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三部曲》包括《家》、《春》、《秋》三部连续性的长篇。其中《家》的艺术成就最高，是巴金的代表作。
《激流三部曲》主要从“五四”新文化思潮与封建家族制度剧烈冲突的角度，描写青年反抗家庭的革命，控诉了封建大家庭的罪恶。小说多侧面地暴露了宗法家庭统治者的顽固和专制，以及“长子继承制”的内在矛盾，揭示了封建家庭父辈人物伦理道德的虚伪和沦丧；歌颂了受新文化思想激荡的子辈人物的叛逆行动，表现了青年女性的悲惨命运，以及她们的觉醒与抗争。《激流三部曲》在现代长篇大家庭衰败史小说中占有显著位置。
小说写了高老太爷、克明、克安、克定、周伯涛、觉新、觉民、琴、梅、瑞珏、鸣凤、淑英、淑华等许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其中，觉慧是封建宗法伦理文化的幼稚而大胆的叛徒，是“五四”文化思潮培育的大家庭逆子的新典型。觉新是三部曲中写得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他是宗法制大家庭溃败过程中的“长子”典型，性格复杂，徘徊挣扎于多重人事矛盾和精神冲突的漩涡之中，负载着极为深刻的时代的和历史的文化内涵。高老太爷是大家庭衰败过程中的封建专制家长。他的威权受到来自“败家子”和“叛逆者”两方面的挑战。他在内心矛盾痛苦中死去，象征着一种制度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这些都与现代文学中的同类人物（如曾皓、蒋捷三等）见出不同。
《激流三部曲》把现代小说自郭沫若《漂流三部曲》开始的“三部曲”形式推向成熟，为现代小说形式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家》以抒情笔调，运用心理分析和内心独白等多种艺术手法，成功地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扩展了现代小说人物创造的“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的审美思想。《春》和《秋》中，家庭日常平凡琐细的生活描写，逐渐取代了单纯直露的情绪抒发，预示着巴金艺术风格的转变。
巴金的作品激动了几代人的心灵。他的作品爱憎分明，总能给予读者一种精神的鼓舞，奋斗的力量，伴随读者去推毁旧的世界，催化新的萌生。一个世纪以来，巴金始终生存于崇尚理想、追求光明、坚信未来必胜于现在的精神空间里。这使巴金的创作带上了鲜明的崇高品格，他总是在作品中叙说信仰的力量，呼唤春天，讴歌理想、赞美未来。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总是太阳、星光、明灯、圣火等充满光与热、能给人带来信心与力量的意象。在巴金的笔下，英雄们的思想境界是高尚的，爱情是高洁的，他时时在传递着一种美好的信息，即不合理的制度和罪恶的势力终将退出历史舞台。许多读者正是读了巴金的作品而选择抗争选择奋斗，从而开始不懈的追求。当年奔赴延安的进步青年，许多是由于读了巴金的作品而走向革命道路的。洞袭谈
青年时期的巴金（1923年，巴金19岁），跟他三哥冲破令人窒息的封建大家庭，乘船来到上海南京求学。4年后，苦闷的巴金又踏上了游学法国追求光明的征程。在法国，本想学经济学的巴金却深深地迷于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契诃夫、左拉等文学大师的作品中。文学穿透心灵的深沉力量给了巴金些许的慰藉，然而，这并不能抹平巴金心中的创伤和痛苦。正如巴金所讲：“我想到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希望和挣扎，我想到那过去的一切，我的心就像被刀割着痛，那不能熄灭的烈焰又猛然地燃烧起来。为了安慰这颗寂寞的年轻的心，我便开始把我从生活中得到的一点东西写下来。”于是巴金的第一部小说《灭亡》诞生了。《灭亡》的主人公杜大心是一个充满矛盾、有着忧郁病态性格的青年。巴金通过这一人物的塑造，“真实地暴露了一个想革命而又没有找到正确道路的小知识分子的灵魂。”巴金这一名字也随着《灭亡》的问世而为人们所熟知。《灭亡》的成功，使巴金走上了职业作家的道路。
