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长相当于上校或少将级阶，视部队规模和是否中央系而言。
抗战14年，简略言之，可区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自1931年至1937年，乃“抗战准备时期”，期间虽有局部抗日战事，但当局的主要精力仍集中于交通、金融、赋税、军制改革、秘密国防线构筑等事务。第二阶段，自1937年至1945年，是谓“全面抗战时期”。
国军官兵抗战时的待遇，在这两个阶段，迥然不同。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国民政府蒋、汪、胡三派内斗正酣；1932年初，中央政府恢复运转，稍后即颁布“国难饷章”，薪饷较之平时，有所削减。具体数据如下（单位/元）
及至1937年全面抗战启动，军费消耗庞大，物价迅速上升，官兵薪饷标准也屡次变更。主要变化有二：1、实施粮、饷分离，伙食费由公家统一安排，不再包含于薪饷之中。2、薪饷随通胀不断上调，但始终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1937年，上将薪饷240元，1945年上升至5万元，增涨208倍；1937年二等兵薪饷7元，1945年上升至900元，增长128倍。但同期物价已增涨了2100余倍。
不过，因军阀割据及派系政治的影响，上述薪饷标准在不同背景的部队中，执行程度各异。譬如：宋子文财政部所属税警总团资金丰裕，不发放“国难薪饷”，仍发放“平时薪饷”；四川军阀刘湘穷兵黩武扩军不休，一度坐拥五十二团人马，但川中一隅税赋有限，故其部二等兵薪饷仅四元而已，远低于中央所定“国难薪饷”标准。
毋庸讳言，以当时情形，该调查绝非完善，但亦已足以反映当时的通胀，对各行业所产生的冲击的巨大差异。相比农民、工人乃至雇工，士兵、公务员、教授所受通胀冲击为最大。具体而言，1943年重庆猪肉限价，定为每斤14元，同年，一位上校的月薪不过290元；至于底层士兵，状况自然要惨得多，中央军校17期毕业生谭继禹回忆，1940-1942年间，其每月薪饷，仅够买肥皂与草鞋。考虑到欠薪几乎是所有部队的通病，其生存状况之恶劣，可想而知。
薪金之外，伙食亦严重营养不足。据统计，二战期间，美国陆军战地口粮，为每人每天6磅；日本陆军为4磅，中国陆军则不足1.6磅，且这1.6磅，还只是文件层面的数字，具体拨发、运输过程中的贪污、损耗等，并未计入。伙食状况恶劣的直接后果是：1944年，美国专家抽调国军1200名士兵进行体检，发现57%的士兵营养不良。
即便国军士兵困顿如此，军费开支仍远远超出了国民政府财政收入所能承受的范围。孔祥熙在一份1939年6月给蒋介石的“极密报告”里透露：全面抗战仅一年半，财政支出已高达“三十三万万元”，而这一年半里，财政收入仅“七万六千余万元”——“三十三万万元”财政支出中，军饷、军务、枪械购买经费，占到了70%。
综上，自不难理解，何以抗战期间，国军官兵普遍走私，即便是待遇最好的云南远征军，据戴笠秘查，亦走私成灾；各部队普遍“吃空饷”，按陈诚估计，“实际上吃军粮者达七百二十万人……能有三百万可战部队就很不错”国府财政实际上陷入了一种致命的恶性循环：军费开支的庞大使得当局不敢提高部队官兵薪饷待遇，以免陷入更恶劣的通胀；官兵薪饷待遇恶劣，则刺激空饷、走私愈演愈烈，进一步加重财政负担，再刺激通胀，官兵薪饷再缩水……及至抗战胜利，无论当局如何严申，亦无法阻止公务员及军队变“接收”为“劫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