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佛教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自魏晋南北朝佛教传入中国以来，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和发展，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佛教文化，是灿烂中华文明总宝库中光彩夺目的瑰宝，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佛教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其千古独步的思想体系对中华哲学思想体系的影响方面。凡要影响社会、在思想界引起关注，外来文化必须在本地文化中寻找到一个共振频，以此作为契入点，例如支娄迦谶所译传的《道行般若经》之所以会在中国社会引起比安世高所译传的数息禅法更为强烈的影响，并在以后一个时期由支谦、竺叔兰、竺法护等对《般若经》一译再译，且形成颇具影响的“七家七宗”，其根本原因是他们弘传的“性空”说与魏晋玄学中的“本无”和“贵无”之说相近，形成了互补关系。宋明理学虽标榜不好释氏之学，但在朱熹、王阳明等人的学说中，处处可见佛学的影子。王阳明所倡导的“心外无物”之说，几乎是佛教“一切唯心所造”说的抄袭版。佛教传入中国后，不仅对道教、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产生了重要的渗透作用，而且在隋唐时朝，各宗并畅，构建了富有中国独特色彩的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力主“心性本净”和“心性本觉”，一转印度佛教“心性本寂”的强烈出世倾向，将出世与入世的关系放在了不即不离的恰当位置，为中国士大夫阶级提供了平衡儒家“修齐治平”与道家“遁迹出世”的思想依据。同时，也为近代人生佛教，特别是“以出世心态行入世之道”准备了理论基础。近代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思想家，无论是章太炎、谭嗣同，还是康有为、梁启超，都不约而同地在佛教思想宝库中觅到构建学说的养料。这一切无不说明佛教思想体系对中华哲学思想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如今只要是有志于研究考察中国哲学思想者，就必须研究中国佛教思想，否则必定是有缺陷的、不完整的，甚至是无法把握和探究的。
佛教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又表现在其对民众心理构成的规范方面。佛教初传中国，其传播的范围主要是在王室及主要权臣（如汉明帝之弟楚王刘英），以及有文化的知识阶层，包括士大夫及其出身于士大夫家庭的僧人。其中，士大夫阶级起了中坚骨干作用。而王室及权臣则起到了扶持、宣传佛教，扩大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之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表现为政府行为的王室佛教和表现为社会行为的士大夫佛教，与外来的佛教形成互动关系，推动了佛教得以扎根于中国社会文化的同化过程，并同时共同推动了民间社会对信仰的理解，导致了具有极强生命力的民众佛教的兴起与发展。只要深入考察佛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重新认识佛教在中国的历史演变，不难发现，民众佛教是维持佛教在中国社会延续和弘传的真正基础。因为，民众佛教以渗入国人民俗之中的佛教（近来学术界有称此为“民俗佛教”的），以及佛教的仪式、禁忌、节日等本身转化为民俗，规范了民众的心理构成，国人虽未形成全民信教的局面，但民俗影响所致，在封闭、滞粘的农业社会中，却具有全民性。因此，尽管“三武一宗”的灭法来势凶猛，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也不同，有对佛教采取钳制和限止政策的，而其打击的结果，受到重创的是王室佛教和士大夫佛教。至于民众佛教，由于受民俗的保护，则表现为极强的韧性。这也是唐代武宗会昌年间灭佛之后，士大夫佛教一蹶不振，日益式微，而民众佛教却仍然发展如故的真正原因。赵宋以后，尤其是明清两代，民众佛教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诸多民俗的重要依据。“家家弥陀、户户观音”是当时佛教在民间流行的生动写照，各宗各派的道场殊途同归，儒释道三家合流，以及寺院经忏兴旺、频繁启建水陆，这一切无疑折射出民众的信仰需要。近二十年来，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社会环境的日益宽松，佛教寺院恢复迅速，香客盈门，不少家庭供奉佛像，特别是香港设立佛教公众假期等等，均反映出佛教即使在现代高科技时代，仍然在民众中拥有广泛的信仰基础。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佛教对于民众生活（包括信教者和不信教者）的影响是广泛的、深入的。
