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灭纣，非常之快。联军子月(周历正月)底出发，丑月(周历二月)底就攻进了殷都朝歌，殷纣王就自杀了。一个原本十分强大的政权，怎么说亡就亡了呢？直接的原因，是殷纣王派出去的部队，一到前线就掉转矛头，变成了周武王的先锋。纣王的为什么反戈一击？根本的原因，是殷商政权太不把人当人。具体表现有两个，一是活人殉葬，二是活人献祭。比如江苏铜山丘湾商代社祭遗址中，就同时发现了人骨和狗骨。可见当时是把活人像狗一样，当做牺牲品的。这种特殊的牺牲品，就叫“人牲”。牲，有两个意思。一是相对于畜，二是相对于牺。动物，养着的时候叫“畜”，要杀的时候叫“牲”，合起来叫“畜牲”。它们用于祭祀，毛纯的叫“牺”，体全的叫“牲”，合起来叫“牺牲”。祭祀用“人牲”，就是把人当牲口，是典型的不把人当人。
用人做牺牲品叫“人牲”，做陪葬品叫“人殉”，同样是不把人当人。可是这两种制度，在殷商时代非常盛行。送上祭坛和埋进坟墓的，不仅有奴隶和平民，甚至还有贵族。这也不难理解。因为牺牲品和陪葬品，原本是人神之间进行交易的筹码。出价越高，红利越大。因此，如果是重大祭祀，有特殊要求，或者去世的人物地位特高，光杀战俘和奴隶就“不够意思”，非杀贵族不可。比如纣王的大臣比干，我怀疑就是因此而被杀，或者以此为借口杀的。
然而，尽管殷商政权杀了那么多的人，甚至杀了贵族来陪葬，皇天上帝还是不保佑他们。显然，周人要想保住胜利果实，就必须反其道而行之。殷的统治者既然不把人当人，那么，周的统治者只有一种选择：把人当人。
把人当人，就是“仁”，也就是“人其人”。周武王在伐纣之前，曾发表宣言，说“惟人万物之灵”，说“虽有周亲，不如仁人”(意思是有再多的亲戚，也不如仁爱人民)。周武王是不是真说过这话，难讲。但要说周人有这种观点，大约是实。范文澜先生甚至说，周人是废除了“人牲制度”和“人殉制度”的，而且认为这件事具有“重大进步意义”。当然，一种延续了数百年之久的制度，说废除就废除了，并不可能。事实上此后的人牲和人殉，仍史不绝书。不同的是：这两件事已不像在商代那样被认为理所当然。相反，谁要再搞，还会遭到抵制和批评。
公元前641年，宋襄公与曹国、邾国的国君会盟，让邾文公杀鄫国的国君(子爵)祭祀社神，司马子鱼反对说：用大牲口来进行小祭祀，尚且不可(小事不用大牲)，哪里还敢用人(而况敢用人乎)？子鱼还说：祭祀，原本是为了人(祭祀以为人也)。人，是神的主人；神，是人的客人(民，神之主也)。用人做牺牲品，谁能够享用(用人，其谁飨之)？你们这样倒行逆施，只怕没有好结果。将来能够善终，就是万幸(得死为幸)!遗憾的是，子鱼的反对似乎并没有成功，那个倒霉的郜鄫子爵还是被杀了。
也有反对成功的，齐国的大夫陈子车死于卫国，他的老婆和管家就商量着要用人殉葬，而且连要杀的人都定下来了。老婆和管家的理由是：夫子死在卫国，生病的时候没有得到足够的照顾，所以应该派两个人到阴间照顾他(夫子疾，莫养于下，请以殉葬)。然而陈子车的兄弟陈子亢说，用人殉葬，不合礼法(以殉葬，非礼也)。当然了，你们也有你们的道理，我哥哥生病的时候“莫养于下”嘛!不过，最该照顾他的，也就是二位(彼疾当养者，孰若妻与宰)。所以，我的意见是：能够不用人殉葬，最好(得已，则吾欲已)。实在不行，就只好杀你们两个(不得已，则吾欲以二子者之为之也)。结果大家也能想象，是陈子车的老婆和管家都不再坚持人殉。
孔子也是反对人殉的，而且连用俑都反对。俑是殉葬用的土偶和木偶，比如秦始皇墓中的兵马俑。对于这类东西，孔子深恶痛绝。孔子曾明确表示“为俑者不仁”；“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意思是第一个发明俑的人，大概会断子绝孙吧!发明土偶和木偶，原本是为了代替人。与用人殉葬相比，应该说是一个进步，孔子为什么还要诅咒？杨伯峻先生认为，是孔子不知道这个过程，以为用俑在前，用人在后。有了俑殉，就会有人殉。我倒不这样认为，我认为孔子是从根本上反对人殉。因为俑是人的替身，也是人的象征。用俑殉葬，就是承认用人殉葬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何况当时的俑，都做得活灵活现，某些木俑还能“踊动”，这才叫做“俑”。所以孟子认为，孔子反对用俑，就因为它们太像人了(为其象人而用之也)。用这样酷似真人的俑殉葬，与用人简直没有区别(不殆于用人乎哉)!故此例不可开，此风不可长。此例一开，人殉就有复辟的可能，因此连这个口子也必须堵住。显然，这是一种原始的、素朴的人道主义精神。其核心，就是要把人当人，不能把人当牲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