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简称“国画”，原来是泛指中国绘画，是为了区别于明末传入中国的西画而出现的概念。解放前称中国画为“国画”、称中医为“国医”、称中国武术为“国术”、称京剧为“国剧”、称广东音乐为“国乐”，这些冠以“国”字的名称，解放之后都已改掉，唯有中国画仍保留“国画”的名称（50年代曾一度改称“彩墨画”）。
中国画所用的工具材料和表现方法与西洋画都有很大的区别，中国画是用毛笔、墨和矿物、植物颜料在宣纸或绢上作画，而西洋画所用的工具材料及画法与中国画不同。如油画是用透明的植物调合颜料，在经过加工的布、纸、板等材料上作画；版画不是用手直接画出来的，而是通过画稿、刻版、再以版为媒介，经过印刷等三个环节来完成的；水彩画是利用颜料的透明性，以水色的掺合晕接、渗透、重叠在白纸上作画；水粉画则是用水调合胶水、粉质不透明的颜料，在纸上作画。
中国画的山水、花鸟往往含有象征性，例如梅花、松树象征不畏严寒，顶风冒雪，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西洋画风景和静物画主要是追求画面上的美，讲究光和色的调和，画的内容反而居于次要地位。中国画的景物，不重视、也不描绘物体上的光及色彩变化，而注重景物的神韵，即不重视形似而重视神似，注重“以形传神”、“形神兼备”。西洋画受科学法则的制约，即遵照透视学、解剖学和彩色学的原理进行创作。采用焦点透视法，在平面上创造出一个立体空间。而中国画采用多点透视法，既用散点透视，也用焦点透视。西洋画在画面上涂满色彩，不留空白，而中国画讲究“计白当黑”，很注意空白的经营，使没有画面的部位，像有画面的部位一样成为整个画幅不可缺少的内容。中国画另外一个主要特点是用线造型。线条的作用远远超出了塑造形体的要求，成为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重要手段。西洋画家也利用线条塑造形象，但他们更侧重于表现形象质感、量感、空间感，线则处于次要地位，离开要表现的形体、结构、明暗等具体内容，线条本身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中国画的题跋印章，是中国画独有的，也是区别西洋画的最大特点。中国画善于将诗、书、画、印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且通过题款用印来提高或补充观赏者的鉴赏和理解，还可以丰富画面的变化，起到互相衬映、点缀与平衡构图的作用。
随着西洋画的传入，现代的中国画家在继承传统技法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外国传入的绘画技法——包括素描、油画、水彩画等多种技法，大大丰富了传统中国画的表现技巧，有的画家在工具材料上也不断革新，把西洋画的技法巧妙地与中国画的传统技法融会在一起，无疑是中国画发展的一个方向。
中国画的立意
立意即一幅作品主题思想的确立。中国古代画论中，都强调作画要“立意为先”，画中才有变化、有奇意。所谓“意”是指意识、精神。唐代张彦远论吴道子的画时说：“意在笔先，画尽意在，虽笔不周而意周也。”清代方薰在《山静居论画》中也谈到立意与作画的关系。他说：“作画必先立意以定位置，意奇则奇，意高则高，意远则远，意深则深，意古则古。”他认为平庸者作画必平庸，俗气者作画也俗气，因为缺乏画家最宝贵的“立意”，所以作品平庸俗气。晋代著名人物画家顾恺之所提的作画要“巧密于精思”，也说的是“立意”的重要性。意境、神韵有的简古，有的奇幻，有的秀美，有的苍劲，有的雄厚，有的清逸……这些都是先立意后落笔而形成的。至于墨色的浓、淡、焦、润均可运用自如，表现出画家的神思妙想和笔情墨趣。
