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读罢《长河》，总会引起一种惆怅。跟《边城》相比，《长河》有了某种微妙的变化。书中的夭夭也跟《边城》中的翠翠一样，有着活泼的天性、善良的心地和一些美丽的幻想，她身边的水手、船长、橘子园主人，也有着同样的心地和助人的热情，如果没有发生变故，她们都应该有着一个完美的结局。《边城》里的翠翠最后无法与大老或二老在一起，她只有独自等待那渺茫的“明天”；夭夭本应该有着比翠翠更好的命运，她有意中人，有更多亲人的关爱，但正如书中不止一次着意渲染的浓浓秋意那样，夭夭的命运似乎也正如秋意一样，本该灿烂的人生，却有了一种淡淡的隐忧和哀愁。
试着比较翠翠的悲哀和夭夭的不幸，我们便能颇有意味地发现，她们俩的悲哀有着如此的不同。造成翠翠悲哀的结局似乎能更多地归结于命运的捉弄，翠翠本身是没有错，她天真的性情，对一个水手的初恋，这对一个正处于青春期的女孩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我们能把所有的罪责都归结到这个美丽的女孩身上吗？老船夫、大老、二老都是善良的人，为人厚道，都对翠翠怀着一颗善良的心，那也没有错，所有的人都没有错，那么悲剧的原因，就只能归于那难以言说的神秘命运了。到了夭夭这里，所有不幸的产生似乎不能全部归于命运的捉弄。夭夭仍如翠翠那样天真善良，老水手、橘子园主人仍如《边城》中的老船长那样厚道，但通读这部分，我们不难感受到其中悲凉的氛围，《长河》才写完第一部分，书中并没有交代夭夭最后的结局，但我们完全可以根据现有情节的发展，大胆地预测夭夭的结局也是一个悲剧。对于夭夭不幸的原因，书中是有一些暗示，一是对“新生活”到来的恐慌；二是保安队长对夭夭的“主意”。而这两个原因归纳起来，都可以归结为社会人事的变动。《长河》就是一部讲述社会人事的变动对自然人性侵蚀的小说，一部讲述动荡的社会对美的摧毁对人性破坏的小说。在沈从文这里，似乎正应和着社会进步与道德堕落之间二律背反的规律。
社会环境对人的性情的形成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心”的养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按照环境决定论的观点，人的个性和心理的形成，完全来自于外部社会环境的作用，但当两种不同的环境相互碰撞时，人性的形成就变得颇为复杂。翠翠、夭夭的善良正代表着边地人们的淳朴，当遇上外部的势利环境，人性原有的淳朴被功利虚浮侵蚀时，悲剧就产生了。读罢《长河》，人性的环境遇上功利的环境而不得不退让的那种感慨，以及感慨后的惆怅也就产生了。
当自然的人性遇上了功利虚浮的侵蚀时，要么退让，将淳朴的人性变成功利的人性，要么把功利的人性改造成顺应自然的人性。后者只有思想的伟人才能做到，多数人属于前者，功利的现实性实在比抽象人性的诱惑力要大得多，特别是在当前物质利益日益变得重要的时代，人性被挤到了人生的边缘。如此关照，《边城》中的翠翠、《长河》中的夭夭的美就变得尤为可贵，翠翠、夭夭也就不仅仅只是她们自己。在当今时代，《边城》、《长河》在对人心的警示上也还有某种持久的魅力。离沈从文先生写《长河》的时间过去很多年了，在这世事的沉浮中，又有多少自然的人性扭曲臣服在功名的威严下，多少像翠翠、夭夭那样的美在世俗中消逝，多少世俗的黑手遮蔽了人性的光辉？当我们听到诸如“道德多少钱一斤”、“金钱至上”的言论时，心里就会有明确的答案。
势利是对淳朴人性的戕害，人性则是对受伤心灵的抚慰。在世俗的环境里，从小受着势利的影响，我们的心在一点一点地被扭曲，善良的天性一点一点地淡去，甚至完全让位于那并没有什么价值的势利。长期以来，我们受到了势利的毒害，就一边在指责那些令人深恶痛绝的势利时，也在戕害着自己的心灵，对别人报之以势利的手段，直接或间接地摧毁着人性的美，忘记了我们自然的本性在各种势利的夹缝里痛苦地呻吟。在经历了势利的人生之后，看到《边城》里的翠翠、《长河》里的夭夭，我们便会嗤之以鼻，以为那不过是书生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我们能放弃那美的人性吗？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还是作为人而存在的话，人性便不可抛弃，如同人不能空心而活一样。如果我们还对人性怀有一点希望的话，翠翠、夭夭的美，又何尝不是我们对理想人生的一种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