄影,有许多摄影佳作留存于世。《北京光社年鉴》第一集收入作品有《朝暮》、《枯木寒鸦》、《联袂寻芳》、《渔翁》、《金鱼》五幅。其他代表作有:《一肩风雪》、《晨雾》、《群鹅》、《拉骆驼》、《赛马》等。他的作品题材广泛,画面自然生动,构图严谨,充满诗情画意,富有中国传统艺术风格。

老焱若不仅是我国早期的摄影艺术家,而且还是一位科技工艺专家、发明家。他极具创新精神,研制出放大机、晒相夹等多种摄影器材,对我国早期的摄影器材工业发展做出了贡献。

二、中华摄影学社

1928年初,中华摄影学社(简称华社)在上海成立。在《华社简章》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以研究摄影艺术为宗旨”。

华社的社员,主要服务于报界和商界。它举办的4次摄影展览,在中国摄影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时我国唯一的摄影杂志《天鹏》,在记述华社影展盛况时写道:

风声所及,远近来观者摩肩相接,出品精丽绝巧,叹为观止。上海闭会后,而京而杭,皆载盛誉而归。

与光社不同,华社的影展除第1届外,都广泛征集摄影作品,只要符合规定的放大尺寸,都可以展出,并在评选时对社外的作品还略有照顾,而不限于华社的社员。如参加第2届影展的作者中,就有北京光社的刘半农、吴辑熙、郑颖荪,广州景社的潘达微,常熟乐社的陆祯芝,香港的李崧,上海的黄秋农、林雪怀、郭锡麒等几十人,松江华亭摄影会还以团体名义加入影展。

1930年12月21日的《申报》,还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华社第4届影展时,美国摄影家葛司登(Gaston)到会参观,“于华社作品,深为赞美,对于邵卧云、郎静山、朱寿仁、胡伯翔尤为佩服,葛氏观毕,立回寓所,出其精品九帧,送会陈列”。由此可见,华社的影展,只要作品精美,即使是外国人也可以参展。

华社的做法,扩大了摄影队伍,培育了摄影新人,促进了摄影艺术的繁荣。

华社还编辑出版过《天鹏》与《中华摄影杂志》。这两家摄影杂志,发表了许多优秀的摄影作品、艺术论文和技术介绍,是我国当时影响最大的摄影杂志。

华社社员的作品,题材比较广泛,艺术形式多种多样,有些摄影家已具有自己鲜明的艺术风格。如华社影展中展出作品最多的作者胡伯翔,就始终把镜头对准下层劳动群众。当时的人们评论道:

他的拍摄对象,常是山野水边乡村街头,把一些粗野琐屑的搬上了镜头,立刻换来一股质朴纯厚的风味,教人感出我们东方的美与雄厚。

华社的其他社员,如郎静山、胡伯洲、邵卧云、朱寿仁的作品,也都各有特色,有些人后来还成为享誉中外的摄影名家,他们为我国摄影艺术的民族化、个性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三、黑白影社

黑白影社,是继北京光社和上海华社之后,20世纪30年代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摄影团体。

黑白影社成立于1930年的元旦。刚成立时只有7名社员,他们是:陈传霖、林泽苍、林雪怀、聂光地、曹云甫、林云声和佘堂庸。社址设在上海跑马厅路845号,卢施福医寓。不久,卢施福也成为黑白影社的重要成员。

黑白影社一成立,就制订了“黑白影社社章”,对于命名、宗旨、社员、纳费、组织等各项都有明确规定。

黑白影社之所以命名为“黑白”,社章中是这样解释的:

黑白是光的全部,就是色的全体。摄影就是光和色所寄托的型体,光和色也就是摄影的灵魂。

以黑与白的互相调和,象征摄影。

影社的宗旨,在社章中也有明确规定:

本社集合有浓厚摄影兴趣者,共同从事研究艺术摄影,以表扬我国文化及增进我国在国际艺术界之地位。

影社对于入社成员的要求是:

