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戏剧性”是九叶派诗人、诗论家袁可嘉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提出的一种诗学思想，该学说的核心就是现代新诗一是应具备戏剧性在美学范畴的本质，二是要吸取戏剧化的表现手法，如运用戏剧化的结构、情景、对白独白等，使诗更有客观真实性。所谓的“戏剧性在美学范畴的本质”就是说现代新诗要像戏剧一样具有立体交叉的舞台布景和故事情节，从而让观众从中得到美的享受并客观地感受到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提出这一思想的历史背景就是当时诗坛上充斥着伤感和说教两大派，受“诗言志”这一中国传统诗学思想的影响，中国诗坛的主流就是伤感派，什么伤春悲秋、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卿卿我我，总离不开个人感情宣泄这个小圈子，美则美矣，但却无法与时代同呼吸，要知道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国家民族命运如何发展的重大关头；而说教派则把诗变成了政治口号，既肉麻又空洞乏味（令人可悲的是文革中该派竟发展成了中国诗坛的主流），可如何用诗把握时代的脉搏、体现社会现实是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诗人无法回避的问题，九叶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通俗一点说“新诗戏剧性”就是以李商隐《无题》诗的笔法来描写杜甫“三吏三别”的命题，让读者在美的享受的同时客观地感受到社会现实和作者的思想感情，还要用多种意象的组合出一个像戏剧一样的多维空间，让读者设身处地地客观体验一下。九叶派的理论根据来源于瑞恰慈、艾略特、奥登等现代诗人的诗学主张，而艾略特“诗人不是放纵情感而是逃避情感”的诗学思想对九叶派的影响最大，所以九叶派自觉形成了诗应“感情内敛不致外溢，将感情寓于意象之中”的共同认识，这是为了矫正伤感派对情绪的痴迷，过分夸大情感在作品中的作用，甚至直接将未经沉淀转化的情感等同于作品本身，而忽略了其艺术性，也就是说在诗中诗人已经退距到了作品以外，他只是一个站在岸边的摄影师，把事物的本来面貌客观真实地反映给读者，而不是用诗人字的情感去引起读者情感的共鸣。当然任何作品都带有作者的思想和感情色彩，特别是诗这种特殊的文学载体，如果抽掉了其中的情感色彩，那诗就不叫诗了，但九叶派要求的就是保持距离的综合审美把握，以诗的多层结构为载体，全面化解艺术与现实的矛盾，以多种意象的组合、暗示，寄托作者的感情。九叶派历来不主张对事物的直接再现，这就是我用摄影师一词的用意所在，一幅好的摄影作品不用文字说明就可让人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并带给人以视觉上的享受，这就是九叶派追求的吧主观抒情变为客观化处境。
再打个较简单地方比方：你是一个美丽可爱的女孩，我正在追求你，那么伤感派就会用各种比喻来形容你的美丽可爱，再说明我是多么爱你，其中的情感只是我的感受，即使其中花了大量的篇幅去描写你的美丽可爱也只是烘托我的情感，而说教派就会直呼你是多么的美丽可爱，你是我的女神，我爱你一万年，海枯石烂等等，但九叶派则会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用一系列意象组合、暗示向世人表明你的美丽可爱，以证明我对你的爱。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戏剧性”的问题，因为中国历来讲求“诗画同源”，而中国画一向是平面布局，这表现在诗中就是感情单一，但现实却是立体多维的，于是九叶派就引进了戏剧的概念，所以九叶派的“戏剧性”除了其美学范畴的本质外还有表现手法上的运用·。
因为九叶派诗学思想的理论根据就是就是现代派的“非个人化”，所以九叶派的“客观化处境”和现代派的“非个人化”很容易被混淆，但九叶派的诗学思想不是现代派的翻版，而是融合了中国诗的一种新诗学主张，他们的区别就像六祖慧能的“菩提本无树”和神秀的“身是菩提树”一样，现代派的“非个人化”是现场转播的解说着，而九叶派的“客观化处境”则是场外的摄影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