“立意”并非出自画家的苦思冥想、主观臆造，而是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客观现实。作为优秀的画家，除了必须有深厚的功底和文化素养，还必须深入生活。以山水画为例，若想在尺幅之中画出泰山黄河之势，片纸之上能含有秋水长天之遐想，只有以大自然为师。历史上所有伟大的山水画家的独特创造，无不从“师造化”中得来。董源、巨然画江南山水，荆浩、关全画中原、太行一带的高山峻岭，范宽、郭熙画终南、太华一带的高原景色，米家父子画雨景山水，李成画平远寒林等等，都是在获得充分素材的情况下，再加以分析研究，才能画出好的作品。五代荆浩提出“搜妙创真”，宋代范宽主张“写松万本始得其真”，明代王履画华山图并作《华山图序》说：“余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董其昌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清代石涛的“搜尽奇峰打草稿”，盛大士说：“诗画都有江山之助，若局促里门，踪迹不出百里外，天下名山大川之奇胜，未经寓目，胸襟何由而开拓。”现代绘画大师齐白石说：“造化天工熟写真，死拘皴法失形神。”上述历代名家，无不主张画家必须“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强调旅行写生，收集画材，开阔视野的重要性。
中国画的造型
美术作品的造型，通常是以点、线、面、形、色彩、形体、肌理等元素构成视觉形象。而中国画的造型是以线描为主要手段，尤其是工笔画都是以线描为先。线描大多用于人物画、双勾花鸟画和勾勒山水画中的山石、树木、房屋、车船等。后来又逐渐发展了皴、擦、点、染等多种造型手段，但仍以线描为中国画造型的基础。此种方法全凭线的虚实、刚柔、粗细、浓淡来表现物体的质感和变化。例如宋代李公麟的《维摩演教图》，不仅人物之须发皆现，服饰纤丽工整，维摩身下的簟席及卧榻的雕花，也都勾勒得丝丝入微，用笔严谨细致。
线描在中国画中，不仅利用它来塑造形象，表现形体结构，还可以通过不同的线条给观赏者不同的感受。例如水平直线能给人以平静、沉稳、安宁、舒展的感觉；垂直线给人以挺拔、刚毅、尊严和具有向下垂或向上升腾的力感。斜线给人以奇突、惊险、倾倒的感觉；几何曲线给人以呆板、紧张、扭曲和痛苦的感觉；自由曲线给人以自由、活泼、温柔、愉悦和飘逸的运动感。这些感觉都是由人对现实生活中的视觉经验与联想而产生的，是画家巧妙地运用笔墨变化，创造出苍劲、秀美、刚硬、柔软、洒脱、光滑、粗糙、轻飘、沉重、甜润、苦涩等各种线条，从而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
线描是我国古代画家通过长期艺术实践的积累所创造的，从象形文字开始，我国绘画经过稚拙的原始阶段，逐渐发展，由象形符号上升为具有一定艺术水平的独特艺术风格，后来又经过周、秦汉、六朝逐渐成熟，如东晋顾恺之的“春蚕吐丝”，北齐曹仲达的“曹衣出水”，唐代吴道子的“吴带当风”……在线的运用上已有相当的成就。南朝美术评论家谢赫在他提出评价中国绘画的六条标准——即“六法”中，把“骨法用笔”列为第二条。
线描之所以能表现出灿烂多姿的形式、美感，是与用笔分不开的。我国人物画的艺术形式美之一，主要表现在人物的形体、衣褶、衣饰的处理上。自东晋顾恺之到唐代阎立本、吴道子、韩混、以及宋代诸家都各有自己的线描笔法。“十八描”中的各种名称，早在唐以前已散见于诸书。它的全部名目见于周履靖的《夷门广牍》、明代汪玉珂的《珊瑚网》和邹德中的《绘事指蒙》中，并定为《古今描法十八等》（简称为“十八描”）。并成为长期以来传统线描技法的基本程式。
