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景喜剧《我爱我家》的第一集，讲的就是刚退休的老人不愿赋闲在家，希望发挥余热的故事。呈现在影视作品中，这是温馨又幽默的情节。然而，现实中面临同样问题的老人，却往往感到郁闷和无助。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年底，我国总人口中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23086万人，占总人口比重16.7%，比去年增加了886万。随着中国步入老龄社会，养老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近年来，政府下大力气改善“老有所养”的状况，但对“老有所为”却着墨不多。社会上还有这样一批老年人或者说“准老年人”——他们五六十岁，有的是技术工人，有的属高知群体，即将或刚刚退休，一些人经验丰富、技术高超、身体尚可，还想为社会做点什么，却遇到诸多问题。他们的心态如何？为什么退休后想再找事做不容易？用好这部分宝贵的人力资源，未来还应做哪些方面的改善？
“下午太阳”的烦恼
我国老人半数以上属“低龄”，有人仍具备工作的条件和意愿
“我觉得自己还不老呢，怎么也能算下午的太阳。”家住北京市东城区的张爱华曾在央企做财务工作，55岁正式退休。刚退下来那几天，张爱华觉得每天买菜遛弯比上班轻松不少。但渐渐地，她开始心情抑郁，“父母身体硬朗，不需要我每天看护；孩子还没结婚，不存在照顾下一代的问题，我在家也是闲着。早晨出门看到匆匆赶路的上班族，心里还挺失落的。这一退休，真的就老了、不适合再工作了吗？”
“别说已经退休的，我还没退呢，就开始有危机感了。”张爱华的邻居方兰也加入了讨论，“我在一所高中当体育老师，按规定明年退休。本来对工作不算特别热爱，但即将离开职场时，反而舍不得，还想再干几年。”
这并非个例。随着中国人口结构日趋老龄化，越来越多的人到了退休年龄。他们有的50多岁，有的60岁出头，既有专业技工等蓝领，也不乏高级知识分子等白领。那么，退休是不是开始变老的分水岭？
根据全国老龄办2016年发布的“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我国老年人口的年龄结构相对年轻，2015年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占总数的56.1％，70—79岁的中龄老年人口占30％，而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仅占13.9％。
低龄老人又被称为“准老年人”。考虑到现代人类的平均寿命，五六十岁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老”。“以前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是因为在古代的生活条件下，70岁的老人非常稀有。但随着科技、医疗水平的进步，我国居民平均寿命增长了很多。以上海为例，如今男性平均寿命接近80岁，女性则超过80岁，古稀老人并不罕见。”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认为，总体来看，我国居民不足55岁的平均退休年龄不算高，有人感觉自己“还没老就退了”属于正常现象。
对很多工作岗位而言，五六十岁的员工正处于知识储备和实践经验融合的黄金期，“赋闲”实在可惜。“经验对于教师、医生等职业很重要，就连机器人都很难取代需要经验积累的复杂劳动。有些工作并不是越年轻做得越好。比如说，四五十岁的护士比年轻护士更令人放心。”于海表示。
对正在“变老”的社会来说，合理开发老人再就业市场，能弥补人口红利消退导致的劳动力短缺。于海表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需要充分、合理利用优质人力资源。很多从业者年龄渐长但经验老到，工作质量不降反升，他们不仅不会拖后腿，反而可以是新动能。
从老人自身角度出发，如果有意愿继续工作，那么“退休不退岗”能让生活更充实、更有归属感。张爱华之所以郁闷，就是因为无法再实现社会价值，产生了身份认同危机。同时，老人退休后工资变少，再工作可以增加一点收入，提高生活质量。
发挥“余热”为啥这么难
政策支撑不足，缺乏专业机构，社会仍存偏见
为更好应对老龄社会的到来，我国已开始逐步实施一系列政策。然而，退了休想找份差事并不容易。“各种报纸、网站上的招聘信息五花八门，基本是年轻人的天下。老年大学都是兴趣班，没啥职业培训。我又不是医生之类的‘技术流’，很难找到对口工作。”退休前在事业单位做文职工作的李斌无奈地说：“对于再找活儿干，我真是有劲没处使。老伴儿和孩子不理解，都嫌我瞎折腾。”
方兰在即将退休的当口也遇到了类似的困难，“语文、数学等高考必考科目的老师，不愁找不到民办学校、教辅机构。我认识的几位大学教授和外企高管，退休后也在各自的领域照样活跃。反而是我这样专业技能有限的难找下家。好不容易有几个机构抛出橄榄枝了，看着又不靠谱，怕上当受骗。”
