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宏观政策内涵将有重大调整
大公报：2015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政策基调会否延续，会有哪些创新变化以适应“新常态”?您如何评价2014年“定向宽松”和货币政策工具创新的收效，货币政策“戏份”在2015年是否会加大?
陈雨露：2015年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基调虽然将延续2014年的基本基调，但内涵将发生重大的调整。
对于货币政策而言，将延续稳健货币政策的表述，但内涵将发生以下调整：一是货币政策将在“微刺激”常态化的作用下采取相对宽松的取向，以缓解经济下行的压力;二是与“稳健定位、积极操作”的货币政策相匹配的是“强监管”“金融改革”;三是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强化利率的预期管理，加大利率调控的政策效果;四是进一步采取“定向宽松”政策，强化货币向实体经济的渗透。
对于财政政策而言，将继续延续积极财政政策，但积极的方式将作出调整：一是总体财政赤字率将进一步提高，预计赤字率可能提高到2.5%左右;二是通过全面推行“营改增”，使结构性减税得到全面实施;三是在财税体制改革的全面实施进程中加大对于地方资金的扶持。
金融改革将是2015核心改革之一
大公报：金融改革会否成为2015年重点改革之一，推出整体改革方案，若推出，优先顺序怎样?金融改革怎样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
陈雨露：金融改革将是2015年改革的核心之一。从目前所拉开的序幕来看，其顺序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1)以银行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和建设为基础，进一步推进利率的市场化;2)以资本市场的“股票发行注册制”实施为起点，逐步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并进一步推进资产证券化等“去杠杆”措施;3)以“沪港通”的实施和“自贸区”政策的落实为基础，逐步拉开资本账户开放的改革。4)以城投债的治理为起点，全面建设统一开放的债券市场;5)以地方债的全面发行，进一步丰富中国的国债市场及其无风险的基准利率形成机制。
只要金融改革能够形成良好的金融市场，能够有效的发现风险、分散风险，并对风险定价，那么各种资源就能够有效地流向其投资价值最高的地方。金融也就自然而然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当然，健康的金融市场必须要有有效的监管体系，能够防止投机化和泡沫化的发展。因为过度投机和经济泡沫化必定带来使金融脱离实体经济。
所以，金融改革的核心依然是两个方面：一是金融市场化的改革;二是监管体系和安全网体系的构建。
人民币国际化处加速期
大公报：2014年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在投资产品和走向储备货币的道路上都有所突破，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在全球金融中心取得了重大进展。有专家认为全球经济正向“人民币化”方向发展。您是否同意这个观点?未来的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会怎样?
陈雨露：这种判断有一定的道理。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经济无论是GDP占比还是全球经济联系度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必定会引起全球化趋势和格局的变化。目前中国正从“贸易全球化时代”向“资本全球化”和“生产全球化时代”迈进，这必定要求中国金融必须全球化，货币全球化也是这一发展趋势的必然产物。
但是，从过去的历史来看，一个国家货币国际化的道路是曲折的，往往会随着一个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实力的变化而发生不同的变化，往往会因为一些格局性的变化而发生波动。例如19世纪末期的美元、80-90年代的日元以及目前的欧元。因此，人民币国际化从总体来看处于其起步期和加速期，未来前景很好，但未来也必定会面临众多的起伏和曲折。
目前中国对外贸易中，通过互联网进行的交易增长迅速。人民币国际化未来会利用互联网交易加速展开，互联网就是加速机制，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大有加快之趋势。
“一带一路”用历史情感激活
大公报：2014年，中国在国际和地区舞台积极作为，“一带一路”战略下，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有评价说这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您是否同意?您认为中国应秉持何种理念主动参与塑造全球治理新格局和国际政经版图?
陈雨露：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不确切。因为中国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都是在“自愿、互助、合作”的新理念下的产物，基础设施银行的份额、使用的方向、资金购买的内涵都与美国马歇尔计划存在很大的差别，没有任何附加的条款和大国绑架的做法。
丝绸之路的形成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有其内在逻辑，“一带一路”战略就是用历史情感将其激活。中国在电力、电信、高铁、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技术先进，可向沿线发展中国家纵向传递，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弥补中国对资源的依赖，实现优势互补，形成共赢。
在目前全球增长乏力、基础设施短缺、互联互通能力分布严重不均衡的时代，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新兴大国应当在“自愿、互助、合作”的原则下，全力推动世界经济弥补上述各类短板，参与全球公共品的提供和治理规则的制定之中。
和平崛起需破“修昔底德困局”
大公报：中国已取得2016年G20主办权。您认为中国在APEC、G20、FTAAP等国际平台上，面临何种机遇和挑战?如何将国禸改革和走向世界更好结合?
陈雨露：世界格局在后危机时代必定发生巨大的重构，这给予中国这个新兴大国和平崛起的机遇。世界需要中国提供全球经济新增长的动力，需要中国在危机后的世界经济格局中提供短缺的公共产品，并参与建设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是如何克服“修昔底德困局”，即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如何协调与传统核心大国的关系，以形成良性的国际治理新模式;二是如何克服“地缘政治困局”，即如何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如何拉动周边国家共同发展，形成“共赢”的局面，而不陷入国强必霸的传统困局;三是深度全球化和积极参与国际治理新格局进程中，如何克服新兴大国“意愿”强于“能力”的困局，以避免使全球化进程超越本国能力可控的范畴，导致扩张中的停滞。
因此，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必须与全面深化改革相结合，中国进一步的参与全球化必须与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相一致。要从传统的“以外促内”转向“以内促外”，逐步定位于“内外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