中年以后的巴金，他强烈的激情以及对于理想世界的渴望，使他成为“五四”青春精神的最好象征。无论是《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还是《寒夜》，都曾经以真诚强烈的感情色彩，激动了几纳碰代人的心灵，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在这些作品中，他善于在娓娓动听的叙述和真挚朴实的描写中，倾泻自己感情的激流，以细腻独到的艺术魅力直逼人心。他还善于撷取典型事件，营造典型环境，塑造出性格迂异的人物形象。比如《家》中人物觉新，便是一个典型。巴金不只一次地说过：“觉新是我的大哥。”觉新性格软弱，逆来顺受，是新旧交替时代的过渡人物，他是高氏家族第三代中的继业者，他不忘长房长孙的地位，不忘光宗耀祖的责任，在持家继业中，他充当了封建宗法制度和礼教的维护者。但他又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只因高老太爷想抱重孙的愿望就断送了他继续深造的前程；只因禅吵双方母亲在牌桌上的摩擦，就毁弃了他和梅芬的婚姻。“五四”运动的爆发和新思潮的冲击，唤醒了他“人”的意识。他对封建家庭的腐败和自己屈辱的生活深感不满，但他在新与旧的秩序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一面维护着旧家庭，一面又不满旧家庭，甚至也不惋惜它的溃灭；他一面受封建礼教的残害，一面又帮助封建家长做着害人的事情。他变成了一个两重性格的人：在旧家庭里他是一个暮气十足的少爷；他跟他的两个兄弟在一起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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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闯入"文坛
□（二） 把心交给读者
□（三） 友情是盏长明灯
□（四）生命在于奉献
□（五） 配合治疗的最好病员
□走近巴金老人
□往事重提说源头
□巴金自传：文学生活五十年
□世纪巴金与四季“收获”
□近百年文学长河中的大师形象
第二节 《激流三部曲》
《激流三部曲》是巴金的代表作品，特别是它的第一部《家》，更具有永恒的艺术价值。
巴金在《〈激流〉总序》中声称，“在这里我所欲展示给读者的乃是描写过去十多年的一幅图画，自然这里只有生活底一部分，但已经可以看见那一股由爱与恨，欢乐与受苦所组织成的生活之激流是如何地在动荡了”。作品所写的正是这样一股生活的激流：一方面随着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垂死的封建统治力量疯狂地吞噬着年轻的生命，另一方面深为革命潮流所吸引的青年一代开始了觉醒、挣扎与斗争的悲壮历程。
《激流三部曲》所反映的内容时间跨度从1919年至1924年，正是中国历史处在转折时期这一风起云涌的动荡时代，背景是当时中国还很闭塞的内地——四川成都。三部曲的第一部《家》，集中展现了封建大家庭制度的典型形态。在高老太爷统治下，这个家庭内部充满着虚伪和罪恶，各种矛盾在潜滋暗长，逐步激化。就在这一背景下，作品描写了高氏三兄弟的恋爱故事。其中高觉慧与婢女鸣凤构成了第一个悲剧事件；高觉新与钱梅芬及瑞珏构成了另两个悲剧事件。这几个悲剧事件虽然原因各异，但在一个基本点上却是共同的：她们都为追求幸福的爱情而和封建礼教及封建专制制度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导致了她们的悲剧命运，特别是，她们的不幸都与高老太爷直接间接地相联系着。鸣凤的故事在全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她的死激化了家庭内部的矛盾，直接唤醒了它的第一个叛逆者——高觉慧。鸣凤的死与觉慧的叛逆标志着这个家族已走向盛极而衰的转戾点。在觉慧的直接影响帮助下，高觉民起而抗婚，并取得了胜利，从而进一步暴露了封建专制主义色厉内荏的虚弱本质。随着全家至高无上的“君主”——高老太爷的死亡，各种腐朽的东西统统明朗化、公开化了，原先隐匿着的各种矛盾冲突统统爆发出来。于是，一方面是蛀虫般地对高家的腐蚀，另一方面是以觉慧、觉民为代表的对高家统治原则的公然反抗，它们都在同时加速地进行着，并构成了两把各自向着相反方向撕裂的钳子，把高家温情脉脉的情感纱幕撕得粉碎。《家》的巨大成功，有力地实现了作者原初的写作意图。“我要反抗这个命运”，“我所憎恨的并不是个人，而是制度”，“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J’accuse(我控诉)”！[1]
三部曲的第二部《春》主要描写的是淑英抗婚的故事以及与之相对的惠表妹的悲剧事件。同样写的是爱情，但和《家》中所描写的内容已有显著不同。《春》不是表现为对美好婚姻的追求以及这一追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矛盾，而是表现为不合理的、丑恶的婚姻制度对妇女的摧残以及对封建专制的婚姻制度的控诉与批判。淑英和惠一样，受父母、上司之命，要与自己从未见过的，声名狼籍的男人完婚，不敢反抗的惠生病致死，而淑英则因受时代、新思潮的影响，在觉民、觉慧的帮助下，逃出了封建大家庭的囚笼。这里，《春》实际是表现了专制制度下妇女解放的主题，同时，在另一方面，它也使读者看到，反叛者的队伍扩大了。旧家庭的统治者也转到第二代克明的身上。但统治力量已经大大减弱了。