线描的作用不仅是为用线勾画轮廓、表现形体，而且要通过写形来传神。顾恺之的“以形写神”论，是我国最早提出绘画中对形与神的辩证关系作出理论探讨的。顾氏的“以形写神”论，开始用于人物画，后来又推广到山水、花鸟画中运用。他主张神存在于客观本体的形象之中，神是通过形象表现出来的。没有形，神则无从寄寓；只有形而无神，犹如有眼无珠，从形到神是万物的表象到意境的深化。即“神者形之用，形者神之质”。北宋苏轼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意思是说这种见识和儿童一样。北宋人物画家黄休复说“有气韵而无形似，则质胜于文；有形似而无气韵，则华而不实”。
以线传达形神是以画家的思想感情为基础的。不同的时代、环境、身世，不同的艺术修养，即使表现同一事物时，在不同作者笔下的形象、情趣、效果也不尽相同。中国绘画线描如何传情达意，这要通过作者运用笔法的疏密、抑扬、节奏以及墨色的浓淡、干湿等变化，从而达到“物我为一”的境地，给观者以无穷的想像和美的享受。从线描的形式美来说，只有状物传情、渗情达意的线条，才具有无穷的生命力和独特的审美情趣。
唐以后山水画的创作增多了，线的技法也逐渐丰富起来，于是产生了皴法。皴法就是以连续用笔的复线来表现物体的质感、量感、体感，用以调节线与线之间关系以及某些线条无法表现的内容。皴法过去多用于山水画。现代写意人物、花鸟画，也吸收皴擦的笔法来补充、丰富线的造型。
线条是中国画的生命线。自古以来中国画家以线造型的手法，为我国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表现技巧，线条对画家来说，既是画家的笔法，也是画家个性和情感抒发的手段，它决定一个画家的风格，如吴道子的飘逸，李公麟的流畅、浑厚，虚谷的含蓄，赵之谦的丰满，吴昌硕的古朴等都是以线的勾、皴、擦等手法来表达的。
我国绘画中的笔墨线条是为特定的立意而创造的，它不仅能表现动感和静感、力度和韵律感、节奏感，还能达意传神，因此线的本身具有无穷的活力和审美效能，而且是从生活中来，既反映客观生活，也表达作者主观的情感。生活给予笔墨以创造的依据，画家运用线的功能使笔墨生辉添彩。
中国画的程式
中国画历来重法度，讲程式，要求笔墨规范化，自古以来，不断创造补充和丰富了多种程式。笔有笔法，墨有墨法，画面的构成、线条的运用、形象的创造、色彩的配置乃至题款、用印都有一定的程式。如人物画的各种描法，山水画的各种皴法，花鸟画的各种点法、勾法，都是历代画家经过多年创作实践，对生活长期的提炼和积淀，总结出的宝贵经验，而形成优秀的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艺术遗产。当然这种程式并非是僵死的、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借鉴外来的技法，不断地改进与创造新的程式，不断地丰富与发展，使之更加完善，有利于民族艺术的发扬光大，独树一帜地立于世界艺术之林。
中国画的意境创造，首先是作者的生活感受、形象思维、艺术理想等一系列内功的结果。艺术并不是照搬生活，而是经过作者反复提炼、概括、高度的艺术加工，苦心经营、呕心沥血、匠心独运，才有可能创作出耐人寻味的优秀绘画作品。为了突出主要形象，可以剪裁到一片空白“此处无声胜有声”。中国画往往以少胜多，以空为有，以虚为实，计白当黑，目的是给观者以再创造的余地。南宋画家马远、夏圭构图非常简洁，善于以简胜繁，故有“马一角”、“夏半边”之称。例如马远在《寒江独钓》上只画一叶孤舟、一老翁俯身垂钓，舷边细勾几笔有起有伏的淡淡墨线，以示江面，画面上空疏寂静，四处不见人迹、舟船，然而马远却“静”中有动，通过老翁持竿凝神于一线的动态描绘，反衬出周围自然环境的辽阔渺漠，点染出江上寒意萧然的气氛，进而创造出耐人回味的艺术境界。