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首先是一门当代的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学术规范的学科，所以大体上的学术研究方式和其它学科都是类似的。要发表自己的观点，大的方面就是通过论文、著作、国际会议，小的方面就是以讨论班、老师授课、两个人之间的对话交流等形式。
哲学稍微有点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哲学的讨论往往是用日常语言进行的，这就会导致流派之间的概念框架不互通的问题，此外，哲学很少有可以进行实验验证的部分，因此也缺乏经验标准。
对比起数学来说，虽然很多数学家会采用不同的符号，给出不同的定义，但是这些东西在最后总是可以统一起来的，至少这些思想依附于的概念框架是同一的。这也就使得数学里面很少出现哲学这样的学派之争。不记得是 Searle 和德里达还是哪个欧洲大陆的哲学家，总之就是一个英美学派的代表和一个欧陆学派的代表，相互指责对方在最根本的地方理解错了自己的概念。这是哲学争论相较于数学争论所蛋疼的地方。
对比起科学来说，哲学的问题是缺乏一个统一的经验标准作为依赖。当然科学领域也有不相容范式相互吵架，不理解对方概念框架的情况，但是最后总有一些经验性上的发现使得人们能够偏向某一方。哲学自然多多少少也会受到经验科学的发展的影响，但是感觉上总是影响得少一些。至少很少会有哲学理论就这样死绝了，但是科学理论就很容易死绝，比如说燃素说和以太说。
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哲学由于在根基处分歧很多，所以对比起数学，要多很多的撕逼——哲学问题往往不是产生于一个系统建起来之后内部的推理问题，而是产生于一个系统该怎么建的问题。对比起经验科学，哲学很明显缺乏实验，或者说，真的是到了可以用实验结果来平息一个争论的时候，哲学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也就是说，哲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站队和撕逼的学科。但是正如同加尔文宗和路德宗能吵起来，但是基督徒和佛教徒吵不起来那样，不同哲学大流派之间其实是很少有撕逼的。要吵架，首先要有理解观点分歧是如何产生的可能性，像我就已经学乖了，从来不和学现象学、马哲、中国哲学或者美学的人吵架——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无从反驳。
其实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本身就已经是一站队的过程。但是这个站队并不是站定就不变的。像是 Wittgenstein、Russell、Davidson 这些哲学家都是前中后期各种变卦的，其中自然有一些不变的东西，比如说贯穿前中后 Wittgenstein 的这种「作为治疗的哲学」的观点。但是在具体的立场上会有反复也是正常的事情。
不同的哲学家做哲学的方法是不同的，但是基本上就是阅读、思考、写作、整理这些过程。不同哲学家的偏重可能有不同，比如说 Wittgenstein 可能偏重写作和整理，他的写作方式是首先写一大堆笔记，然后再从中筛选出重要的部分，叫人帮自己打成打字稿，接着自己将打字稿剪成一条一条，然后再从中选出自己想要的部分整理成书。至少他的 PI 是这样写成的。但是有一些哲学家的整理就不是整理自己的思想，而是注重对于阅读的内容的整理，我猜那些做哲学史做得很好的哲学家应该是这一类，比如说 Hegel，当然对于自己思想的整理是如何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像是 Kant、Russell 和 Wittgenstein 这些人是不太重视对于哲学史的整理的。
哲学的发展似乎的确离不开撕逼和站队，我想了半天没有想到什么理论不是首先和别人吵起来然后才建立的，比如说 Tarski 的真理论（Theory of Truth）就是为了批判 early Wittgenstein 和 Russell 对于「真」的理解中涉及不必要的以及说不清楚的本体论预设，认为他们的真理论太多余了，于是才提出了一个极小的真理论。Wittgenstein 在 PI 开头就各种批，批完 Augustine 批 Frege，批完 Frege 批 Russell。Quine 最伟大的工作——经验论的两个教条——完全就是为了批评 Kant 以来沿袭下来的 analytic 和 synthetic 的划分。就算你认同前人的理论，但是必定也会出现你认同的理论的反对者，于是你还是要撕逼——不是说你认同 Tarski 你就不用撕逼了，有一群人看 Tarski 不爽呢。
相比之下，站队倒是一个不那么普遍的现象。虽然 Tarski 本人的真理论据说是建立在 Aristotle 对于真概念的理解上，但是有一些原创的理论有时候就谈不上站队的问题了。比如说像是 Wittgenstein 的把哲学作为一种治疗的观点或许就没有典型的先驱，当然你也很难说就绝对没有——说不定这种风格实际上就是对于 Socrates （或者应该是 Plato）的对话与辩证的延续呢？
