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情缘境发——唐朝诗人僧皎然提出的关于诗歌意境创造的见解。语出《秋日遥和卢使君游何山寺宿杨上人房论涅盘经义》诗。对于诗歌创作，汉以前讲“诗言志”，六朝陆机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到了唐代，诗歌理论在言志、缘情说的基础上向具体化发展。白居易提出为时、为事而作，从诗与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出发，指出诗歌反映现实的正确方向。皎然提出“诗缘情境发”，是从诗歌创作具体经验中概括出来的。情境，即后来人们说的意境，包含着作品中主观因素的情，和作品中客观因素的境，诗是在这二者有机地统一过程中的产物。皎然认为诗歌必须表达作者的真实感情，要“真于情性”，“天予真情，发言自高”。但真实情感又必须借助于“天地秋色”才能形成诗。这是对诗歌创作主主观关系认识上的深化。后来王夫之关于情与景关系的意见，王国维关于境界的理论，都与此有一定的联系。
“诗缘情而绮靡”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影响。陆机把当时最重要的文体——诗歌的审美特征概括为“诗缘情而绮靡”，成为千古名言。 所谓“诗缘情”就是说诗歌是因情而发的，是为了抒发作者的感情的，这比先秦和汉代的“情志”说又前进了一步，更加强调了情的成分。这是魏晋时代文学自觉的重要表现。陆机讲“诗缘情”而不讲“言志”，实际上起到了使诗歌的抒情不受“止乎礼义”束缚的巨大作用。而尽管有少数封建正统文人对这一理论命题颇有微词，但是绝大多数诗人和文论家都认同这一深刻而又精辟的著名诗学命题。
“思与境偕”说是司空图在《与王驾评诗书》中提出的，他说：“长于思与境偕，乃诗家之所尚者。”这是讲意境的基本性质，“思”，可理解为创作中的神思，即艺术思维活动，但侧重于创作主体的情志意趣活动；“境”，则是激发诗情意趣并且表现之的创作客体境象。“思与境偕”说的是诗人在审美创造中主体和客体、理性与感性、思想与形象的融合，达到了天衣无缝的最高水平。“境”与“思” 偕往，相互融会，因而产生了作品的意境世界。“思与境偕”是诗人们理想的，但又难以企及的高境界。简言之，“思与境偕”就是创作主体的情志与创作客体境象（实际就是触发创作主体产生创作欲望的客观的外在境象）产生了共鸣，相互融汇，这样才能创作出具有意境美的作品。
这种思想在可以追溯到刘勰的“神思”理论，是刘勰“神与物游”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与皎然所说的“假象见意”和“诗情缘境发”的情境论在理论上也有相承之处。
用“思与境偕”来概括诗歌创作的意境理论，表述更为明确简洁，是对前人诗歌意境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是对唐代诗歌创作，特别是对陶渊明以来的山水田园诗创作实践的总结，对后代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批评的发展，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和重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