中国画不重视形象的视觉真实，摆脱时空观念的限制，去追求表现的自由，中国画强调客观把握世界，谓之“以小观大”。画家可以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知、所想加以集中、概括、综合成一种宏观意识，“天地造物，随其剪裁，阴阳大化，任其分合”。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既不是特定时空中客观事物的简单再现，也不是胡乱拼凑的主观随意性的任意发挥，而是客观世界与主观情思交融后，构成的超越表象的时空一体的艺术境界，也是中国画具有高度概括能力的独特表现方法。
中国画的种类
中国画的种类及其主要特征，是鉴赏中国画首先需要了解的基本知识。中国画的门类很多，其区别方法也不相同。如果以题材内容来分，有人物、山水、花鸟三大类；若以表现方法来区别，可分为工笔、写意、兼工带写。写意又可分为大写意和小写意。按照绘画的社会功能和使用形式的不同，中国画可以分别列入壁画、年画、宣传画、连环画、组画、单幅画和插图之中。如果以作者身份来区分，宫廷职业画家的作品称为院体画，士大夫、文人的作品称为文人画（或士大夫画），画工画的作者是以绘画为专业的民间艺人（又称丹青师傅）。此外还有用手指画的指头画，用油漆绘成带有工艺与装饰性的漆画，以及界画、铁画、扇面画等多种，中国画还有卷轴、册、屏等多种装裱形式。
上述各门类、画种限于篇幅不能一一阐述，只选最常用的主要几种介绍如下：
工笔，就是运用工整、细致、缜密的技法来描绘对象。工笔又分为工笔白描和工笔重彩两类。工笔白描就是完全用墨的线条来描绘对象，不涂颜色。白描本来大抵是用来打草稿的，宋代画家李公麟把它发展成独立的画种，他的白描如行云流水，变化无穷丰富，有很强的表现力。他画的《五马图》，人和马都用单线勾出，比例准确，肌肉骨骼的结构清楚，甚至马的毛色所具有的光泽也细致地表现出来，动态极为生动，是古代第一流的白描作品。工笔重彩，就是指工整细密和敷设重色的中国画。在中国绘画的早期，工笔重彩占有主要的地位。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发现的帛画、都是道地的工笔重彩，特别是轪妃墓的T形“非衣”，构图巧妙，线描精细，设色绚丽，显示了当时工笔重彩达到了高度的成就。古代绘画普遍使用丹砂和青绿之类的重彩颜料，因此称绘画为“丹青”，由此可见工笔重彩在古代绘画中的重要地位了。
什么叫写意画呢？这是与工笔画相对而言的一种画法。它要求用粗放、简练的笔墨，画出对象的形神，来表达作者的意境。据传唐代的时候，玄宗命令画家李思训和吴道子，一起在大同殿描绘嘉陵江的山水。李思训是擅长工笔重彩的，他用了几个月的工夫完成这幅壁画。吴道子则在一天之内就画成三万余里的嘉陵山水，这可以想象，他不可能用工笔重彩的技法来画，一定是比较粗放、简练的。这说明那时的绘画已经有了工笔、写意的区别了。到了宋代，苏轼提出“士人画”，主张画画“不求形似”，而应写情寄意，以表达作者主观的思想感情。他留下的绘画作品只有一幅《枯木图》，画一株枯树、一块顽石，石后露出一、二枝竹子，树下几根细草。这幅画抒发他政治上不得意的思想感情，但大书法家却给以极高的评价，说枝干“虬屈无端倪”，石“亦怪怪奇奇，如其胸中蟠郁也”。元代以后，笔法简练、造型生动、酣畅淋漓、讲究意趣的写意画大盛。这样，写意画就同遵守传统、恪守法则的工笔画形成了风格迥异的两大派，长期地在画坛上争相辉映，代代地相传下来。
