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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体育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
“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绿色奥运”，不仅是指导我们备战和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根本理念，更是指导我们文化的碰撞中如何融合并追赶现代化潮流的根本理念。
当今世界，“西方飓风”席卷全球，奥运会也正是凭借这股“飓风”首次登陆中国。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奥运会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它虽然在北京举办，但它的话语系统和游戏规则完全是西方式的。我们中国的本土体育——武术为什么不能进入在我国举办的奥运会，就是因为武术的话语、规则和西方文化不兼容。
北京奥运会三大理念的提出，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在按照西方人的规则开展游戏时，我们一定要注意学习西方文化中的精髓，学习他们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同时，我们还应向全世界展示我们中国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展示我们热爱自然、关怀人类命运的“天人合一”观念，从而使中国文化走向复兴。
一、科技奥运：学习西方文化中的科学精神
“科技奥运”，我们不能仅仅把它解读为操作层面上的科技与奥运的结合。作为西方文明最重要的成果之一——“科学技术”，其内涵不仅仅包括科学理论和技术手段，更重要的是它内在的科学精神。“科技奥运”是要我们通过科技与奥运的结合，去认真学习、弘扬西方的科学精神，让科学精神真正渗透到中国文化中来。
那么，什么是科学精神呢？要了解科学精神，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科学。
科学，“科”即法则、规律[1]，“学”指学问，“科学”的意思是“研究规律的学问”，它的英文是science。“science”有两层意思，一是“知识体系”，二是“求真方法”。相应地，科学精神包含两点：客观性和创新性。
所谓“客观性”，就是要承认科学真理的客观性。通俗地讲，就是只服从真理，不服从权威。我们都知道，近代科学的产生，西方人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
1543年，波兰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临终前发表《天体运行论》，揭开近代科学革命序幕。在该书中，他第一次提出了“日心说”，而当时的权威——封建教会主张的却是“地心说”。为此，他的书被禁。他的后继者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为传播哥白尼学说，1600年，竟被罗马教会活活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上刑场前，他的舌头被残暴地拔出。此后，伽利略也著书宣传哥白尼学说，被罗马教会三次监禁，最后一次是终身监禁。
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等为什么会像飞蛾扑火一样一次一次向封建权威挑战呢？是一种科学精神在支持着他们，他们只向真理低头，而绝不向权威低头。
再来谈谈“创新性”。因为科学永远是在探索未知世界，是在寻找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我们都知道万有引力是牛顿从“苹果落地”这一现象得到启发而发现的，他的思路是这样的：假设苹果树再长高一点，苹果会不会落地呢？苹果树长到月亮那么高，苹果还会不会落地呢？如果不会，那么苹果又是从什么地方开始不落地了呢？如果会，那么月亮为什么不落地呢？月亮在围绕地球转，但它为什么不飞出去呢？ [2]
牛顿这种超越常人的思维方式，就是一种“创新精神”。但他的创新，决不是没有根据的“瞎想”，而是建立在严格遵循思维规律的基础上的。像牛顿这样的理论创新必须依靠以下两种方法：演绎法，或者归纳法（类比是一种特殊的归纳法）[3]。
所谓演绎，就是由一般到个别的推理方法，即从普遍性的原理出发，推出个别性的结论。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方法，就是演绎法。他从“向心力使物体受到指向一个中心点的吸引、或推斥或任何倾向于该点的作用”这一普遍原理出发，找到了月亮和地球之间的引力。
所谓归纳，则是由个别到一般的方法，即从一系列个别性的前提出发，推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但这样得出结论不一定正确，容易犯“经验主义”或“以偏概全” 的错误。我们还必须进行科学实验，去找出现象与结论之间的必然联系。这就是科学归纳法。科学归纳法得出的结论才是永真的。中国文化中缺少科学归纳法，只停留在经验和感悟上。现在很多人甚至“拍脑门”就创造“新概念”、“新理论”。
总之，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好比是要“鱼”，而学习西方的科学精神才是要“渔”。我们要的是“渔”，要的是学习他们坚持真理和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认真精细严密的科学方法。
二、人文奥运：学习西方文化中的人文精神
由北京市委、北京市政府、首都文明委、北京奥组委研究制定的《人文奥运行动计划实施意见》对“人文奥运”是这样解释的：
传播现代奥林匹克精神，展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推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合作，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精神与体魄的和谐发展。充分体现“参与奥运、得益奥运”，充分体现“中国风格、人文风采、时代风貌、广泛参与”的特点。
人文奥运是文化的奥运，是以人为本的奥运，是实现和谐的奥运，是“更高、更快、更强”与“和谐、和睦、和平”的有机统一。