为啥退休人员“有心有力”再工作，却摸不着门儿？专家分析，这是制度、管理和文化等多方面原因所致。
制度上，政策支撑和保障不足。现有的改善养老机构、开办老年大学等政策措施，更多着眼于老年人的“养”，而非“用”。于海举例，日本一流大学经常为退休人员专门开设课程。相比之下，我国的老年大学更像社区组织，课程内容也以书法、绘画、音乐等为主，几乎与就业市场脱节，老人们无法将兴趣与就业机会结合起来。
管理上，缺乏规范的中介机构和严格的监管。中国传媒大学公共管理系讲师郭海英认为，除了专业知识要求高的职业以外，市场不乏适合老人工作的普通岗位，但老人本身获取信息的渠道有限。如果没有机构针对退休人群特点搭建便捷的平台，就会出现供需双方互相找不到的双向障碍。有些企业为劳动力短缺造成的“无人可用”而苦恼，却没想到或没办法开发退休人群这一“自家后院的宝藏”，无形中浪费了资源。此外，监管不力、鱼龙混杂的就业市场很难取信于人，也不利于老人维护劳动权利。
文化上，传统观念和社会舆论可能对老人造成心理压力。于海指出，国内的部分就业文化对老人不算友好。例如，不少国外航班的乘务员年龄偏大，但国内航空公司大多还是雇佣“空姐”“空少”，存在年龄歧视。舆论方面，日本老人退休后再就业的现象非常普遍，无论是当大巴司机还是售票员，人们都习以为常。相比之下，国内对这一现象的包容度有待提高。有时亲人的不理解，朋友、邻里的猜测，也可能让老人对退休后再去工作望而却步。
退休亦有所为，鼓励实现多重人生价值
畅通对接渠道，完善市场机制，尊重个人选择
老人面临退休危机，但“危”中有“机”。未来，应该如何帮助更多有意愿、有能力的退休人员延长职业生涯？
国家政策要更加细化。专家表示，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比我们早，相应的政策调整已经到位，值得我们借鉴。过几年我国面临的“准老年人”就业问题将更严峻，应当提前做好准备，调整目前不利于退休人员再工作的政策，鼓励一些行业吸纳有技能的退休人员。同时完善规章制度，消除部分行业的年龄歧视。制定政策时也要考虑到老年人的差异性、特殊性，实行弹性、灵活的再就业制度。此外，要在市场化调节基础上做好劳动保障，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补充完善，对老人每天或每周的工作时间进行限制。
市场机制要更加完善。应建立规范的退休人员再就业平台，系统开展职业培训、社会招聘、劳动保障等工作，并实施严格监管。郭海英认为，中介机构要实现双向对接，一方面让企业了解退休人员的优势，如人力成本低于刚毕业的大学生但同时经验更丰富；另一方面也告诉有意愿的退休人员怎么找到有需求、可信赖的正规企业，以及如何适应企业要求等。
大众心态要更加包容。“我们都会老去，总有一天也将面临退休，希望大家不要用异样的眼光看待身边想继续工作的老人。是否再工作只是个人选择，应该尊重。此外，退休人员再工作会导致年轻人就业机会减少的看法是片面的。很多时候，老年人和年轻人从事的工作是互补关系，而非对立关系。”郭海英表示。
实际上，百姓社区可以在“老有所用”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退休是人生的重要节点。退了休比以前有更多的时间，又不知该怎么打发，容易陷入焦虑。社区应该帮助他们找到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方式，例如开设培训班、定期举行讲座等。让医疗、护理等工作进社区，形成多极覆盖的服务网络。”于海说。
“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显示，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持续上升，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上门看病、上门做家务和康复护理。其实，老年人的年龄层次、身体状况千差万别，有助老意愿的老年人数量也很可观。2015年，有45.6%的老人经常参加各种公益活动，总规模突破一亿人，高达72.9%的老年人愿意帮助社区有困难的老人。专家建议，一些经过培训就能上岗、强度不大的护理、服务类工作，可以鼓励老人来做，实现“以老助老”，既能减轻照护负担，又能提供就业机会。
“十三五”时期，我国仍处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机遇期。有关政策强调“要让国民有保障有尊严地步入老年”，而社会价值的实现正是保障和尊严的一部分。“老有所养”，养的应该是质量；“老有所乐”，乐的可以是兴趣，也可以是工作。当你老了，还能“老有所为”，无论是什么时候的“太阳”，只要愿意，就能继续发光发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