不过，长期以来，在画坛上也存在着一味崇尚写意画，蓄意贬低工笔画的倾向。持有这种偏见的文人画代表是明代的董其昌。后来有人阐述他的主张，说：“画有士人之画，有作家之画。士人之画，妙而不必求工；作家之画，工而未必尽妙。故与其工而不妙，不若妙而不工。”他把文人和作家对立起来，把写意和工笔对立起来，明显地表明轻视工笔的态度。这种错误思想一直延续到今天，把工笔画看成是低一等的艺术，甚至一些青年人学画不从工笔着手，以横涂竖抹为能事，这是十分错误的。
壁画，中国壁画的历史，一定比帛画还要悠久得多。据历史记载，自商周到汉唐，壁画是十分盛行的。那时的宫殿、寺观、石窟、衙署、学府、旅舍以及墓室的壁上都画着图画。题材包括圣贤、忠烈、现实人物、天地鬼神、山灵海怪以及山水、花鸟、走兽，真是“品类群生”、“曲尽其情”。以后，壁画也始终是建筑装饰中的重要部分。
我们能看到的壁画，最早的是秦汉的遗物。洛阳发现的一座西汉墓的壁画，是用长卷的形式描绘了墓主夫妇升天时的情景。
现存古代壁画，闻名于世的是敦煌莫高窟壁画，开创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历经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诸代。历朝都有建造，以唐代最盛。现在还有保存着历史壁画和雕塑的洞窟四百九十二个，是世界上最大的佛教艺术宝库之一。其中，以表现佛祖释迦牟尼前身所谓“舍己救人”为题材的“本生故事”占有突出地位。如“萨埵那太子本生”的“舍身喂虎”，就是描绘释迦牟尼的前身——萨埵那太子牺牲自身去喂母虎的故事。萨埵那和他的两兄弟到山中去出游，看见一头母虎因为饥饿准备吞噬小虎，太子满怀恻隐之心，就自刺身死，投身喂虎。画面上的太子，闭着眼睛，低着头，镇静地躺在虎口下，像是完全出于自愿的慈悲心肠。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壁画主要是用形象化的方法来宣扬佛教的教义。但是，也有许多作品反映了当时人民的社会生活，如农事、渔猎、营造、推磨、舂米、制陶等。有一幅北魏的《狩猎图》，画的就是我国西北地区游牧民族狩猎生活的一个场面。其中一个人跃马张弓，向扑过来的猛虎射去；另一个人纵马奔驰，追逐一群黄羊似的野兽，画面中还有其它许多野兽，运动感非常强，气势磅礴。敦煌壁画在艺术上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南北朝主要是佛教故事画，在风格技巧上继承了两汉绘画的传统，又明显地吸收了印度佛教美术的特点。到了隋代，外来艺术逐渐被融化为中国风格。到了唐代，敦煌壁画已发展成高度的典型的具有中国气派的艺术。唐代敦煌壁画的主要内容是“经变”，即形象化地宣扬佛经故事。莫高窟就有一百多幅《西方净土变》。“西方”即指“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就是清净的佛国。《西方净土变》往往场面宏伟，以阿弥陀佛为中心，四周围绕着大小菩萨。此外还有伎乐、飞天和飞禽走兽、楼台殿阁，呈现出一片花团锦簇、气象万千的景象。这幅画想象力丰富，但实际上是当时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和地主贵族享乐生活的“变相”反映。
建国以后陆续发现的唐代墓室壁画，多数在陕西西安附近。李寿、李贤、李重润、李仙蕙等人的墓中有大量的壁画，内容包括人物、飞禽、走兽、山水、建筑及生活用具。其中最精采的是描绘宫廷人物的作品，它是我们研究唐代的历史、文化、生活的形象资料。如李仙蕙（永泰公主）墓中的《宫女图》，从不同角度刻画了一群宫女的种种神态，着重表现她们丰腴、端庄、豪华、拘谨、寂寥、空虚的外貌和内心特征。形象优美，结构严谨，线条流利，色彩艳丽，在技巧上有很高的水平。
