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作家，不少评论家批评他的作品内容充满各种性狂欢，妖魔化知青、丑化中国知识分子和农民等。
他的作品由于经常触及中国审查制度的底线，所以屡屡遭禁。 作品遭禁阎连科有个外号叫“禁书作家”。
2005年阎连科在广州《花城》杂志发表中篇小说《为人民服务》，被中宣部指责诋毁解放军和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宗旨，随即遭禁。遭禁后反而引起了读者的好奇心，小说电子版在网络疯传。
2006年阎连科的长篇小说《丁庄梦》出版，再次被禁，原因是“以灰暗的描写夸大艾滋病的危害和恐惧”。阎连科说：“我觉得，禁这本书的人智商不高。在我看来，按照他们的标准《坚硬如水》或者《受活》反倒是该禁，但是《丁庄梦》禁掉就很没有理由。第一，它讲的事情人所共知；第二，你们自己也天天讲；第三，它没有伤害政府的任何神经。”
2011年阎连科的《四书》在大陆被出版社拒绝，无法出版。他说：“我是受到关爱太多的人。受到关爱太多，谁都想关心你的时候，什么都落到你头上了。我认为《丁庄梦》和《四书》如果是另外一个作家写不会有问题。你小说的某些内容会被无限地放大，放大到所有人都在误读你，甚至遮蔽其他的东西。现在我想对我都不是问题，我已经到这个年龄，完全可以面对它。”
《风雅颂》引争议 ，2008年作家阎连科创作的最新长篇小说《风雅颂》日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小说讲述了一个大学教授杨科在家庭、爱情、事业诸方面悲情而又荒诞的遭遇。有网友撰文称，阎连科在这部新作中诋毁北京大学并影射知识分子。小说借《风雅颂》之名“影射北京大学，诋毁高校人文传统，肆意将高校知识分子形象妖魔化”。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评论家邵燕君认为，阎连科对大学体制环境和精神实质缺乏基本了解，对知识分子进行了肆意嘲弄、歪曲。她说:“只有对事物的价值核心有了足够的了解和把握之后，对其批判才会有力量，才会深刻、厚重。明眼的读者很容易看出小说的破绽，阎连科对大学精神缺乏基本了解，更谈不上对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有深入研究。
在这样的前提下，对知识分子的嘲弄，只是凸显了作者对学术的不尊重，对人性的不尊重。而利用北大等一些高校的价值系统大做文章，其用心可疑。”她认为，阎连科“因为不懂，所以放肆”。另一位北大博士、评论家李云雷表示，小说堂而皇之地影射北大。
“批评北大当然可以，但这样无中生有地‘影射’，却是批错了地方，又用力过猛。作者对大学与文化界的情况及其运作机制很不了解，却装作一副了然于心的样子，又施之于猛烈的批评，批评不到点子上，隔靴搔痒，有些可笑。”
对此说法，阎连科给予否认：“其实当初在选择小说主人公的身份时，我也顾虑重重，既然我把它作为我的精神自传，那么选择主人公的身份为作家吧，就显得我很自恋。思前想后就让他以大学教授的面目出现，因为这一职业与我的身份大致相近。”
阎连科说，那些认为他贬损知识分子的人显然是高看他了，“我没有那么大的能耐与力量，我只是写我自己，我只是描写了我自己飘浮的内心；只是体会到自己做人的无能与无力，并因此常常感到一种来自心底的恶心。我无意影射任何知识分子。”阎连科认为，他不熟悉大学，他在《风雅颂》中所写的乡村也不是现实中的乡村，“我笔下的‘大学’和‘乡村’由此不类不伦，如果有人对号入座那将是最大的荒诞。”
《我与父辈》引争议，2009年阎连科发表自传体长篇散文《我与父辈》，大获好评，“万人签名联合推荐”的《我与父辈》，寥寥十几万字确实足以让我们体会到这位语言大师的魅力，朴实地讲述了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卑微生活，在品位这些坚忍与伟大的同时，却也听到了另一种声音，不少人对其中关于知青的描述表示质疑：阎连科缘何妖魔化知青？
阎连科写道：“从此，记住了他们在村里的不劳而获和偷鸡摸狗，记住了他们在我们乡村如度假一样的生活。不太明白，我们乡村本就田少粮少，革命、时代和伟人为何还要派这些城里的孩子，到这儿祸害乡村的人们。也就盼着他们赶快离开，回到他们家里，让城市乡村，两相疏离，彼此平静，相安无事。”本以为轻描淡写的勾勒，却引来争议声无数，更有知青后代在凤凰网论坛发表声讨帖“阎连科为何要妖魔化知青？！”
众多知青及其后代参与讨论，指责阎连科曲解历史，愤愤之情溢于言表；不过其中也不乏网友认为，这些描述不同于以往知青口中的自述，而是以一个普通农民的角度出发，刻画的相对比较客观。
扩展资料：