从这一定义来看，“人文”包括两个基本内涵：一是文化；二是以人为本。
把“人文”理解为“文化”，很不准确。我们知道，“文化”或“Culture”强调的是对人的教育和培养，这种教育和培养并没有明确的指向，或者说，不同的文化，培养人的目标会完全不同，封建时代的“奴化教育”也是文化，但它却培养的是人的愚昧和奴性。而“人文”不同，它的指向是很明确的，它是西方人文主义运动的产物。西方人文主义运动经历了近代和现代两个阶段。
“人文”的英文译名为“Humanism”。“Humanism”源于拉丁语“Humanus”，意为“属于人的”、“人性的”。“人文”这个概念的出现，是在14世纪到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的一个重大成就，就是产生了一些不以神为对象而以人为中心、不研究神的学问而探讨世俗问题的“人文学” [4]。“人文学”的拉丁语为“Humanitas（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Humanitas”后来专指文艺复兴时的那股人文思潮。
人文主义者把人的问题和人的价值放在首位，强调对人自身的关怀，崇尚人的理性，提倡人的尊严，追求个性解放。这与中世纪把人看作神的罪人、神的奴婢大为不同。因此，文艺复兴运动也被称为“人文主义运动”。
近代人文主义运动或文艺复兴运动将西方社会带入理性主义时代，民主与科学就是西方理性主义文明的两大成果。但是，随着神学的逐步退却，理性主义日益泛滥。理性主义过分强调人的理性，把理性作为人的本质，而人性是多方面的，它不仅需要有理性，更需要的是情感，是温暖，而科技、理性主义则剥夺了人的这一需要。因此，理性主义逐渐遭到批判，代之而起的是“非理性主义”，也叫作现代“人文主义”。
在西方，现代人文主义思潮早在19世纪就开始了，它包括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唯意志主义”，弗洛伊德、弗洛姆等人的“精神分析人本主义”，海德格尔、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以及罗蒂、德里达等人的“后现代主义”，等等。现代人文主义运动尽管学派繁多，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贬抑理性，强调人的非理性成分，并以此表达他们对人性的强烈关注。
不管是近代的理性也好，现代的非理性也好，人文主义始终是围绕着“人”而展开的，它强调的是对“人”的存在、“人”的权利的关注。这既包括对作为整体人类的生存状况、前途命运的思索，但更多的是对作为个体“人”的尊严与独立的关注，它包括对人的天赋权利的捍卫，以及对愚昧、强权等一切不合理现象的排斥。这就是“人文精神” [5]。
可见，“人文”这个概念指向非常明确。由于我们中国从来就没有诞生过西方式的人文主义运动，因此，我们在翻译“人文奥运”时并没有采用常规的译法 “Humanistic Olympics”，而是翻译成“People’s Olympics”，意即“人民奥运”，“人民奥运”和“人文奥运”两者意思相距甚远。这种概念使用上的混乱和随意，必然会导致我们在北京奥运会上与西方文化交流时形成障碍，而无法沟通。
下面再来谈谈“以人为本”。很多人认为中国文化里有着丰富的人文精神，理由是中国文化一向强调“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正是“人文精神”的核心内涵。
其实，中国文化和西方“人文主义”虽然都强调“以人为本”，但两者的含义却是完全不同。中国文化的“以人为本”，更确切的表述应该是“以民为本”（孟子），而“民”是一个整体概念。“以民为本”就是要把整体利益放在首位，要求每一个个体为了这个整体利益，甘愿放弃自身的个体利益。也就是说，要求个体尽可能地放弃权利，去尽义务，正如孔子所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那么谁来代表整体利益呢？当然是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皇土；率土之滨，莫非皇臣。”因此，“以民为本”最后的结果就是要让天下百姓心甘情愿地做奴才，替他们惟一的主子——皇帝卖命。
而西方人文主义中的“以人为本”，其主要内核是强调对个体利益的关注，强调对自身权利的维护，这里的“人”就是“个人”。强调整体还是强调个体，强调义务还是强调权利，正是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重要分界线。由此可见，“People’s Olympics（人民奥运）”强调的是传统， “Humanistic Olympics（人文奥运）”强调的是现代，这是中西文化的差距，也是中西文化冲突的主要根源。
因此，我们不能把“人文奥运”解读为“人民奥运”或“文化奥运”，不然，它不仅使我们看不到西方近代以来两次人文主义运动的巨大成就，更无法学到西方文化中真正的人文精神；同时，也使我们无法向西方世界真正展示中国文化的优秀成分，因为文化本身既有精华又有糟粕。
综上,“人文奥运”的正确解读应该是：传播“公平、公正、公开”的奥林匹克精神, 排斥一切有违奥林匹克精神的不合理现象；崇尚“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信念，鼓励运动员“永争第一”，实现自身最大价值；自觉遵守奥林匹克运动规则，捍卫奥林匹克成员的尊严与权利。
三、绿色奥运：弘扬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观”
“绿色奥运”的理念强调对环境的保护，完全符合世界潮流。环境问题的爆发，最早出现在西方世界。20世纪四五十年代发生了著名的“八大公害事件”：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美国多诺拉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美国洛杉机光化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日本富山骨痛病事件、日本四日市哮喘病事件、日本米糠油事件。