三部曲的最后的一部《秋》，表现了旧家庭分崩离折，“树倒猢狲散”的结局。这主要是通过对高家第二代，第三代的道德加速腐化以及整个高家已后继无人的描写显示出来的，作品自然地把注意力放到第三代的命运上，描写了周枚与高淑贞的悲剧以及觉英、觉群的堕落。在这里，着重抨击了专制主义假手封建礼教腐蚀、摧残青少年的罪恶。随着第二代家长克明的死亡，整个大家庭的重担已经找不到任何人来承担了，因为就连长房的承重孙觉新也起来反抗了。《秋》的主题可以说着重揭示了封建专制主义精神支柱的崩溃。
在《激流三部曲》所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群体中，高觉慧无疑是最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他是一个新人的典型。他从朴素的对劳动者的爱和对封建制度的恨出发，走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面前 ，最后又走向社会斗争。作者通过这个思想发展过程，展示了近百年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共同经历的思想历程。
这个形象是活生生的，富有真实感的，他身上的那些长处和短处都是那个时代的先进青年所特有的。他爱国，追求科学与民主，因而他不信神，反对专制主义。他平时不乘轿子，并能爱上婢女鸣凤，归根结蒂还是出于民主精神的指导。但是，他并不是已经彻底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彻底背叛地主阶级的英雄。他的思想里仍然有少剥削阶级的东西。比如，他对鸣凤的爱情就远不及鸣凤对他的爱那么坚定和忠贞。在这个问题上，他一直是犹豫不决的，最后在关键时刻他恰恰忘掉了自己先前的承诺，反而在痛苦之余决定“把那个少女放弃了。”这样的描写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因为觉慧所处的环境仅仅是能够形成具有民主思想的爱情观念的环境，还不是能够实际这种爱情观念的环境。尽管觉慧的爱情观念已完全摆脱了封建阶级的情趣，开始把鸣凤的价值即人的价值放到了中心位置，但他实际上却不可能逾越那一道阶级的垒堑。他最后离家出走前的心情也是十分真实的，他和高老太爷思想上虽属不同的营垒，但他们毕竟是祖孙关系，他那恋恋不舍的心情正表现了他身上人性的一面。
觉慧在作品的作用在于：首先他揭示了主题。这个形象表明，只有革命才是唯一的出路，逃离家庭、个性解放，仅仅是第一步而已。在这方面，巴金显然超过了同时期一般作家的思想水平。其次是，觉慧作为高家的第一个掘墓人，以后在《春》、《秋》中仍不断地给这个家庭以巨大影响，这就使他成为高公馆内部这股汹涌“激流”的原动力。
质言之，觉慧是20世纪初在新思潮冲击下由五四运动首先唤醒的中国人，是封建主义大胆的、勇敢的叛逆，也是满怀热情的，不成熟的革命者。
《激流三部曲》还塑造了一个在专制主义重压下的病态灵魂——高觉新。他是一个重要的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觉新的典型意义在于，他的软弱动摇的性格完全是封建专制主义及封建家族制度所造成的，他的悲剧集中反映了这种制度对健康人性的戕害。觉新原先是一个“相貌清秀”、“聪慧好学”的青年，思想进步，心地善良、正直、忠厚，应该说是很有前途的。但是实际上他却因为父亲的一句话，因为择偶时一次荒唐透顶的拈阄而把前途断送了。他的聪明才智被用来做三亲六故的婚娶、丧葬、陪客、庆典的主持或帮手，必须依着长辈的意志躬行他所反对的那一切。他会变成这样，完全是由家族制度决定的，觉新是长房长孙，亦即“承重孙”，大家庭的未来这主要责任应由他来负。这种家庭结构就决定要觉新来维护这个制度，并处处对这种家庭机制起保证作用。这样，现实和理想就出现了尖锐的冲突，于是就造成了觉新性格的两重性。作品正是通过觉新人格的分裂来控诉这种大家庭制度。
