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在维新派新闻中最具典型，是维新派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新闻思想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大体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戊戌变法时期，其思想主要集中在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的《论报馆有益国事》一文中。在文中，他把报考比作耳目喉舌，指出其功能是“去塞求通”。梁启超认为一个国家的强与弱，取决于国情的通与塞。所谓“通”包括通上下和通中外两个方面。对怎样发挥“去塞求通”的作用，他提出四条要求，即：“广译五洲近事”、“祥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载下政治学艺要书”。梁启超早期的办报主张，表达了维新派要求学习借鉴西方、从政治经济各个方面迅速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爱过热情。
第二个时期为1899到1911年。变法运动失败后，康、梁等流亡海外，接触了更多的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和新闻理论，梁启超在总结前人和自己的办报经验的基础上，汲取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形成以下比较系统的新闻思想。
一是报纸的功能，提出报纸有“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的两大天职。他认为政府没有权利办不成事，但权利过大又不受监督，就会滥用职权，所以需要作为“国民公意的代表者”的报纸，像父兄对待子弟那样去监督政府，才不至于走向腐败。他还认为，“中国之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因此需要报纸“若孝子之事父母，若良师之诱蒙童”那样去向导他们。并提出为何、如何、由谁来两监督和向导的问题。
二是办好报纸的四条原则。即：(1)宗旨定而高(2)思想新而正(3)材料富而当(4)报事确而速。
三是健全舆论的主张。他认为舆论是一种天地间最大的“社会制裁之力”，报馆则是体现舆论最有力的机关。报刊要造成健全舆论必须具备“五本”，一是常识，二是真诚，三是直道，四是公心，五是节制。
四是她根据自己的办报经验，提出办刊宣传有两种方法，即浸润和煽动的方法。浸润的方法主要指使读者耳濡目染,潜移默化,逐渐接受论者的观点，煽动的方法就是要“故作惊人之语，造极端之词”，使读者猛醒。同时，对新闻业务提出建议，如在论说的写作上提出“公、要、周、适”四点原则，在新闻的采集和写作上要做到“博、速、确、直、正”。
第三个时期应属中华民国成立后，梁启超政治上更为成熟，新闻思想也产生了一些变化，但相比较前期，缺乏系统性。他不再提倡作为反清斗士所推崇的“言论自由”，转而提倡“言论的社会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