佛教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同时表现在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的渗透和影响方面。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伴随而至的是西域和印度的文明成果。中国雕塑、绘画艺术的杰作，如敦煌石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窗中的作品，在创作思路、手法上均受到了印度艺术，从而也间接地受到了希腊艺术的影响。译经事业的高度发达，随着大量佛教典籍翻译为汉文，也给汉文带来了众多的新鲜语汇，丰富了汉语的表达能力，如“三昧”一词，现在已成了汉语中表示精髓、奥秘、要旨的词汇。又如，随着诵经的开展和普及，印度的“四声”已成了汉语的基本发言标准。现在中国孩子一进小学，就要学习“平上去入”四声。诸多事例不胜枚举。总而言之，随着佛教的传入，中印两大文明体系真正得到了一次互相交流、互相补充的机会，其交流现几乎遍及当时已有的各个学科，如文学、农艺、手工业、艺术、逻辑、医学、音韵等。
中国的社会在发展，佛教也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发展。佛教过去对中国社会各民族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今后仍将继续对各民族产生影响。因此，认清佛教曾经、并且现在仍然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对于我们思索将什么样的佛教带入二十一世纪，如何使佛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挥其所应有的作用，是有现实和历史的意义的。
由此可见，佛教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我们应正确对待佛教文化，适当对它进行改造，使它与时代的发展和进步相适应，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道教是在中国形成并传播的一种多神宗教，在中国古代影响仅次于佛教。道教被认为是和儒教和佛教一起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道教以道作为其追求目标，道教因此而得名。道教是在中国古代道家思想理论的基础上吸收神仙方术、民间鬼神崇拜观念和巫术活动而形成。它主张清静无为，长生不老，得道成仙。
渊源
道教虽奉老子为祖师，但其主张与老子、庄子的思想并不完全一致，而更多得益于汉初盛行的以老子之名言修道养寿的黄老道。道教的另一渊源是始于战国、盛于秦汉的方仙道。此外，亦可遥追殷商的鬼神崇拜。
道教在其逐渐形成的过程中，与当时正进入中国的佛教的互动（佛教对道教的影响以及道家对佛教中国化的影响），也很值得注意。
发展历程
道教的发展一般分为汉魏两晋的起源时期、唐宋的兴盛、元明期间全真教的出现和清以后衰落四个时期。
道教的形成是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作为道教最终形成的两个标志性事件，一是《太平经》的流传，一是张道陵的五斗米道。东汉顺帝时（126年-144年），于吉、宫崇所传的《太平清领书》（即后来所谓《太平经》）出世，得到广泛传播。到东汉灵帝时，张角奉《太平清领书》传教，号为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信徒遍布天下九州，已是颇有影响。后来黄巾起义失败，太平道日趋衰微。同样是在东汉顺帝时，张陵学道于蜀郡鹄鸣山，招徒传教，信道者出米五斗，故称五斗米道。其孙张鲁保据汉中多年，后又与最高统治当局合作，使得五斗米道的影响从西南一隅播于海内，遂为道教正宗。
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炼丹术的盛行和相关理论的深化，道教获得了很大发展。同时道教也吸取了当时风行的玄学，丰富了自己的理论。东晋建武元年，葛洪对战国以来的神仙家理论进行了系统地论述，著作了《抱朴子》，是道教理论的第一次系统化，丰富了道教的思想内容。南北朝时，寇谦之在北魏太武帝支持下建立了“北天师道”，陆修静建立了“南天师道”。
到了唐宋，唐高祖李渊认老子李耳为祖先，宋真宗、宋徽宗也极其崇信道教，道教因而备受尊崇，成为国教。此时出现了茅山、阁皂等派别，天师道也重新兴起。在理论方面，陈抟、张伯端等人阐述的内丹学说极为盛行。
金朝时，在北方出现了王重阳创导的全真道。后来，王重阳的弟子丘处机为蒙古成吉思汗讲道，颇受信赖，并被元朝统治者授予主管天下道教的权力。而同时，为应对全真道的迅速崛起，原龙虎山天师道、茅山上清派、阁皂山灵宝派合并为正一道，尊张天师为正一教主，从而正式形成了道教北有全真、南有正一两大派别的格局。
明代时，永乐帝朱棣自诩为真武大帝的化身，而对祭祀真武的张三丰及其武当派大力扶持。此时，道教依然在中国的各种宗教中占据着主导的地位。
清代开始，满族统治者信奉藏传佛教，并压制主要为汉族人信仰的道教。道教从此走向了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