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脊梁”是不求名利，埋头苦干，创造社会财富和灿烂文化，推动历史前进的广大劳动人民和创造发明家。如毕升、李时珍等。也是不怕流血牺牲，起而反抗反动统治的革命者和坚持抗战抵御外侮的民族英雄。如陈涉、李自成、洪秀全、岳飞、文天祥等。
一种是代表人民利益，不顾个人安危，为解除或减轻人民疾苦而奔走呼号，为民请命的人。如杜甫、白居易、关汉卿等。一种是历尽艰辛，奋不顾身，探求佛教教理的人。如法显、玄奘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是用比喻形象地对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人的高度评价。
作品原文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从公开的文字上看起来：两年以前，我们总自夸着“地大物博”，是事实；不久就不再自夸了，只希望着国联，也是事实；现在是既不夸自己，也不信国联，改为一味求神拜佛，怀古伤今了——却也是事实。
于是有人慨叹曰：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
如果单据这一点现象而论，自信其实是早就失掉了的。先前信“地”，信“物”，后来信“国联”，都没有相信过“自己”。假使这也算一种“信”，那也只能说中国人曾经有过“他信力”，自从对国联失望之后，便把这他信力都失掉了。
失掉了他信力，就会疑，一个转身，也许能够只相信了自己，倒是一条新生路，但不幸的是逐渐玄虚起来了。信“地”和“物”，还是切实的东西，国联就渺茫，不过这还可以令人不久就省悟到依赖它的不可靠。一到求神拜佛，可就玄虚之至了，有益或是有害，一时就找不出分明的结果来，它可以令人更长久的麻醉着自己。
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
“自欺”也并非现在的新东西，现在只不过日见其明显，笼罩了一切罢了。然而，在这笼罩之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九月二十五日
（斜体字为当初发表时被国民党删掉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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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沦陷，但中国国民党的官僚政客和社会“名人”等，却在北京等地多次举行“法会”，祈祷“解救国难”。1934年4月，国民党的戴季陶和下野的北洋军阀段祺瑞等，又发起请第九世班禅喇嘛：在4月28日至5月18日，在杭州灵隐寺举行“时轮金刚法会”，“求佛菩萨来保佑”。
还说什么“今则人心浸浸以衰矣！非仗佛力之加被，未由消此浩劫”。1934年8月27日，当时颇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大公报》也发表了《孔子诞辰纪念》的社评，散布“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的失败主义论调。
本文写于“九一八”事变三周年之后，中国近代本来就国运积弱，屡遭凌侮。“九一八”事变又在许多中国人心中投下失败的阴影，国内悲观论调的一时甚嚣尘上。当时资产阶级报纸《大公报》发表社论，指责中华民族失去了自信力，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推卸责任。
针对这一观点，鲁迅先生凭着对社会现状的洞悉，发出了中国人当自信自强的呐喊。鲁迅写这篇文章之前的一个月，就发烧，肺病已相当严重。
文章写完之后的两个多月，他写了《病后杂谈》，还致信杨霁云，自称是在敌人和“战友”的夹攻下的“横战”，病情的恶化和精神的压力，并没有影响他对世事的热忱和关注。后收入《且介亭杂文》（《鲁迅全集》第6卷），属鲁迅后期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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