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的“第四极”在哪里？

“第四极”崛起中的障碍 成渝地区和武汉地区，虽然有上面提到的种种建设新的经济增长极的优势，但仍然需要克服以下四大障碍，否则难以真正形成“第四极”。 第一，经济实力仍然需要继续跨越式发展。虽然成都、武汉、重庆在地区生产总值上领先中西部其他重要城市较多，但和经济总量早已超过1万亿的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相比，差距仍很明显。需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当前这种经济增长势头，中西部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极才有形成的可能性。 第二，区域内部的有效合作、资源优化配置亟须加强。已经成熟的三大经济圈中，区域内部的合作与资源配置得到非常有效率的安排。珠三角地区由于同在一个省内，各市之间的合作、交流一直比较频繁，前段时间甚至一度有声音提出要将广州周边的中小城市整合到一起，建设“大广州市”。环渤海地区的整合情况也非常理想，京、津二市间的合作已经形成了传统，去年河北省也曾提出整合北京周边县市、建设“环首都经济圈”的理念。 这种紧密的区域内合作模式在成渝地区和武汉地区几乎是难以想象的。成都和重庆，长期同属四川省，两者经济实力、历史地位都较为接近，使两座城市间存在“谁都不服谁”的“瑜亮情结”。重庆人一直以来对于四川省的资源较多分配给成都而心怀芥蒂，而成都则对自己“下辖”、当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重庆，突然成为“高自己半级”的直辖市而难以接受。这还只是表面上的不和谐，深层次里，由于国家资源的有限，同样将自己定位为“西部老大”的这两座城市之间，在争夺国家战略资源方面，一直有“暗中角力”的现象。因此，成渝城市圈的建设，不能简单做加法，应注意区域内部关系的理顺，否则很容易在内耗之下出现“一加一小于二”的结果。 武汉的发展，遇到的则是与之恰恰相反的问题。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极，需要该区域内部具备多个强劲的经济增长点。如长三角的沪宁杭，珠三角的广深二市，环渤海的京津。但武汉在湖北省内甚至在整个中部地区，经济首位度过高，周边城市的经济实力差距较大，难以对武汉的发展起到补充作用，导致其常有“拔剑四顾心茫然”之感，区域内部的合作无从谈起。正在建设的武汉城市圈，被定位为“1+8”模式，但由于总量上的巨大差异，不免给人以“1拖8”的观感。即便将视野扩展至整个中部地区，周边省市的经济总量相对也较低。更关键的是，中部地区内部，合作的意识非常淡薄。山西将自己定位为环渤海地区的“腹地”，安徽倾向于背靠长三角地区发展，河南则着力于省内合作、建设“中原城市群”。这就让位于“中部之中”的武汉，在发展经济时缺乏外部助力，也使得武汉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点”，难以扩展成“面”，进而形成“经济圈”。好在武汉市的领导已经注意到这个制约因素，并开始着手给这个困局“解套”。2012年以来，曾经在理论界讨论的“长江中游城市集群”的概念，在有关城市的推动下，开始走向现实。赣湘鄂三省主要领导晤面、就长江中游城市集群进行磋商，并将草拟报告提交国务院审批，以争取国家政策支持。这个“长江中游城市集群”的设想，是以武汉、长沙、南昌这三个地理位置相对接近的省会城市为主体，整合其他中小城市，建设跨省城市圈。这一构想如能实现，确实有可能形成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但需要整合好三省内部的资源配置，并解决好省域合作问题。 第三，需要更新观念。现代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国际视野，沿海地区由于长期以来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人们的思维模式比较开放。与之相比，内陆地区人们的思维则尚显保守，这不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武汉、成都等地航空港的扩容，对外交往更加便利，这一现状有得到改善的可能性。 第四，应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意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长三角地区，与高地区生产总值相对应，居民的生活水平普遍较高。而在中西部地区，即便是在成都、武汉等经济快速发展地区，居民生活水平仍然相对较低，这可以从上述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工资标准看出。因此，提升地区生产总值的同时，也要着力改善民生问题、提高居民幸福指数，而且要避免经济增长带来房价畸高、物价高涨等问题。 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中西部地区成长出引领经济增长的“第四极”；而解决好上述问题，方能推动充满活力的新的经济增长极，真正出现在神州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