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治理、开发和摆脱贫困，这也一直是人类共同的历史使命。从经济学意义上讲，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反贫困的历史。贫困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永恒的主题。这正如西奥多·W·舒尔茨所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曾说过的一句话，“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并衷心地希望经济学家们在构筑自己的理论大厦时不要忘记给贫困问题留点地位。但是，贫困作为特定的社会经济现象为人们所重视，且被纳入理论研究的领域，其历史并不长。贫困问题开始被社会重视，并成为经济学的基本课题之一，则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事。而真正对此进行广泛关注并进行理论探讨则是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的。
一、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贫困理论
如果仅仅从贫困现象成为理论研究的内容来说，贫困理论起源更早，但在这种理论中，贫困并不是研究的主题本身。大约从16世纪开始，空想社会主义者从改造人类社会，建立一个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理想社会的角度，尖锐地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弊病和祸害，贫困作为资本主义制度违反理性原则的集中表现，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内容。这是对贫困的一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贫困被看作是制度的产物——贫困的根源是私有制；贫困是作为社会不公平的结果看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困是由富裕产生的，由此，认为消除贫困的根本途径在于消灭私有制。
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贫困的研究是从政治变革的立场出发的，除了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现象进行归纳和较为详细的描述外，对贫困问题本身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研究。
二、马克思主义的贫困理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所涉及的贫困，是早期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贫困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的理论研究，涉及到了大量的贫困问题，但这些问题发生的背景都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是资本积累和贫困积累最典型的时期，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频繁爆发和失业人员大量出现的特殊时期。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贫困现象，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深刻的揭示当首推马克思与恩格斯。马克思最早从制度层次上揭示了贫困的根源。马克思的贫困学说，是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贫困化及其趋势的理论，具有阶级贫困的性质与制度分析的特点。马克思的贫困学说立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就是生产剩余价值，就是资本吸吮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而这种私有资本对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就是马克思称之为“雇佣劳动制度”的必然结果。雇佣劳动制度怎样给雇佣劳动者阶级带来贫困化呢？马克思指出：“最勤劳的工人阶级的饥饿痛苦和富人建立在资本主义积累基础上的粗野的或高雅的浪费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当人们认识了经济规律时才能揭示出来”。而这个规律，主要是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
马克思在其巨著《资本论》中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为了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就不断地把剥削来的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转化为资本，扩大资本主义再生产。资本有机构成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而提高。随着资本集中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家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不变资本相对地增大，用于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相对地减少。可变资本相对地减少，从而雇佣工人也相对地减少，因而不断地产生出一个相对的超过资本增值所需要的过剩人口，从而出现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产生相对过剩人口。这个过剩人口不是同生活资料相比而成为绝对多余的人口，而是同资本积累相比变为过剩的。马克思写道：“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注：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第69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因此，马克思作出结论说：“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由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级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注：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第77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这一规律的实质就是：在一方，资本的积累越多；在另一方，工人的失业和贫困就越大。马克思的结论是：失业和贫困完全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
马克思指出，资本积累的增长给无产阶级带来的不是社会福音，而是贫困积累的厄运。资本积累的后果必然是：一极是资产阶级的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但无产阶级如何改善自己的贫困命运呢？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企图把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的改变寄希望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高度发展上，那只是天真的幻想。马克思借用古希腊神话中的故事，比喻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把无产阶级的贫困命运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特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70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普罗米修斯把神火带到人间，造福于人类，却被锁在岩石上遭受饿鹰啄食肝脏的折磨。无产阶级为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大量财富，而自己却牢牢地从属于资本，日复一日地经受资本剥削而日益贫困化。他的结论是无产阶级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是“剥夺者被剥夺”。