凡与本社宗旨相同而品行端正者,不论摄影经验深浅,及营业与非营业者,签立志愿书请求入社,经委员会审查合格,均得为本社社员。

黑白影社对社员不论资排辈的做法,纠正了华社的关门主义,使社员很快发展起来。到抗日战争前夕,社员已经遍及全国,共计168人。著名摄影家沙飞、吴印咸、敖恩洪、吴寅伯和画家叶浅予等,都是当时黑白影社的社员。

黑白影社的作品,题材比华社的作品更加广泛。除一般的风景、花鸟、静物、肖像、建筑、人体之外,反映现实生活和社会面貌的作品,占有相当的比重。如司徒怀的《勤俭》,陈传霖的《疗饥》、敖恩洪的《荷锄晚归》、吴中行的《良伴》等,都把镜头对准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记录了他们的生存状态。

黑白影社举办过4次规模较大的“黑白影展”,两次陈传霖、卢施福的联合影展。此外,还出版了3册《黑白影集》,影集中,收录了第2、3、4届黑白影展展出的作品。

半农谈影

在中国摄影史上,刘半农(1891~1934)占有重要地位。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猛将,著名的语言学家、文学家、诗人,涉足摄艺之初,就显露出他对于摄影艺术的真知灼见,被称为“中国摄影美学第一人”。

刘半农十七八岁时开始接触摄影,当时只是随便玩玩。后来,他到法国留学,才真正把摄影作为一门艺术进行研究。1925年,刘半农学成归国,在北京大学任教。当时,有的人大肆贬低摄影艺术,他却不以为然,并在次年加入了积极倡导和推广摄影艺术的“北京光社”。

1927年,刘半农出版了中国第一本摄影美学著作《半农谈影》。在书中,他首先批驳了钱玄同所谓“凡爱摄影者必是低能儿”的论调,以及画贵照贱的种种错误说法。他说:

画是画,照片是照片,虽然两者间有声息相通的地方,却各有各的特点,并不能彼此模仿。若说照相的目的在于仿画,还不如索性学画干脆些。

接着,刘半农把摄影分成三类,除照相馆生意外,还有复写的照相与非复写的照相两类。他认为,不同类别的摄影须用不同的法则。而非复写的“美术照相”,则重在“写意”。

什么是“写意”?在指出“写意”并不就是“写假”后,刘半农这样写道:

乃是要把作者的意境,借着照相表露出来……譬如同是一座正阳门,若用写真的方法去写,写一百张还是死板的一座正阳门;若用写意的方法去写,则十人写而十人异:有的可以写得雄伟,有的可以写得清劲,有的写得热,有的写得冷。

这就是说,单纯的“写真”、“复写”是死的,而“写意”、“非复写”则是活的。在人们普遍认为摄影只能“复写”生活的年代,刘半农大胆地提出摄影艺术要表现作者的意境,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于当时中外摄影界关于“清”(结像清晰)与“糊”(影像模糊)的争论,刘半农认为,这虽是技术问题,但必须根据作者表达思想内容的需要进行处理,并对有些人一味以“糊”为美的观点提出了批评:

至于写意照相,却要看作者的意境是怎样:他以为清了才能写出他的某种意境,那就是他的本事;他以为糊了才能写得出,那也是他的本事。我们只能问他的意境写得出写不出,以及写的好与不好;六至于清与糊,应由他自己斟酌:他有绝对的自由。

……有的人不知道糊只是造美的资料,而竟认做了美的全体,于是乎糊!糊!糊!直糊到一塌糊涂,这就糟不可言了!

此外,刘半农还明确提出,要把表现中国人的气息,作为中国摄影的一种要求。他反对以英、美、日的年鉴做“老祖师”,反对一味模仿外国人的作品,说这种“模仿到了头发白,作品堆满了十大箱”,也“只是一场无结果而已”。在为《北平光社年鉴》第2集所写的《序》中,他写道:

我以为照相这东西,无论别人尊之为艺术也好,卑之为狗屁也好,我们既在玩着,总不该忘记了一个我,更不该忘记了我们是中国人。

……必须能把我们自己的个性,能把我们中国人特有的情趣和韵调,借着镜箱充分地表现出来,使我们的作品,于世界别国人的作品之外另成一种气息,夫然后我们的工作才不算枉做。

这段话在70多年后的今天听来,依然令人“发聋振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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