山西芮城永乐宫壁画是元代的杰作。它是我国保存较好、具有高度艺术水平的古代壁画。民间传说“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就生长在这一带，永乐宫的壁画是表现众神朝拜老子及吕洞宾等传教施法的道教故事。画在主殿三清殿的《朝元图》规模最大，庄严宏传，气势非凡。全图分布在大殿四壁，以八个主像为中心，一共画了二百八十六人，每个人高达三米以上。在这些群像中，主像庄严肃穆，玉女温文秀丽，武士须眉飞动，真人翩翩欲仙，无不真切动人。对浩大行列的描绘，作者巧妙地处理了人物之间的相互呼应关系，有的正视凝神，有的转身对语，有的左右顾盼，有的侧耳倾听，使之成为一个既统一又有变化的整体。在技巧上继承并发展了唐宋壁画的传统方法，用笔简练、圆浑、有力；色彩灿烂而沉着，富有装饰性。另外两殿有些像连环画和民间风俗画，内容具体复杂。在这些壁画中，留着作者马君祥父子、朱好古与门人李弘宜、张遵礼等人的题名。这些名人不见史籍的民间画工，很好地继承了我国古代绘画的优秀传统，并作出重要贡献！
太平天国的壁画是十分盛行的。它的内容往往是同革命联系起来的，可惜大部分已经毁去，现在南京、苏州等地还有遗迹数十处。南京堂子街的《防江望楼》、江宁方山的《守城图》、绩溪的《攻城图》、金华的《望楼》，描绘了太平军攻守时的英勇场面，歌颂了反帝反封建的雄伟气魄。
兼工带写（或称小写意）：是工笔、写意二者兼用的画法，近些年由于工笔过分细腻、费工，专画工笔画的人逐渐减少，很多擅长工笔的画家，取工笔、写意两者之长，改用兼工带写作画。
人物画：以表现人物形象和事迹为主要题材内容的绘画，统称为人物画。因题材类别不同，又可分为道释画、仕女画、肖像画、风俗画以及历史故事画。由于表现方法、样式的区别，又分若干类别。刻画工细，勾勒着色者称工笔人物；纯用线描或稍加墨染者称白描人物画；在以线描勾勒的基础上施以浓重的颜色，称为工笔重彩人物；另外以墨为主，略施淡色者称为工笔淡彩。写意人物画是以简练、概括的笔墨，着重描绘人物意态神韵。如以简笔人物著称的宋代人物画家梁楷，变细笔白描为水墨逸笔，力求单纯简括，“遗貌取神”，其难度大于工笔。
我国人物画发源最早，据《孔子家语》记载，在周代即有劝善戒恶的历史人物壁画，战国楚墓出土的《人物龙凤》帛画是已知最早的独幅人物画作品。魏晋、隋唐是人物画重要的发展时期，如曹不兴、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阎立本、吴道子、张萱、周昉、孙位等都是在中国美术史上对人物画作出卓越贡献的重要画家。五代两宋时期，由于皇室贵族及文人士大夫积极参加绘画的实践和理论研究，开始形成了文人画的体系。元代的绘画，由于主流转入山水和花鸟，人物画走向衰微。明清人物画中既有擅长白描人物的陈洪绶，又有华岩、黄慎、罗聘等善画写意人物的画家。晚清“海上三任”（任熊、任薰、任颐）对写意人物画的风格和技法又有了新的发展。
山水画：以描绘自然风景为主体的绘画称为山水画。举凡名山大川，田野村居，城市园林，历史名胜，宫殿楼台，舟船车马，均可入山水画。若再细分还可分为水墨、青绿、金碧、浅绛等。界画在十三科中列为“界画楼台”一科，也有把界画划入山水画支科的。
水墨山水，即是用水墨而不着色所画的山水画。水墨山水传说起源于唐代诗人画家王维。传为他写的《山水诀》中说：“夫画道之中，水墨为最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或咫尺之图写百千里之景，东西南北，宛尔目前，春夏秋冬，生于笔下。”即以水墨画作为表现自然，最能得心应手，最能小中见大，超越时空，作者可以充分挥洒，收到多姿多彩的笔情墨趣，其层次之多和意外之变化，都是任何色彩所难于奏效的。