马克思断言，制度是造成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根源，必须从制度本身寻找答案，在改变旧制度、建立新制度中实现反贫困的目标。面对资本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的贫困状况，他们预言：制度更迭将是彻底解决无产阶级贫困问题的惟一途径。而他们设想的未来社会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之上的，在这种社会财产异常丰富、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的社会制度下，符合逻辑的推断必然是贫困消失的结论。所以，马克思主义的贫困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本质和根源以及无产阶级贫困化增长的趋势。同时也指明了无产阶级摆脱贫困命运的根本出路——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虽然马克思主义的贫困理论也涉及到贫困研究的一些具体层次，如绝对贫困分析，但并不着意于贫困研究本身。马克思主义的贫困理论是服务其资本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在于通过贫困的分析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去说明、论证其政治主张。并且这种贫困研究主要是以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的无产阶级贫困化，即主要是以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困为研究对象，没有涉及落后的非资本主义国家或后来的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更不用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转型中面临的贫困问题。现在看来，贫困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级贫困化，只是社会贫困中的一种存在形式。现代社会中贫困还有其他的表现形式。
三、西方经济学者的贫困理论
贫困是一种国际现象，消除贫困也是世界各国努力的目标。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围绕贫困的原因以及如何摆脱贫困这两个基本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政策主张。
(一)马尔萨斯对贫困问题的探讨
从理论渊源上讲，最早对贫困问题进行探讨的是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其代表作《人口原理》中，最早对贫困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索，虽然他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辩护无产阶级贫困的原因。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贫困并不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贫困自身是贫困的原因。因为：一是“两性间的情欲”会导致人口在食物供应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扩张；二是人口的加速增长使劳动力的供给增加，从而对既定的土地资源形成压力，一旦这一过程趋于恶化，其结果只能是饥荒和死亡的增长；三是从长期看，食物供给的增长滞后于人口的增长，即食物供应是按算术级数增长，而人口则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因此贫困是不可避免的，它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不相干。不仅如此，他还企图证明，私有制还是使人口和生活资料保持平衡的最有效的制度。
(二)发展经济学的贫困理论
研究发展问题的经济学家在探讨贫困的原因和摆脱贫困的方式等方面创立了一系列著名的理论和模型，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佩鲁的“增长极理论”、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莱宾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赫希曼的“不平衡发展理论”、哈罗德和多马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W·W·罗斯托的“经济起飞论”、劳尔·普雷维什及萨米尔·阿明的“中心—外围理论”等等。其中，由于缪尔达尔、刘易斯和舒尔茨对贫困与发展问题的开创性研究和在发展经济学方面的特殊贡献，分别获得了1974年和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尽管这些理论模型与政策主张有着不同程度的片面性，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近年来发展经济学反贫困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减缓贫困的政策框架、公共支出、银行信贷工具，以及针对项目的运行机制研究。
总之，长期以来，发展经济学家们围绕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原因以及如何摆脱贫困这两个基本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政策主张。然而，综观发展经济学的演进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在探索这两个基本问题时似乎轻视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实质问题。事实上，正是对贫困实质问题直接或间接的不同回答，折射出不同的发展观，从而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对前述两个基本问题的分析思路，影响了发展经济学的发展进程。
(三)主流经济学的贫困理论
主流经济学则从公平与效率抉择角度对贫困问题进行了理论解释。主流经济学关于贫困问题的理论解析源自于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的《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在这部著作中，他通过“漏桶实验”提出：假如富人失掉的每1美元中只有一部分——也许为2/3落到穷人手中，那么在公平名义下的再分配就伤害了效率的经济目标。他以“既要注意解决一部分人的贫困问题，又要发挥好市场机制对效率的促进作用”的目的出发，提出了解决贫困问题的著名的原则方案：“在平等中注入某些合理性，在效率中注入某些人性。”为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阐述，保罗·A·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中利用“收入可能性曲线”进行了更加直观的动态分析。
