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日关系，已经达到了自建交以来的最低点，这是两国都不愿意看到的，但要认清的是，当今中日关系的“苦果”是日本安倍政权一手造成的。这其中有很多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
2015年01月17日，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访问印度，你访问印度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也不在乎。可是，岸田1月17日对印度外交智库发表演讲时，不仅对钓鱼岛局势做出了不恰当的描述，称中国持续的侵入日本钓鱼岛领海，日本将会持续并坚决的回应，他还就中印领土争端表达日方立场。岸田公然声称：很明确，‘阿鲁纳恰尔邦’是印度的领土，尽管其“知道这是一个和中国有主权争议的地方”。作为日本外相，以如此明确的方式就中印领土之争表达立场，这还是第一次。岸田还呼吁印度与日美加强合作，共同应对中国崛起等“地区的不稳定因素”。
岸田作为外相如此公然露骨地拿中印领土之争去讨好印度的做法令人吃惊。这样的表态只能被认为是缺乏基本的外交素养和大国风范。日本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身段放得如此之低，刻意向印度阿谀奉迎，骨子里的奴性又一次得到了释放，新德里虽然可能会心中暗喜，但对日本大概也并不会高看一眼。
记得2014年底，岸田是第一个跳出来对中日刚刚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表达不屑一顾的日本内阁成员。此次，岸田又在新德里再次用言语挑衅中国，既没有外交风度，也没有外交智慧。
当中国在庆祝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这一伟大胜利的时候，作为当年战争的发起国，日本对于这一天却非常低调。在整个日本的各大媒体，发现他们集体都忽视这个纪念日的存在。这也正代表了日本对于二战的模糊认识。因为日本政府至今都认为那场战争是终站，而不是战败，所以就更不会接受“投降日”的概念了。这是一种对待历史事实虚伪的态度。不承认战败，美化二战，这就是日本右翼势力的“历史修正主义”。因为在右翼分子看来，二战时同盟军对日本战犯的远东国际审判，以及同盟国主导颁布的“日本和平宪法”是一种屈辱。这就是当今日本右翼势力在极力否认二战战败，突破和平宪法束缚，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根本初衷。日本的这种做法是对历史侮辱！
尤其是安倍晋三上台以来，右翼势力逐渐控制日本政府的决策，使得日本不断出现美化战争、否认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等违背历史的行为，这直接伤害了中国人们的感情，并导致中日关系达到了自建交以来最严峻的一个阶段，而历史问题正是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安倍晋三的一系列的行为和言论，让作为二战受害国的中国忍无可忍。他曾质疑过前首相村山富市向亚洲人民道歉的“村山谈话”，并称他不会原封不动地继承“村山谈话”;也曾质疑过二战时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卑鄙行为。
另外，钓鱼岛问题。日本政府公然挑起钓鱼岛争端，美化否认二战历史，造成中日关系的持续紧张。从扣留中国渔船和船长到“购买”钓鱼岛，日本的这种做法使钓鱼岛事件升级，直接导致了中日关系的恶化，并一直持续到现在。因此，钓鱼岛问题就是中日关系恶化的直接原因。
日本高层领导人拜访靖国神社的问题。安倍晋三公然漠视中国人民的感情，他更是在执政一周年之际悍然参拜靖国神社，公然参拜靖国神社为日本战犯的亡灵喊冤，对中国犯下滔滔罪行的战犯进行顶礼膜拜，每年都像拿一把尖刀深深刺痛中国人民的心。
日本归还掠夺我中华的历史文物、文化遗产问题。日本人垂涎我中华文化，对中国灿烂的历史文明即是崇敬又是嫉恨与破坏。给中国文化造成了巨大的难以弥补的创伤、损失。中国第一个完整的北京人猿人头钙骨化石就因日本人遗失了，至今没有音讯，或许现在就在日本某个日本商人手中，以及日本军政府在侵华战争期间利用各种手段疯狂的大批的把中国的历史文物掠夺到日本，至今还未归还。
美国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也很大。美国重返亚太，对中日关系构成直接影响。按前美国国务卿赖斯的说法：“在应对中国崛起方面，美国最有利的地方之一就是区域经济合作“。日本在亚太地区就充当美国的打手和走狗，维美国马前马后对中国指手画脚。这又是严重影响中日关系的一个因素。
日本媒体的恶意宣传。日本媒体是连接其政府和公众的纽带，大众传媒十分发达，日本人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爱读书、读报、看电视的公众之一，同时也是最容易受到传媒诱导的公众之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媒体中对华负面报道倾向更加明显，而且每隔一段时间便掀起一次“妖魔化”中国的舆论浪潮。原因是其中很多媒体被日本右翼势力所利用，以及日本右翼刊物《产经新闻》《诸君》等刊物的恶性报道。
仅如此，日本主流媒体还在经济与信息资源等方面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缺乏一定的客观性。日本媒体的恶意宣传是导致日本国民对中国民众信任感下降甚至敌视的重要因素，进而导致了整体国民的右倾化加剧，而安倍晋三的再度当选则昭示了日本国内右倾化的程度超过60%，使中日关系的改善更加艰难。
中日两国之间的交往是集邻国交往、双边交往、多边交往以及大国交往为一体的复杂性交往，又掺杂着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的多重问题。目前，中日两国交往的发展进入瓶颈期，这是考验中日外交人员智慧的重要时刻。中国要始终以核心国家利益为底线，在中日交往中采取有力措施，获取主动，以建立健康、和谐的中日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