觉新身上也表现出在封建专制主义重压下我们民族的懦弱苟且的国民性。鲁迅对这种性格生成的原因，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根源就在于封建等级制度以及封建传统思想的毒害，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和思想统治的力量。觉新所处的环境，上边有冯乐山、高老太爷，还有克明、克安、克定等长辈，他们象高高的金字塔重重地压在他的头上，使他动弹不动。除此之外，在觉新的周围还有一个无形的郐子手，这就是封建观念，这是觉新无法克服的又一道障碍。正因为处处怕别人说闲话，时时考虑“光宗耀祖”，担心高家从他手中败落，害怕承担不孝的罪名，如此等等，他每次总是自告奋勇地把头往绞索中伸去。觉新的事事退让的心理就在这种环境里形成了。
作为《激流三部曲》中塑造得最有个性的艺术形象之一，巴金对其的塑造很注意挖掘他内心的复杂性：从表面看来，觉新只是个动摇的人物，实际上他内心里却经历着新旧两种观念的激烈冲突。巴金把这种冲突写成是民族积淀心理在西方民主思想冲击下的痛苦挣扎，从而体现出历史的深度。为了写好人物的心理活动，作者还让觉新大段倾诉自己的内心情感，并用了很多富有人情味的细节回忆，强烈地衬托出人物心境。巴金也十分注意表现觉新的人性美，他与瑞珏在不幸中相濡以沫的爱情描写构成了作品中极为动人的篇章。总之，觉新作为新文学史上动摇型的代表，中国“多余人”的代表，其艺术魅力是不容低估的。
《激流三部曲》不仅在思想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且在艺术上也取得了高度的成就。作品围绕高氏家族的盛衰史刻划了众多的人物，他们的悲剧命运给读者以强烈的心灵震撼，作品的艺术特色可以归纳为四点：
一、“家即社会”的情节典型化原则。马克思认为，“现代的家庭”“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的对抗”。[2]这个观点和克鲁泡特金是一致的，巴金接受这一看法，将高家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或“缩影”来写，从中反映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旧中国的整个社会动态，反映出时代的本质规律。高公馆里，发生在主仆之间，新老两代之间、夫权统治和妇女反抗的斗争之间，新旧思想以及主子内部矛盾关系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对抗，就是当时社会上各种尖锐矛盾的缩影，而高家的金字塔形的权力结构就集中体现了几千年中国社会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法则。这样，作品就达到了很高的典型化程度。
二、注重发掘人情美的人物塑造方法。《激流三部曲》描写的人物光有名有姓的就有六十多个，他们性格鲜明，面目殊异。巴金塑造这些人物，不似茅盾写人重在多侧面表现，也不似老舍重在形神兼备上塑人，而是重在刻划人物内心的心灵美、人性美，重在传情上。巴金笔下的人物，性格比较单纯，但这是丰富中的单纯，是外形和内心高度统一的单纯。以鸣凤、瑞珏和梅这三位女性为例，作品让她们都 和“梅花”发生联系——鸣凤在梅园采梅，瑞珏爱画梅，梅表妹则以梅为名，从而表现她们“质本洁来还洁去”的梅花品格。同时又着重展示她们的内心活动——鸣凤是大段内心自白，瑞珏通过日记，梅则是长篇的内心倾诉，这些心理活动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想到别人，想到对方，从而表达了巴金毕生以求的一个“爱”字。这就使这三位女性形象极其感人。
三、以事件为主线索，以场面串连故事的结构特点。《家》中的学潮、过年、军阀混战、鸣凤之死……《春》中海儿之死、蕙的婚礼、淑英出走……《秋》中的枚的婚礼、蕙的安葬直至大火、分家，这些大大小小的事件联结在一起，构成了网中的结，并通过场面的描写把各种人物汇聚拢来，再往下一个事件推去。而前后场面常有所呼应，形成作品的完整性。
四、带有作家强烈道德判断的风俗画描写。对吃年夜饭的描写，对放花炮的描写都异常精彩，但作家的目的全在于揭示这些风俗画后面的阶级对立，因此作家写它的目的在于否定这些风俗画。这同沈从文的风格就全然不同了。
《激激流三部曲》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首先，《激流三部曲》是反映五四运动的长篇小说。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伟大事件，可惜的是文学作品却没能够加以刻划。《激流三部曲》虽然不是直接描写五四运动的，这场运动仅仅是作品的背景，但是它却充分表达了“五四”的时代精神，反映了那一代青年人的奋起和追求，表现了新观念在我国土地上诞生。因此，《激流三部曲》就成为我国现代文学中描绘“五四”时代的一幅杰出的社会生活的插图。
