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加索地区的问题盘根错节，非常复杂。其原因既有历史和现实的，也有内部和外部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民族因素。沙皇俄国对高加索地区长期的征服及其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埋下了民族矛盾的种子。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对包括北高加索在内的各民族推行的民族政策固然有积极的一面，但由于受历史上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影响，苏维埃政府在对待高加索(特别是北高加索)地区少数民族政策上也有混乱和过激之举，犯了不少错误：1、频繁变更民族行政区划。十月革命初期，苏维埃政府为便于统一管理，曾将车臣、印古什、卡拉恰伊、契尔克斯、卡巴尔达、巴尔卡尔等7个民族联合组成山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但时隔不久，当局感到，成立该共和国并非安全之举，随即又将其再划分为几个实体，特别是还把两个不同民族凑合为一个实体。这样做客观上造成两个民族处于相互监视状态，彼此对立，其消极影响至今还存在。在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卡拉恰伊-契尔克斯等联合民族实体中，内部的民族矛盾和纠纷一直不断。2、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20年代，苏联政府不顾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超前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致使高加索地区出现违抗当局命令，从事反苏维埃政权的活动。苏联政府进行了十多年的镇压， 到1938年，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境内还有土匪在活动。3、强迫民族迁移。卫国战争期间，苏联政府以“集体叛变”，出卖祖国为由，将车臣、印古什等11个“不忠顺”民族流放到中亚和西伯利亚，直到1957年，才先后允许其返回家园。
独立后的俄罗斯政府并未认真吸取历史教训，在对待北高加索各少数民族方面仍然是高压有余，关爱不足。俄当局受制于国内权力斗争，无暇关心北高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对那里日积月累的政治危机视而不见，致使该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日益下降，社会矛盾激化，局势动荡不安。旧仇新恨导致车臣等民族对俄罗斯人的不信任和仇视情绪加深，进 而产生日益强烈的分离情绪和独立野心。
纳卡争端除领土是主要因素外，民族因素也是其中之一。据当时的苏联报纸报道，阿塞拜疆当局对自己管辖的纳卡州一贯“持不公正态度”：该州人均基建投资少于共和国其它地区；州内亚美尼亚学校取消了亚美尼亚的历史课，不能用亚语出版文艺作品和教科书；自治州同亚美尼亚共和国的传统联系遭到破坏；阿当局在干部政策上也有歧视亚族人的“严重错误”。
格鲁吉亚当局在对待阿布哈兹人和南奥塞梯人方面也有不公平之处，在发展民族经济、文化、语言和使用民族干部方面均有民族歧视现象，从而使阿布哈兹人和南奥塞梯人 产生分家的想法。
(二)宗教因素。两次车臣危机都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但伊斯兰教极端势力从中推波助澜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在苏联时期，北高加索地区的伊斯兰教活动曾受到一定限制。苏联解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消退促进了伊斯兰教“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车臣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去”，伊教进而成为杜达耶夫为首的极端势力进行民族分裂活动的意识形态工具。1991年11月当联邦中央决定在车臣实行紧急状态时，以杜达耶夫为首的民族极端分子则在群众中“进行宗教煽动和政治动员”，很快组建了6万多国民卫队与俄军抗衡。
在第一次车臣战争(1994-1996)中，“伊斯兰思想”为车臣分裂势力“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提供了“政治和宗教理由”；“为消灭和驱赶异教徒而进行的‘圣战’的思想”鼓舞和团结了车臣全社会，特别是青年。伊斯兰极端分子通过“冼脑和威胁恫吓”甚至使印古什和达吉斯坦部分居民也站到了杜达耶夫政权一边。当俄军途经与车毗连的这两个共和国时，部分居民以各种手段阻止俄军向车臣推进，并公然对俄军采取武装行动。
1996年俄车签订“哈萨维尤尔特协议”后，车臣非法武装在其掩护下，在车臣全面实施伊斯兰化，以宗教为幌子，以恐怖为手段，加快分裂国家的步伐。经过几年的经营，车臣实际上已成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地盘，其扩张野心不断膨胀。在此情况下，车臣伊斯兰极端势力萌发了在车臣和达吉斯坦建立“神权政治国家”，即大伊斯兰共和国的想法。于是，他们铤而走险，于1999年8月发动了入侵达吉斯坦的武装叛乱。
值得一提的是，国外伊斯兰极端势力对车臣的渗透和扩张也在车臣危机中起了煽风点火和推波助澜的作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抵御外部意识形态入侵的屏障崩塌，西起土耳其、东至阿富汗的伊斯兰势力大举进军穆斯林民族占多数的北高加索地区。而具有雄厚伊斯兰基础和重要战略地位的车臣便成了它们首选的目标和利用的工具。他们积极向 车臣渗透，介入车臣事务，资助车臣非法武装，并派出伊斯兰“圣战者”赴车臣作战。约旦出生的车匪“司令”哈塔卜自90年代初车臣要求独立起就定居在车臣，帮助车臣发展武装，1998年8月还帮助策划了达吉斯坦武装分子的暴动。车臣非法武装正是依仗国外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支持，才不断发展壮大起来，以至于敢于发动武装叛乱。
