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少平是一个近似于宗教信仰的精神至上的奋斗者,不甘于生存在落后农村中,而又无力改变农村的苦难现实,他选择了逃避,努力为改善自已的生存方式而抗争,他的奋斗历程是典型的中国落后农村青年悲剧式的发展。为什么说是悲剧式?中国落后农村青年的个人奋斗、个人努力的原动力是跳出农门,奋斗目标和理想追求就是成为城市人,改善自我生存条件。而他倾尽青春精力所得到的是城市人所摒弃的、不屑一顾的生活方式。
他的自尊无非是对这种悲剧式的自我奋斗的自我肯定,竭力保护奋斗成果的自卑;他的自信无非是对自我艰辛的补偿式的自我评价;他的自强无非是唤来城市人的同情和怜悯,可悲的是孙少平始终没有觉悟,而最终失去了奋斗目标,因为他的导师、他的精神之源、他的奋斗原欲、他的青春偶像已从形体上灭失,田晓霞启导他、激发他,甚至不惜以青春为代价鼓励他,目的是为了唤醒他的人性发展,不致于泯灭在尘土之间,能保持一种高尚追求,实现人生最大价值,而田晓霞死后,她的精神并没有激发孙少平向上努力,孙少平的人生抱负在报恩式的庸俗生活中、在救世主式的责任担负中搁浅在一个悲哀的矿工家庭中。
孙少平努力用保尔.柯察金的思想支撑自己,带给自我奋斗的勇气,但保尔的奋斗目标是改善大众的生存环境,担负的是苏联青年的神圣使命,孙少平呢?他恰恰沉落在为保尔所唾弃的为个人而生、为家族而生耻辱中,孙少平未竟的愿望是为父亲箍几孔窑洞,是典型的“衣锦还乡”的翻版。因此在奋斗意识上,孙少平依然停滞在双水村农民的自私、闭壅、虚荣之中,他与双水村农民的根本区别是他牢记了田晓霞教诲,没有去背个褡裢,抓个猪崽儿,而是努力挽救了他的城市意识、城市追求、城市形象。
中国农村青年的悲剧就在于“出身农门,不甘于农门”,不屈从于不平衡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分配,这种悲剧的实质是国家制度的悲哀。不公正性的农村政策禁锢了农村青年的发展,《平凡的世界》所揭示的主要问题也就是农村政策问题,如何探索农村政策,用一个出身于农村的孙少安的话说就是:不要管农民种什么!政府给农民的应该是资源服务,不能把农民简单视为国家的雇工,而把自已当作国家的代言人、掌柜的,可悲的是政府恰恰是怀有这种强烈的主人公意识,认为自己是老板,是吃“官饭的”,人民是“打工仔”,这种认识上的错位,制约着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也制约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孙少平式的农村青年所努力追求的就是“吃官饭”,将这种“中国式”悲剧演绎得一波三折。
孙少平学生时代的清苦,在他人生发展的历程中留有深刻阴影。尤其是郝红梅对他的感情背叛,使他的虚荣心遭到挫折,而当田晓霞走进他的视野时,他的虚荣心又升降了起来,在爱情上,孙少平是被动的,他没有追求,他不敢追求,尽管在他的意识中有着爱情的渴望,赤贫使他放弃了爱情的奢望,经济界定他的爱情萌芽,他只能去追求施舍来的爱情,他对田晓霞纯粹是占有的满足,根本谈不上是爱情,在田晓霞这个被描绘得近似于“观世音”菩萨的女孩子面前,孙少平是弱者,是一个毫无爱情支配能力的被动者,孙少平渴望得到田晓霞,却又始终跳不出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禁锢,他怅惘着、迷茫着、混沌着,盲目地顺应着田晓霞的指引,孙少平对爱情的无奈,使他很清楚田晓霞对他只是一个青春童话,离开他是最终的必然,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孙少平眷恋着田晓霞这种对城乡差别强烈的好奇心和喜欢刺激、崇尚冒险的个性,盼望着田晓霞的这种青春冲动能使他实现自卑的爱情。没有尝到滋味的孙少平敏感着、矜持着,他害怕田晓霞离他而去使他难堪、使他沮丧、使他失去人生追求,而他又害怕承担爱情责任,无力对爱情负责,当田晓霞一次次向他示爱时,他逃避着,用逃避的方式企图延长爱情的终结点,延续这场不平衡的爱情游戏,折磨着彼此的青春。这种对未来高企的中国式恋爱压抑了人性,是古老的梁祝爱情翻版,恋爱的格式化,爱情的格式化,婚姻的格式化,社会的格式化,使《平凡的世界》落入沉重的囚枷,使作品处处迷漫着郁郁的压抑和沉闷。