其次，《激流三部曲》是我国现代文学作品中描写封建大家庭的兴衰史并集中抨击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小说。对封建专制主义及封建家族制度的攻击是从鲁迅就开始的，这一主题从我国现代小说诞生起，就吸引了进步作家的注意。然而，继鲁迅之后，真正把这一主题加以推进和取得重大发展的，也唯有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这部作品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特征、弊端和罪恶，指出了它必然灭亡的命运。《激流三部曲》就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抨击这一罪恶制度的一座丰碑。
第三，《激流三部曲》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这一体裁的发展具有重大的作用。“五四”以后，中国新文学接受西方影响，各种文体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小说这一艺术形式也不例外，它在摒弃了中国旧传统小说的内容和形式后，必须努力地去创造适应新观念的新内容和新形式。这种创造大体是沿着几条路线进行的。一是以学习西方小说的艺术形式和技巧为主，适当吸收我国传统的表现手法，二是以学习我国民间口头文学为主，辅之以西方小说的表现手法，三是基本采用我国传统的章回体形式来表现新的社会生活。第一类以茅盾和巴金为代表，第二类以老舍为代表，第三类以张恨水等通俗小说作家为代表。在第一类中，茅盾和巴金又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路子：茅盾较多地吸取了欧洲文学的现实主义及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巴金却较多地吸收了法国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和俄国革命民主主义对旧制度批判的巨大热情。因此，茅盾的作品就常常偏重于客观的描绘，而巴金的作品却常常偏重于情感的抒发。《激流三部曲》正是巴金这一艺术风格、特点的集中表现。它的问世不仅标志着我国现代中，长篇小说已走向成熟，而且也进一步推动了我国中、长篇小说形式更趋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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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走出网友评价巴金的局限与片面
home 发表于 2005-10-24 15:36:00
今年的10月，新闻热点频出。巴老仙逝，无疑又是众多热点中的抢眼新闻。品读媒体报道，“伟大”、“丰碑”、“巨匠”等赞美之辞，一次又一次撞进读者视线。但是笔者也注意到，在如何认识巴金的问题上，有些现象发人深省：
在网上留言中，
一些网友对巴金的“伟大”之说持有异议，但立即遭到不少网友的反驳，但是反驳者也大多没有说出巴金到底伟大在哪。
在某网站做出的一项“你认为巴金一生最大的贡献是什么”的调查中，“你读过巴金的著作吗”项目中，多达74%的人表示“读过一些”，读过很多和没读过的，分别只占16%和4%；在“你最喜欢的巴金作品”项目中，多达78%的人选择《激流三部曲》(《家》、《春》、《秋》) ；在“你认为巴金作品中的哪些东西至今还影响着中国社会”项目中，尽管选择比较平均一些，但是“追求自由”仍然占到了近55%；在“你认为巴金一生最大的贡献是什么”项目中，“说出了真话”占44.26%，“使万千青年走上进步道路”占41.86%，“写出了伟大的文学作品”占40.74%。
尽管在媒体的相关报道中，对巴金的描述还大多停留在其著述成就，人生历程等简单层面，从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等不同角度全面系统介绍巴金的报道还非常少，但是只要从不同报道形式的零散文字中认真品读，除了等身著述以及作品的巨大影响，巴老仁爱、忠诚、正义、自律，人道主义等高尚品格尽显无疑。这，都使巴老无愧于“伟大”的评价。
网上有关巴老是否“伟大”的争论，我以为是对中国文化与一代文化名人的认知困惑。作为一种现象，这与网上的调查结论有了某种因果联系——在当今中国读者群中，大多数人对巴金的作品只是“读过一些”，而且所读又大多数为“《家》、《春》、《秋》”这样的早期作品，这就必然形成了对巴金的认知只限于其作品，对其作品的认知，又仅限于“追求自由”之类的历史概念，从而又导致了对巴金一生最大贡献的评价相对片面。
