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口政策的实施取得显著成效，人口实现低增长。
自20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全国累计少出生3亿多人。“九五”期间，妇女总和生育率保持在2.1的更替水平以下，我国人口再生产实现了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
2000年末我国人口达到12.6亿，大大超过资源环境所能承载的4亿—7亿最佳人口上限。我国人口素质比1990年普查时明显提高。粗文盲率(15岁及以上文盲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72％，比1990年下降了9.16个百分点。平均每十万人中具有大学以上程度的由1422人上升为3611人；具有高中程度的由8039人上升为11146人；具有初中程度的由23344人上升为33961人；具有小学程度的由37057人下降为35701人；反映了十年来我国落实扫除青壮年文盲，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等措施取得了成效。然而，全国人口的整体素质还是不高，约2亿文盲、半文盲，全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不足小学毕业。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0％，快速老龄化和“未富先老”增加了就业、社会保障的负担。
(二)资源管理明显加强，但危机日甚，人均不足与浪费并存。
我国从总量上看是“地大物博”，但对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具有战略意义的土地、水、矿产和森林等资源，人均占有量都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资源供给不足已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约束。
土地资源总量多、人均少、优质耕地少，可开发的后备资源少。近年来各种非农使用使良田大幅度减少，基本没有实现耕地动态平衡的目标；部分沿海省市的人均耕地面积已经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0.8亩警戒线，全国666个市旗区低于这一警戒线。
水资源紧缺已影响到生产和生活。河流断流、泉水干涸、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水质污染更加剧了缺水危机。
矿产资源总量丰富，但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用量矿产，如富铁矿、锰、铜、石油等，储量不足，供给愈来愈依赖于国际资源的利用；我国继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2000年石油进口达7000万吨，这一趋势不可逆转。
资源短缺与浪费并存。资源浪费问题严重，农业上大水漫灌较为普遍，亩均用水484立方米；工业耗水高出世界平均水平近三倍。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不到20％，总回收率约30％，分别比外国先进水平低30和20个百分点。资源消耗速度是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2倍多，单位产值能耗是国外的2-4倍。
(三)生态环境建设步伐加快，但建设速度赶不上退化速度。
1998年后，国家相继批准实施《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1998年全国性大洪水后国家启动了“天然林保护”32程，而后又开始实施六大林业工程，防止荒漠化、保护草原、水土保持等规划和计划相继开始实施，我国森林覆盖率由13.92％提高到16.55％(按原来的0.3郁闭度计算，提高不足0.8个百分点)。然而，生态退化的形势仍然相当严峻。
水土流失和荒漠化严重。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现有水土流失面积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38％，且以全年100万公顷的面积增加，土地生产力下降严重。有荒漠化土地26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7.3％。土地荒漠化速度在加快，20世纪90年代达到每年2460平方公里。虽然不断治理沙化土地，但治理一亩退化1.3亩。其直接结果是沙尘暴发生频率加快，由20世纪50年代的5次增加到20世纪90年代的35次，2000年则超过10次。草场退化、沙化、盐碱化明显，建设速度赶不上退化速度。草原面积逐年缩小，草原植被覆盖率降低，畜牧生产力不高，甚至赶不上一些发展中国家。
环境治理局部有进展，但整体在恶化。国家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如加快环境立法，在政府结构改革中强化环保和国土部门、实施“三湖三河两区”及北京市和渤海的环境治理、大中城市的大气环境信息披露、排放总量控制、加大环保投入等，部分城市和局部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有所改善，但整体仍在恶化，大气污染加重，酸雨分布范围扩大，汽车尾气排放增加，地表水体污染加重，湖泊富营养化程度明显，近海赤潮发生频率加快，70％的城市被“垃圾”包围。
环境污染还出现新的特点：一是污染结构由工业污染过渡到工业和生活污染并存，后者的排放总量所占比率迅速上升；二是污染范围由点状污染扩大到区域污染，化肥、农药等化学物质的使用，湖泊富营养化日趋严重；三是污染区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逐步向农村乡镇转移，并出现从东部向西部转移的趋势。
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逐步加大。随着经济建设规模扩大，灾害造成的损失显著增加。我国每年由气象、洪涝、地质等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平均每年因自然灾害死亡数万人。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400多亿元，全国损失3000多亿元人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