“八大公害”震惊了西方，引起一片恐慌。环境问题是由于人类滥用科技造成的。以发展科技为特征的现代西方文明，虽然给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我们应该很清楚，财富的最初形态是自然资源，财富创造的越多，资源消耗的越快，对环境的破坏也越严重。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正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非正式国际协会“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一书中指出：“人类好像在一夜之间突然发现自己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大量危机:人口危机、环境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原材料危机等……这场全球性危机程度之深、克服之难，对迄今为止的指引人类社会进步的若干基本观念提出了挑战。
过去，西方世界以科技的进步、财富的增长作为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准，而这一标准是建立在“人类中心论”的基础之上的。所谓“人类中心论”，就是把人看作是万物的尺度、自然的主宰。早在古希腊时期，理性主义者们就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文艺复兴运动推崇人的地位，之后又随着近代科学的迅速崛起、工业革命对大自然的征服，特别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出现，将人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在西方人眼里，人在大自然面前似乎可以为所欲为。终于，大自然开始向人类报复了。
面对大自然的报复，西方世界开始紧急行动，绿色和平运动、人类环境会议、全面停止核试验等等，但所有这些措施，仅仅只是停留在技术层面或操作层面，它们还需要有一个最高理念或哲学基础作为支撑。或者说，“人类中心论”导致了人类疯狂掠夺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要阻止这种疯狂行动，就必须改变“人类中心论”这一理念。
那么，用什么理念来取代“人类中心论”呢？
在古老的中国，人们一直过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人和自然和谐相处了五千多年，而西方人自工业革命以来，也就短短200多年，竟把大自然破坏得千疮百孔。中国人古老的“天人合一观”正好可以医治西方人的狂躁症，用它来取代“人类中心论”是最合适不过了。
“天人合一”这个成语最早见于北宋张载的《正蒙》，但“天人合一”的思想却古已有之，而且一直作为主导贯穿整个中国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天”既可以指与 “地”相对的狭义的天体，如“天行健”；也可以指广义的大自然，如“天道自然”。“天人合一”中的“天”既可以是狭义的，也可以是广义的，但从后者的意义上来解读更合适一些。从原始的八卦到诸子百家都是用自然之道来阐发人生真谛，以指导人事运作。这正是广义的“天人合一观”。
“天人合一观”强调自然界与人的统一，人的精神、行为与外在自然的一致，自我身心的平衡与自然界环境的平衡的统一，天道与人道的统一。
那么，“天人合一”为什么可以用来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哲学基础呢？
如前所述，环境问题是由人类发展科技带来的。科技是介于人和自然之间的工具，人认识自然的工具是科学，改造自然的工具是技术。2500年前的古希腊曾发生过一场“思想启蒙运动”，这场运动就将人与自然区分开来了，使人站到自然的对立面，为破坏自然的科技的产生提供了基础。
中国的“百家争鸣”与希腊的“思想启蒙运动”差不多同时发生，但是，“百家争鸣”并不是将人与自然分开，恰恰相反，是强化了古老的“天人合一”观念。“天人合一”，科学技术也就没有了产生的条件，所以，中国一直就没有产生过西方式的、破坏自然的科学技术。
这里，似乎有一个矛盾：一方面，我们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为保护自然，我们现在又要反对科学技术。
这一矛盾实际上也是中西文化的根本矛盾。
从整个人类的发展来讲，西方科学技术的出现加快了对地球资源的掠夺，加速地球的毁灭、人类的灭亡。东方的“天人合一”正好可以阻止人类对地球资源的掠夺，延缓人类的生存。
但是，我们更应看到，中国还很落后，如果我们不去发展科技，那么就会在人类灭亡以前就被西方人开除“球籍”。因此，我们在向西方人传播“天人合一观”的同时，必须认真学习西方的科学精神，抓紧发展科技。用市场经济的语言来讲，一方面，我们要“买”西方人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我们要“卖”给他们中国人的 “天人合一观”。这正好都是双方所需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尽快缩短与西方的差距。
综上所述，我们在备战2008年奥运会的过程中，应该很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次东西文化的大碰撞和大融合。在碰撞以前，我们应该作好充分的准备：我们到底要什么，西方人到底要什么？西方人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我们又能为西方人提供什么？这才是我们举办奥运会的真正意义之所在。因此，我们应该认真解读北京奥运会的三大理念，明确我们的意图：“科技奥运”与“人文奥运”是要我们学习西方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而“绿色奥运”则是要我们向世界传播中国人古老的“天人合一观”。
参考文献：
[1] 中华书局.《实用大字典》 [M].北京：中华书局，1983.586.
[2] 伊萨克•牛顿（英）.《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武汉出版社2001.7－8.
[3]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形式逻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150-151.
[4] 雅各布•布克哈特（瑞士）.《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30－131.
[5]吴光远.《人文精神系列读本•总序》[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