主流经济学认为，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全球化会使平均收入有大幅度的提高。公司会在更大的市场范围内获得较大的经济增长，而穷国的发展快于富国。寻找廉价劳动力的富国资本应该流向穷国，而劳动力应该从低薪地区移往高薪地区。结果，在劳动力和资本，最终是收入方面，贫富国家最终将融合在一起。
(四)福利经济学的贫困理论
霍布森、阿瑟·C·庇古、帕雷托及阿马蒂亚·森等经济学家则运用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工具对贫困问题进行了理论释义。福利经济学对贫困问题的探讨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以增加社会福利总量为宗旨的传统福利经济学。英国经济家霍布森认为，经济学的中心任务就在于增进人类的福利，经济学的中心任务就是发现现行社会制度下财富分配所依据的原则，提出改进财富分配以消除现行制度下分配不均的办法。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则提出，经济学的性质和任务应包括对一个社会的整个成员的经济福利的考察。而阿瑟·C·庇古在其《财富和福利》一书中，一方面对福利进行了界定，把福利界定为个人获得的效用或满足，一个人的福利就是个人福利的总和，社会的福利就是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总和；另一方面，对增加社会福利总量的途径进行了选择。认为国家应加强对收入分配的干预，在不影响国民收入增加的条件下，通过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增加穷人收入的绝对份额，减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以增加社会经济福利。
二是以“帕累托最优状态”为前提的新福利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后，新福利经济学对福利增加的条件重新进行了分析和限定。认为，如果在社会上增加某些人福利的同时，减少了其他人的福利，就不能认为社会的福利增加了。社会福利的增加只有两种情况：一是社会上所有人的福利都增加了；二是有些人的福利增加了，而其他人的福利并没有减少。并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能够保证生产和交换的最优条件，而生产和交换的最优条件能够使全体社会成员获得最大福利，或者使一部社会成员的福利增加而不使其他社会成员的福利减少。这就是在著名的“帕累托条件”下对福利增加途径的选择。
三是阿马蒂亚·森以收入均等程度为指标的福利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后，阿马蒂亚·森认为，帕累托最优化原则没有考虑到收入分配问题。按照帕累托最优化原则，任何一种收入分配状况都是最优的，但是一种收入再分配过程都是对帕累托最优化的破坏。因为收入再分配总是会使一部分人的收入下降。其结果是对“帕累托条件”的一种悖论。因此，收入分配结果应该成为经济和社会状况的一种评价标准。即收入分配理论应该有一个价值标准，用来评价一种收入分配结果是否比另一种收入分配结果更好。一个常用的方法是衡量社会福利函数的变化。并认为社会福利水平应该取决于两个主要决定因素：一是平均收入水平；二是收入分配的均等程度。衡量一个社会福利水平的指数则应该考虑如何把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结合起来。
阿玛蒂亚·森以独特的视角研究贫困问题而荣获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该理论深刻分析了隐藏在贫困背后的生产方式的作用，以及贫困的实质。他认为：“要理解普遍存在的贫困，频繁出现的饥饿或饥荒，我们不仅要关注所有权模式和交换权利，还要关注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因素。这就要求我们认真思考生产方式，经济等级结构及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注：阿玛蒂亚·森. 《贫困与饥荒》第12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他认为贫困的实质是能力的缺乏。它突破了传统流行的将贫困等同于低收入的狭隘界限，提出用能力和收入来衡量贫困的新思维，拓宽了对贫困理解的视野。阿玛蒂亚·森认为，一是贫穷是基本能力的剥夺和机会的丧失，而不仅仅是低收入；二是收入是获得能力的重要手段，能力的提高会使个人获得更多的收入；三是良好的教育和健康的身体不仅能直接地提高生活质量，而且还能提高个人获得更多收入及摆脱贫困的能力；四是提出用人们能够获得的生活和个人能够得到的自由来理解贫困和剥夺。一句话，阿玛蒂亚·森的贫困理论的落脚点在于：通过重建个人能力来避免和消除贫困。
四、国内学者对贫困问题的探讨
较之发达国家对国内贫困问题较为完整而深入的研究及较丰富的贫困理论，发展中国家对其国内贫困状况的研究显得明显不足，滞后于反贫困行动。中国政府对贫困地区的经济援助在建国之初就已经开始，从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政府就通过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贫困地区输入资金和物质，减缓贫困一直是中国政府的主要工作目标之一，然而却一直没有在理论上对贫困问题进行有价值的探讨，仅仅将贫困地区的经济援助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去实施。对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只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启动，而且取得了一些实质性进展，形成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相对于数千万贫困人口摆脱贫困这一极为艰巨而有意义的任务相比较，我国贫困理论研究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显然力度不够，进展有限，滞后于反贫困行动对理论的要求。
(一)改革开放以前对中国贫困问题的研究
按照经典作家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将会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那么贫困也将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亡而消除。但后来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却未在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低、经济贫穷落后的国家。当社会主义制度成为现实时，这些国家出于信抑的需要，更出于维护制度声誉的考虑，便不顾事实存在而主观政治性地长期回避贫困问题。其结果是在“消灭贫困”的舆论背景下却存在着大量的贫困人口。因此，新中国建立后，贫困问题虽严重地存在，但是传统的理论认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的是生产资料与劳动成果占有上的人人平等，理所当然地也就不存在贫困。即使在一些经济落后地区存在的贫困也自然而然地被视为历史的产物，即旧时代的遗产和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结果，是暂时的现象。因此，过去贫困和反贫困的问题不会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规划和党的纲领性文件里，并长期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禁区”。
可以说，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是拒绝或否认社会主义贫困的存在。虽然人们每天都在面对着贫困、感受着贫困，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贫困问题却是禁区，研究者必须避开现实的客观存在，去研究非社会主义的贫困问题，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就形成了一个极其怪异的现象，对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恰好在交叉状态下进行：社会主义学者研究的是资本主义贫困问题，部分资本主义学者研究的却是社会主义的贫困问题。