青绿山水，又可分为大青绿与小青绿两种。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青绿山水。唐代李思训、李昭道父子把青绿山水的格式固定下来。青绿着色重在渲晕得法，薄中见厚，浓中见雅。大青绿所使用的颜料种类比较多，从主要的基调看，以石青、石绿为主色，看去辉煌庄重，有欣欣向荣、草木华滋之感。小青绿主要区别于用墨与青绿敷染的比例大小，小青绿也有在浅绛设色的基础上，部分施染青绿的。小青绿比较灵活，表现方法渐趋多样。大青绿要求工整典丽，小青绿可用兼工带写，手法轻松活泼，现在多数山水画家喜欢采用小青绿画法。
金碧山水：是青绿山水中另一种着色形式，即以石青、石绿为基础，最后在轮廓处勾金，通过这道金线，像彩绘藻井一样，把山水画装饰得更为绚丽辉煌。在描绘浓艳的夕照晚景，体现出山岩边际的一层金光，增强日照之气氛，在突出的山石表面薄罩一层金粉，或用胭脂、白粉烘托艳阳秋色，使青绿与金碧相映生辉。
浅绛山水：是在水墨勾勒皴染的基础上，敷设以赭石为主色的淡彩山水画。早在五代时董源的画迹中已经看到了浅绛山水的开端，到了元代黄子久又继承了董源之法，才把浅绛设色的格式全面形成。明代沈石田、清代王原祁，都专用这一格调高雅的形式作画。
界画：是以表现建筑物为其主要内容的画科，用又长又直又均匀的线条，表现亭台楼阁之类的古典建筑。只用手勾线，很难画直、画平，必须借助于界尺，故名为界画。如宋代郭忠恕，元代王振鹏、李容瑾，明代仇英，清代的袁江、袁耀，都是界画名手。
花鸟画：是以动植物为主要描绘对象，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的中国传统画科。再进一步细分，还可分为花卉、翎毛、蔬果、畜兽、草虫、鳞介等支科。通过对自然生物的描绘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体现时代精神，间接反映社会生活，具有较强的抒情性和寓意深刻的内涵。花鸟画以描绘方法的精细或奔放分为工笔花鸟画和写意花鸟画，由于使用水墨与色彩上的差别，还可分为白描花鸟、水墨花鸟、浓墨花鸟、设色花鸟以及设骨花鸟等。
我国花鸟画有悠久的历史，原来花鸟画依附于装饰绘画之中，早在六七千年以前，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器皿上常见的花卉、飞鸟、奔鹿、跳蛙、草木枝叶等各种图案纹样，但尚未成为独立的艺术作品。战国、秦汉的墓室壁画、画像石刻，虽以描绘人物活动为主，仍离不开花木禽鸟作陪衬，如长沙出土的2000多年前的战国帛画《人物夔凤图》就有龙凤形象出现。两汉六朝时，花鸟画初具规模，美国纳尔逊·艾京斯艺术博物馆所藏东汉陶仓楼上的壁画《双鸦栖树图》，是已知最早的独幅花鸟画。
花鸟画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画科，始于初唐，成熟于五代和两宋，此时曾出现以西蜀黄筌为代表的宫廷画家，为适应宫廷的需要，画风工整细致，富丽堂皇，善作珍禽异卉；在画院外，南唐徐熙擅长汀花野鸟，用水墨淡彩，富有野趣，为设骨花卉开山鼻祖。因徐、黄二人境遇不同，画风迥异，故有“黄家富贵、徐家野逸”之说。
元明两代文人画兴起，徐、黄二体受到冲击，失去昔日光彩。清初复古空气笼罩画坛，宫廷崇尚徐黄，绮丽甜俗，毫无生气。恽南田宗法徐熙的色粉没骨，形成柔弱婉约的“常州画派”；沈铨师黄家勾线填彩，以精密妍丽见长，影响远及日本。他们虽具功力，却缺少创新。与此同时，朱耷（八大山人）、石涛异军突起，八大的水墨花鸟简括凝练，形象夸张，风格狂怪，构图新奇；石涛笔墨恣肆，极尽变化，主张“笔墨当随时代”，强调要有自家的独特风格。朱、石二人反对摹古，提倡革新，为气息奄奄的花鸟画带来生机，对后世影响很大。“扬州八怪”对笔墨技巧的解放与发展，以及追求艺术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