阎连科，1958年出生于河南洛阳嵩县田湖瑶沟，毕业于河南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中国著名作家，被誉为“荒诞现实主义大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冼为坚中国文化客座教授。
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二十几种文字。代表作有《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风雅颂》《四书》《炸裂志》等。
作品特点
阎连科不认同“荒诞现实主义大师”这个称号，他自称自己的作品是“神实主义”。阎连科擅长虚构各种超现实的荒诞故事，情节荒唐夸张，带有滑稽剧色彩，强烈的黑色幽默往往令读者哭笑不得。阎连科则说：“并非我的作品荒诞，而是生活本身荒诞。”
他对中国农民的劣根性有着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所以有不少评论家将他与鲁迅作比较。他的作品还带有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情结，渴望制造一个没有苦难的世外桃源，透露着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思想。
在阎连科海量的小说作品里，几乎都弥漫着孤独和绝望的气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笔下的主人公与命运展开了漫长而艰苦卓绝的斗争。
神话与传奇
在阎连科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耙耧山脉”其实就是一个神话世界和传奇世界。在阎连科的大部分作品中，所展示给我们的都是受难、牺牲、意志、回家等多重主题，它们是神话的基本主题。对于小说主人公而言，他们常常只是出于一种生存的本能，但在作者叙述的过程中，却逐渐展现出一种崇高、庄严甚至阔大的东西，叙说着人类普遍的要求。
跟随着他们，我们进入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话世界，充满着无穷尽的歧义、象征和隐喻。如在《日光流年》中，“四十岁”是魔鬼给三姓村人设置的诅咒，破除这神秘的魔咒，是三姓村人一辈辈人唯一的目标；《受活》中受活庄里的残疾人如同上帝所遗弃的子民，他们希望能寻找到回去的途径，但却在歧路丛生的世俗世界迷失，离上帝越来越远。
庆典与高潮
阎连科小说中的许多场景都与庆典的狂欢化、仪式化、象征化具有相通之处。在阎连科近几年的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和《受活》中，充斥着这样的庆典时刻，并且成为小说重要的隐喻和象征途径。在这些庆典时刻，具有几乎相同的模式：先是欢乐，极度的热闹、兴奋和期待，气氛达到了最高潮，等到最后爆发的时候，却突然转折了，完全意料不到的、悲剧性的转折。欢乐高潮的顶点是悲剧的突然呈现。
暴力与温柔
阎连科笔下的“暴力”并非指当代作家中所具有的描述暴力事件的倾向（如余华前期的小说），而是指阎连科小说的语言、形象和情节给人带来强大的冲击力和震撼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审美倾向。暴力形象在阎连科最初的小说中并不多见，在自身与疾病的对抗之中，作家对意志的强度、生命的韧性和极端性的东西非常感兴趣，小说逐渐走向狠、绝、奇。语言、情节和结构的设置变得极为峭奇，超出一般的想象力之外，也远远超出生活经验范畴和通常的承受能力之外。
《年月日》和《耙耧天歌》中酷烈的死亡方式；《日光流年》中三姓村人活不过四十的意象，男人卖腿皮、女人卖淫来拯救生命的众生相；《坚硬如水》中地道里极乐时刻的谋杀；《受活》中的残疾人形象，绝术团在舞台上“表演残疾”时血淋淋的形象，等等，这些极端残酷的形象本身直接进入读者的审美背景中，构成一种风格和象征冲击着读者。
死亡与自残
死亡、暴力、自残的形象在阎连科小说中频繁出现，在他的笔下死亡有了一个新的定义：愤怒到极致了的一种近乎幽默的表达。它里面包含了自嘲、无奈、反抗和某种率性。在《老旦是一棵树》中，一个极端固执的人，至死也不与世界达成和解，就那样戳在那堆粪上，直至把自己变成一棵树，为这世界奉献了惊世骇俗的幽默。
《日光流年》中杜岩对自己死后不能躺进棺材里耿耿于怀，最终做出了决定，自己躺进棺材，让儿子将棺材钉死，这样，司马蓝就不会再抬走他的棺材了。在这些主人公的意识里，活着与死亡的界限是模糊的，死亡并不是生命的完结，而意味着新生，是他本人生命意志的延续。因此，他们前赴后继，从容地走向死亡，悲壮、平静甚至喜悦地把自己的身体交出来。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阎连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