巴金是否伟大，不是哪个人随便定义的，也不是他的作品所能完全透视的。十年动乱形成了一个文化断代，巴金几乎被一代人所忽略；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又让人们无暇他顾，用于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少。对于绝大多数国人来说，巴金还是“《家》、《春》、《秋》”的代名词，巴金也还停留在历史中，这显然与其伟大作品、伟大人生所应产生的影响不相称。静下心来，历史地、客观地品评这位世纪老人，从其浩如烟海的作品及生活细节中，抽象出当今社会至为稀缺的精神与文化内涵，当是媒体及其他文化、教育从业者的神圣职责
巴金留给
对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来说，最重要的并不在于他写了多少，写了什么，而在于，他笔下的艺术形象的生命力能经得起多么长久的时间的严峻考验。一个作品不管造成过多么轰动的效应，如果不能跨越产生它的历史时代，总是免不了给人以生命苦短感觉。艺术的永恒性固然受到当代西方文论的质疑，但是，伟大的艺术的标志却是跨越历史语境的，在作者的肉体已经化为青烟，作品中的事件已经成为历史教科书上的条文的时候，作品中的人物却能让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感动，这样的作品，就是不朽的文学的经典。而这种永恒的感染力的奥秘在于，形象的与日俱增的可阐释性。
写作《家》时，巴金27岁，书中的人物和他的读者一样年轻，如今时间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封建礼教在崩溃的过程中，仍然在摧毁年轻人的生命和青春，这样的悲剧从总体上来说，无疑正在成为过去，但是，他的《家》《春》《秋》中的人物群像却保持着鲜活的生命。
像觉慧那样，幼稚而大胆的叛徒，虽然，本是针对旧礼教的，他的名言“大胆，大胆，大胆哪”本是来自法国丹东，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有了超越历史语境的解读。邹荻帆在他的诗集《跨过》中写过，读了《家》而走向革命。如果说，觉慧留给后代的形象在艺术上的可阐释性还比较单纯的话，那么觉新提供的可阐释性，就相当丰富而且有弹性了。在他身上有着难以穷尽的、多元的矛盾：五四的理想追求和封建宗法体制的重压；对家族罪恶的厌恶和长房重孙的继承人的责任；对兄弟反抗的同情和摧残亲人的附和，等等不一而足。他的作揖主义，不抵抗主义的腐朽性和道德上的自我完成交织在一起。这就造成了他的多重人格：集觉醒者、牺牲者、殉葬者、帮凶、自我摧残者为一体。他的丰富性，可能比之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典型周朴园、吴荪圃更加多元。正是这一点为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留下了常读常新的余地。这种多元性是在几个系列人物的群象之中获得生命的，从正面说，除了觉慧以外，还有觉民，从反面说，有向其施加压力的精神颓败的长辈。值得一提的还有女性群像，鸣凤、瑞珏、梅表姐、淑英、翠环。所有这些形象都因为与觉新的精神紧密联系而显得充盈丰满。在这样的大家庭多元的人伦关系中，巴金的情感和才气往往能够得到最充分的发挥。
当巴金完全离开了大家庭的背景，完全写社会活动的时候，他的笔力就失去了特有的魅力。就连抗战三部曲《火》，他也不能不承认失败的宣传之作。但是，正是这个巴金，在1949年以后，当茅盾、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由于不适应新的历史形势，都不得不沉默了以后，他却很快唱出了英雄主义的颂歌，带着鲜明的宣传色彩，这里包括以黄继光为原型的《黄文元同志》和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的《团圆》。这是因为，他早期本来有一种英雄的热情，这在最早的作品《灭亡》中表现得很明显，不过那是孤独的英雄。到了新的历史时代，他放弃了个人化的英雄人格，认同了集体英雄。他把从少年时代就积蓄起的热情孤注一掷。他是真诚的，然而，可以想像，绝对是不轻松的。
在来自国统区的卓有成就的作家中，他是最早最多产的一个。在这方面他和早就接受了共产主义却在创作上保持着沉默的茅盾几乎形成对比。他的热情甚至还使他成了一个积极的社会流动家。他对新时代、新话语机制的感情投入是惊人的，比之活跃的老舍更为到位，老舍始终没有学会写新式的，尤其是战争中的英雄。他写朝鲜战争的报告文学《无名高地有了名》和巴金的朝鲜战争为题材的作品相比，是十分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