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与传统中国相比，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在百年间受到西方文化体系的全面冲击。总体上说，西方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起码三次重大文化转型，即从古希腊的两希（古希腊与希伯莱）精神，到文艺复兴以后的理性精神，再到二十世纪的反理性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精神。而中国却延续了二千余年汉语文化形态的相对稳定的时代精神，这一文化精神在二十世纪初为西方现代文化所中断。这就使得中国文化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现代与后现代之间面临总体危机。
百余年来，中国一直在文化的各个层面，即器物层、制度层、观念层、价值层受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体系的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事实上是向西方学习的进程。然而问题在于西方这一概念本身的复杂性不易把握。一方面，西方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指从古希腊、希伯莱、古罗马、文艺复兴一直到现代和后现代的欧美文化；另一方面，西方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地理概念，指不同于东方地域的欧美地区即发达的第一世界国家。这种概念含义的复杂性导致中国话语图景中的西方成为一个自由阐释的对象，并使学西方的中国知识界面对成堆的问题：百年中国学西方是学古希腊文明中的民主、科学精神呢，还是希伯莱文明的基督神学精神？是古罗马的法律精神呢，还是启蒙主义以来的理性精神？是反理性的现代主义呢，还是反现代反形而上学的后现代主义？这些历时态的西方文化精神在百年间尤其是近十几年共时态地涌入中国，以中国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汉语思想界究竟该接受谁？可以说，现代人在现代或后现代社会所遭遇到的主要不是器物层和制度层的问题，而是观念价值层面上的迷失与失落。选择对象的复杂性和选择主体的多层性，使中国知识分子心境极为彷徨苦涩。如今又迭加上经济热潮和市民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冲击，从而导致了中国文化转型时期的世纪末困境。
这种世纪末困境的文化表征是，中国文化面临从五四的古今之争到今天的东西之争、南北之争、灵肉之争，从而构成当代文化冲突的多元景观和杂色纷呈色调。古今之争是价值冲突问题，核心是反传统价值；东西之争是文明冲突问题，核心是否定东方；南北之争是后殖民问题，核心是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的经济文化渗透；灵肉之争是个人与群体、升华与沉沦问趣，核心是沉重的肉身对沉重的精神的颠覆。这四种文化论争使今日知识精英与大众对话倍感失语和受阻，同时面对西方强大的后殖民主义话语，中西对话也十分艰难。
面对中国文化的当代处境并寻求解决之策，已成为跨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研究的新视界。这包括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在世界全球化中保持民族精神，清醒地分析和选择西方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为中国现代化展示其前景；二是中国传统文化转型性创造与批判性重建问题，只有通过转型性创造，才能在批判的反思中发现新世纪中国文化的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