目前，关于改革开放以前中国贫困问题的具体数据是比较少见的，许多问题只能靠回顾性的描述。现存数量很少的一些具有学术价值的统计数据，大多并非出自于社会主义国家本身，而是来自西方的学术著作。这一事实，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转型前社会主义国家对自身贫困问题研究的严重缺失，它给我们留下了这一特殊背景下难以填补的学术空白。
(二)改革开放以来对贫困问题的研究
中国对于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的。中国对贫困问题的社会关注和理论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因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使广大农民很快脱贫致富，但仍有1/10的农村人口从这一制度变迁中受益极为有限，一些人甚至连最基本的食品保障问题都没有解决。因此，从1985年开始，中国政府大规模推行直接面向广大贫困地区的反贫困措施。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镇贫困问题不仅出现，而且其规模越来越大。国内一些学者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贫困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相继发表和出版了一批颇有建树的论文和专著。到目前为止，已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形成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但由于研究基础比较薄弱，这些研究成果与国际学术界相关成果相比较，还存在很大差距。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学术研究与中国剩存的数千万贫困人口未摆脱贫困这一极为艰巨的任务相比较还存在明显的不足，反贫困理论滞后于反贫困实践的问题还十分突出。随着中国转型的逐步深入，贫困问题已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但目前，对贫困问题的理论探讨和研究仍难尽人意，更不用说对这一体系的构建。概括起来，目前国内反贫困理论的研究的体系特点及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一是实证分析强于基础理论研究。从世界范围来看，目前理论界有关贫困问题的理论总是包含在其它经济学学科，诸如人口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中，真正意义上的贫困问题的理论体系尚未构建。即使是最早提出“贫困经济学”这一概念的舒尔茨，对贫困解释的逻辑归点也是单一的，线性的。他认为，“土地本身不成为贫困的关键因素，而人是关键因素，改善人口质量的投资效益能显著提高穷人的经济前途和福利”。即造成贫困的关键性因素不是由于土地生产率低，而是人的素质低。因此，他的逻辑思路，是将结论最后导入他的最得意学说——教育经济学中去。
国内反贫困理论的研究，主要受发展经济学的影响，他们大多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侧重于贫困地区尤其是农村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调查研究。也有部分学者更加具体地研究一些反贫困的实际措施。近几年各类反贫困的论文、专著中，基础性研究明显少于实证研究，学者们研究最多的问题是西部地区扶贫开发的措施选择、社会保障的问题与对策、“小额信贷”扶贫到户的经验推广、以工代赈的适用范围等等。
二是反贫困理论的针对性对象偏重于农村。主要原因是，一方面是由于二元经济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是由于国家扶贫政策的主观倾向。在这种明显的倾向下，一方面多年来中国农村的反贫困理论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另一方面城镇贫困理论研究则严重滞后于反贫困的实践。而且就总体而言，国内理论界对绝对贫困问题的关注甚于对相对贫困问题的关注；对区域贫困问题的讨论远远多于对个人贫困、阶层贫困问题的探讨；对城镇贫困的研究远远不及对乡村贫困的研究(关信平、黄平，1997)；扶贫机构、扶贫资金、扶贫政策主要集中指向贫困的乡村地区，比较而言，政府尚未真正重视城镇中的贫困问题(张问敏、李实，1992；国家统计局，1991)。
三是反贫困理论内涵明显倾向于经济。即从内涵角度分析问题，中国现有的反贫困理论具有较明显的经济性倾向，在探讨贫困原因和寻找反贫困对策时，大多局限于经济框架范围内。而目前的问题是，从社会、历史、文化、宗教、政治等角度进行贫困和反贫困理论研究的还不多。从而很难对中国剩存的城乡贫困问题进行全面、深刻、系统的分析，也终将会影响到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中反贫困的实践效果。
四是对贫困因素的分析过多侧重于自然因素、历史因素，而对造成贫困的制度性因素分析不够。以上反贫困理论的分析方法都忽视了对贫困人口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制度的研究。从制度的视角研究中国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的扶贫理论、扶贫政策和扶贫机制，并且试图构建一个比较完整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反贫困理论体系。
总之，就总体而言，西方经济学者的贫困理论大多是针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而对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则明显滞后于反贫困行动，且比较成熟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农村贫困问题的研究方面。且迄今为止均未找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良策。
而国内对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开始于改革开放以后，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成为我国公众、政府及专家学者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并已产生了众多的研究成果，包括各级课题研究报告、专著、硕士或博士毕业论文等。纵观国内理论界对贫困问题的研究，大多是研究农村贫困问题，且至今尚未形成系统的贫困理论，城镇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更是严重滞后，尤其是对中国目前剩存的城乡贫困问题更是缺乏全面、系统、深入的全方位的理论研究。
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能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之上。反贫困理论应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如何立足体制转型、入世挑战等多重背景，着眼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尤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前提，借鉴国内外理论界对贫困问题的已有探索，运用制度经济学等学科的基本原理和分析工具，对中国剩存的城乡贫困问题，从一般到特殊、从历史到现实、从理论到对策、从国内到国外、从微观到宏观、从横向到纵向进行较全面、系统、深入的全方位的研究，从宏观上构建起系统的、完整的、有中国特色的贫困理论，无论是对中国剩存贫困的治理，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