大体的框架说完了，讲一些技术上的细节。
一般来说，批评总是主流，即便是为一个理论做辩护，实际上也是通过打击反对者这种手段来完成的。因此接下来我就讲批评这个事情。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应该把对手当成傻逼，于是当我们在理解一个观点的时候一定要同情地理解，但是这种做法是非常难的，这里我要点名批评 Kripke 同学，他不仅在 Naming and Necessity 中错误地理解了 Searle 的 Proper Name，而且在 Wittgenstein on Rules and Private Language 中错误地理解了 Wittgenstein。但是！这种做法是有好处的。哲学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工作，要得到一个恰当的立场总是要反复进行思考。 Kripke 在处理 Searle 的观点的时候将 Searle 的观点推到极致之后得到一个显然的错误，然后来批评这个稻草人，这当然是不好的，因为这个论证本质上是一个稻草人谬误，但是这种思路却又是有价值的——他指出了一种路径的边界在哪里。
很多哲学理论推至极致之后就会产生谬误，而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在不同的极端之间寻找一个恰当的平衡点。要推行一个极端的理论是很简单的，但是要保持理性且不偏颇的状态是非常困难的。这在宗教领域尤其是如此——越是简单粗暴的东西越是容易让人理解和接受，但是如果你要把话说得太清楚的话，大多数人会因为无法忍受你的长篇大论而感到厌烦。斩钉截铁的简短论断有视觉冲击效果，有传播学上的便利，但是却没有理论价值。普通人和哲学家之间的差别在于，哲学家仅仅用 slogan 代表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他所持有的东西远远超出了他的 slogan，但是普通人只能将这个 slogan 读作这个 slogan 本身，然后一旦找到一个反例就自鸣得意地说：「我就说嘛， 哲学家都是傻逼，你看，这个地方他没有处理好吧，被我找到了反例了吧！」
人们往往容易从一个极端中落入另一个极端里面，但是极端的数目总是有限的。一般来说，当我们确定了几种相互冲突的径路，并且确定每一个都有缺陷的时候，我们的目的就不再是去寻找一个理论口号了——理论口号或许在开创的时候有吸引人的价值，但是在深入思考之后，任何一个理论口号都是值得怀疑的——至少这个口号，按照字面的理解推至极端之后是值得怀疑的。于是我们的工作，就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是去寻找平衡点。
寻找平衡点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人们在进行哲学思考的时候，总是在依赖一些例子进行思考，而后将这些例子试图拓展为一种普适性的理论，但是如果理论被不断扩大，就有可能出现反例，而如果反例绝对不会出现，那么这个理论就太小了，或者说，没有内容。在思考一个人为何会提出一个 slogan 的时候，知道他到底是在以什么例子为这个理论的核心是非常重要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理解这个理论的有效边界到底在哪里。更恰当的问法是：这个理论是否有确切有效的边界？又是否有模糊的边界？如果边界模糊，模糊的原因是什么，是本质性的——从根本上就不可能有边界——还是因为语言尚未进行到这个地方？这种时候，简单粗暴的口号式的理解和找反例就已经不适用了，我们需要作出非常非常精细的划分，同情地理解一个人的观点到底在什么意义上是正确的，在什么意义上是模棱两可的，而又在什么意义上是断然不可接受的。
一个能够促进哲学发展的反驳应该至少包括了对于你要批评的理论的同情的理解。因为我们知道，哲学家在使用同一个词汇的时候经常会在各自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如果我们不能同情地理解对方，那么无非就是你们两个人分别说了两个看上去表面上相互矛盾的命题，但是实际上却不能从中推得逻辑矛盾——因为你们所说的词汇的含义是不同的。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有效的批评需要使得受到批评的人可以接受这种批评。错误产生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一个人在思考的时候选取了错误的例子或者忽略了特殊的边界情况。于是这种批评本质上来说不算一种批评，而更像是一种对于细节的补充，而事实上只有这样，争论才是有价值的。否则我们根本就不能说他们双方在吵架——猫和狗会吵架么？不，它们只是语言不通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