《平凡的世界》以圣母般的纯洁、善良歌颂着田润叶,以女巫般的恶毒、阴险诅咒着跛女子侯玉英,反复论证着城乡差别造成的爱情悲剧,无论是圣母般的田润叶,还是巫婆般的侯玉英都有着美好的爱情情愫,都有着追求券爱情的权利,但世俗和制度使她们的梦破灭了,田润叶苦苦追求着孙少安,但城乡文化经济的悬殊注定田润叶的浪漫必然会被孙少安的现实所击碎,城市给农村青年提供的容身空间过于狭隘,甚至是排斥着农民进城。田润叶的抗争很无奈,她不是与一个人命运抗争,而是在与社会抗争,最终酿成家庭悲剧,使她不得不接受现实,屈服于社会。侯玉英是幸运的,不仅是她出生在城市里,她身有残疾,心理上有着阴影,但她对爱情的追求是大胆的、热烈的、现实的,她鄙视过孙少平,是因为她自信于城市出身;她追求过孙少平,是因为她折服于孙少平的人格魅力,追求是她的权力,她行使了,她没有埋没个性;她放弃了孙少平,是因为她自知这种爱情的不对称性,她现实、她妥协,当她再次面对孙少平时表现出来的则是一种大度和从容,从这一点来说侯玉英是成熟的、明确的、幸运的。
在这一群农村青年中,金富是一个堕落的代表,他既无技术,又怕出力,又贪享受,最终走上犯罪道路;小翠则是农村现实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反映,她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小姑娘,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被家庭逼上社会谋生计,无知识、无能力、无关系,除了出卖肉体,还能如何?而农村还有多少个小翠在城市的角落里悲咽?小翠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畸品,也是农村经济改革不完善的必然结果,金富和小翠现象也是农村亟待救治的社会反映,农村期待着素质教育!!) 孙少安则是农村发展的希望所在,孙少安的发展立足于他的现实性和农村实践的基础上,他是结合了农村现实情况之后谋发展的,他没有空想,他发展的原动力是求生存,而当他具有一定的经济积累时精神匮乏,反映了农村文化经济统筹发展的现实性和迫切性,他渴望孙少平回乡辅助,农村的现实也渴望孙少平式的人物回乡发展,然而孙少平固执地智力埋没在矿井里,农村智力资源的贫乏与城市智力资源的浪费构成农村发展新的阶段性矛盾。孙少平对大牙湾煤矿来说,只是一个有头脑的劳动力,而对农村则是一个智囊库,是一个可以引领农村发展的核心人物,但孙少平不容否定自己的选择,不容否定自我奋斗历程,不容否定自我奋斗成果,他极力地捍卫自己的“城市生存权”正如他二爸孙玉亭极力维护“集体生产制度”,孙玉亭是一个农村政治“革命家”悲剧性人物,孙少平何尝不是一个争取“入城券”的悲剧性人物?孙少平曲折迂回求得“入城权”后,他迷茫了,他停滞了,他离开田晓霞这个指路明灯后成了盲人,再次成为劳力出卖者,田晓霞无奈地培育着、实践着、欣赏着、情虐着这个“精神斗士”,我不至一次在想:如果田晓霞是真正出于真挚爱情、出于识才慧眼,对孙少平施以援手又何尝不可?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城乡差别”这个社会根源,城乡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平衡使孙少平尽管有一定的才华,却无用武之地,只能和莽汉们为伍。
人的命运一部分是人的性格造成的,一部分是自身素质造成的,一部分则是社会环境造成的,命运发展并非不可知的。孙少平积极知识的追求、积极的人生追求和强烈的机遇意识决定了他不会同于双水村的普通农民,但他个性的偏颇、知识的偏狭、对社会认识的偏窄,造成了他前途发展的艰辛性。孙少平的优势是他的人格、学识和体格,他极致发挥的是他的体格优势,而人格和学识没有得到充分演示,如果没有田晓霞的赏识,他只能埋没在乱石堆中或煤井深处。因此,孙少平没有充分认识自我,把握自我,而是在盲目地追求城市生存,他活得很悲哀。《平凡的世界》不仅塑造了农村青年追求城市生存的悲剧,还塑造了农村青年追求城市式爱情的悲剧,金波的爱情盲目性致使失望和失常;金秀的农村封闭意识使她对爱情的认知始终没有超脱“原西血缘”,金秀的爱情选择,注定是苦涩的,孙少平对她的回避,再次证明他的爱情懦弱性,金秀对孙少平来说,无疑是田晓霞灵魂的再现,然而,孙少平对这种田晓霞式的爱情总是逃避着、憧憬着、满足着、痛苦着。金秀和兰香是农村青年中优秀的代表,求学也是农村青年成材的成功之路,但相对于金秀,兰香的思想是开放的,是奔放的,她研究的是天体,她把爱情构筑在对学术的追求上,达到爱情与学业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