(三)社会经济因素。高加索地区持久的经济落后，人民贫困，社会混乱是造成该地区局势不稳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甚至可以说是基本原因。在俄罗斯10年内乱中，联邦政府受制于权力斗争，顾不上制定北高地区经济发展的专项计划，在财力上也无力对其扶持，致使北高加索地区的经济每况愈下。在达吉斯坦，8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人均生活水平比俄罗斯低60-75%；约有85%的青年人失业。车臣居民失业率为30%，人口自然增长率超过工作岗位增长的4倍，特别是农村地区，失业现象非常普遍，出现了赤贫化。山民们由于无事可做，又腹中空空，于是就靠打仗挣钱养家。此外在社会消极现象的影响下，贫困者最容易被瓦哈比教派的宣传所迷惑，加之信仰该教派有直接的物质利益，因此很多人都愿意接受和信仰该派教义，跟着极端分子搞民族分裂活动。
苏联解体后，外高加索的三个共和国普遍陷入经济困境，资金缺乏，通货膨胀，经济结构单一性矛盾更显突出，加之战乱不断，难民成灾，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在此情况下，无所信仰、无所依托、毫无出路的平民百姓在各种势力的影响和煽动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卷进了战争的旋涡，成为地区动荡不安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国际因素。国际势力为争夺高加索战略要地，特别是丰厚的石油资源，竞相介入高加索地区纷争，是造成该地区冲突尖锐化的重要外部原因。从地缘政治看，高加索对俄罗斯来说极具战略价值。这不仅是因为它毗邻里海和黑海两个蕴藏石油和天然气最丰富的产地。更重要的是，它是俄罗斯的南部屏障，是通往西南亚和中亚的重要通道。叶利钦等俄高层人士曾多次表示，高加索和中亚“对俄有着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形势的发展应符合俄的安全利益”。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俄才顶住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力保车臣，死守“后院”，确保俄在高加索地区的安全利益。苏联解体后，高加索也成了西方觊觎之地。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伯杰曾说过，“高加索和中亚在美国对外战略中应是特别关注的地区。”因此，向高加索和中亚地区渗透和扩张，是美国跨世纪全球战略的一部分。西方 国家所追求的目标是，尽力排挤和削弱俄罗斯在高加索的势力，“使北高加索地区脱离俄罗斯，将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再从地缘经济看，里海石油资源丰富，据西方估计，已探明的储量为180亿至350亿桶，相当于美洲和北海的储量总和。因此，里海资源已成为某些西方大国势力垂涎和必争的目标。已在里海地区投入巨资(至少400多亿美元)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力图开辟一条途经土耳其的石油西运通道，以便控制里海资源的输出。为此，它们积极资助和拉拢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俄罗斯也高度重视里海地区的石油资源，其出兵车臣，除维护自身的安全利益外，也有遏制美国等西方国家在里海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影响的考虑。俄极力反对美国主宰里海的石油资源，意欲绕过车臣从北面另建一条途经俄的输油管。俄与亚美尼亚建立密切关系，意在藉亚钳制阿，阻挠阿的里海石油西运计划。阿拉伯一些石油出口国由于不希望里海石油出现在世界市场上，影响其“超额利润”，因而千方百计阻止里海石油途经车臣输出。为此，阿拉伯国家的一些原教旨主义极端组织竭力支持车臣非法武装闹独立，妄图使车臣融入伊斯兰世界。此外，土耳其和伊朗也积极介入里海资源纷争，并插手高加索争端。土耳其曾支持阿塞拜疆对抗纳卡的分离主义运动，并向格鲁吉亚军队提供过“慷慨援助”。伊朗是里海石油和天然气运住亚洲各国的最便捷通道。目前，伊朗主要是通过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赞助输油管道、建设铁路、架设输电网等办法来加强同上述地区的关系；同时，还通过资助和支持该地区一些政党和运动的办法来扩大影响。
从发展趋势看，今后高加索地区的局势一时仍难以稳定，前景不容乐观，这主要是因为：一是车臣的地位问题。俄车交恶已有几个世纪的历史，民族矛盾积怨很深。车的政治地位问题不解决，危机仍有重新爆发的可能。二是高加索已成为伊斯兰极端势力进行渗透、扩张和国际恐怖分子从事恐怖活动的必经通道。他们必将继续染指高加索事务，制造事端。三是高加索地区的各种领土纠纷是历史造成的，该地区各国政府根本无力解决这些历史悬案。因此，爆发冲突的火种仍然存在。四是俄美在高加索地区的争夺将会继续下去。美决心要在高加索地区排挤俄，打压俄；俄也不甘心向美俯首称臣，尤其是在涉及切身利益问题上，它决不会轻易让步。如果美不顾俄的利益继续在其“后院”挖墙脚，俄必会作出强烈反应。俄美之间在该地区的相互打压和抗争将是长期的。五是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一时难以好转。其内部的各种政治力量围绕政权的争斗仍在继续，更谈不上健全民主与法制的政治制度。同时，该地区还面对急剧增加的毒品走私活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以及少数民族和宗教极端分子制造的骚乱。此外，该地区解决各种争端的政治安排十分脆弱。在政治不稳定的情况下，发展经济，使人民安居乐业，是很难办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