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但是我觉得鲁迅个人不应当享受如此高的评价，他的人品，文品，思想都不足以达到主席所评价的境界。
下面按照时间顺序对鲁迅进行尽可能详细的评价，让大家比较清楚的看看一个真实的鲁迅。鲁迅本姓周，名樟寿，后改为树人：号豫山，后改为豫才。鲁迅是他的笔名，为了行文方便，我一开始便称他鲁迅。
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诞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周家，取名樟寿，字豫山。祖父周福清（1837一1904），翰林院庶吉士，曾任江西金欲县知事，此时正在北京任内阁中书。父亲周伯宜（1860一1896），秀才，闲居在家，思想颇为开通6母亲鲁瑞（1857一1943），出身于绍共近郊安桥头一户官宦人家，没念过书，但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
从鲁迅的幼年看，家道应当说是甚好。这就使鲁迅获得了一系列穷家小户的孩子所无法享受的条件。周家门上那一块“钦点”“翰林”的横匾，正明白无误地宣告了周家的特殊地位。家里四五十亩水田，就是周福清不从北京汇一文钱回来，日常生计总是绰绰有余，足以将贫困从他身边赶得远远的。但是因为我们知道，后来周家急剧衰败。这对成长中的鲁迅的性格必然产生极大的影响。就是成年人当从极其优越的生活堕入苦难之中也会产生极大的不适应甚至抱怨，产生抱怨社会的习惯也是很自然的，何况一个小孩儿？鲁迅那偏激的性格，不能容人的狭小肚量在他幼年就埋下了伏笔。
一八八六年 由叔祖周玉田开蒙，进周家自设的私塾读书。按照祖父的意见，除习字、对课之外，主要是读《鉴略》 。因原名豫山与“雨伞”谐音，改为豫亭，后又改为豫才。
周家尚读书，而且有人在京城任“翰林”为什么不按照当时惯例开蒙读书呢？《鉴略》的难度远大于《三字经》、《百家姓》的。是周家不是真的读书人家（因周家衰败而产生的联想）？还是周家骨子里就有着叛逆不经的性格？
一八九0年本年 继续在本宅私塾读书。因课余在周玉田家中看到许多杂书，引起了欣赏和搜集图画书的兴趣。
如此说来，相当于现在的小学生就看“闲书”吧？自设私塾本身就不是很正规，而且在这么小就对“画着插图的《花镜》，描写少男少女的《红楼梦》” 感兴趣真的不是什么好事情。而且当这些东西分散了一个小学生的经历之后，他的超纲而枯燥的基本课程又能好到哪里去呢？这是他狂批中国古代文化，痛恨文言文而力推白话的早期原因吧？
幼年的鲁迅性格非常顽劣。他的曾祖母戴氏，平常不苟言笑，总是一本正经地端坐在门口一张硬梆梆的太师椅上，让人觉得不大好接近。鲁迅却偏偏要去逗她，故意从地面前走过，假装跌跟头倒在地上，引得老大太惊叫：“阿呀，阿宝，衣裳弄脏了呀……过一会儿又从她面前走过，又假装跌，要引她再作那样的惊呼。
一八九二年二月 被送进据说是绍兴城内最严格的私塾“三味书屋”，从寿镜吾读书。除在课堂上读经史之外，还读小说，看画谱，并逐渐养成了影描小说书上的插图，直至整段整本地抄杂书的爱好。
此期间，鲁迅仍然不爱学习，这从他的作品《三味书屋》中也能看出一些。但是，他顽劣的品行自己当然不愿意公开。有一回，一位姓高的同学偷看了寿先生的对课题目，是“独角兽”，就悄悄地来问他：“你说我对什么好？”鲁迅说：“你对‘四眼狗’好了。”那人也真是呆子，上课时竟真以“四眼狗”回答寿先生，寿先生是近视眼，正戴着眼镜，听了自然大怒，把那同学狠狠地骂了一顿，再看鲁迅，却在一旁用书遮着脸，憋不住要“咕咕”地笑出声来。 在封建礼教严重的时候，教师是具有绝对的权威的啊，这家伙居然如此卑鄙，挑起事端之后在一边看笑话，其实，他长大后又何尝不是如此啊！鲁迅虽是长在城里，却没有一般城市中少年人的文明相。他七八岁的时候，常受到另一个比他大几岁的名叫沈八斤的亲戚的威吓，心中非常生气，可是家中有规矩，不许与别人打架，他就只好用画画来发泄，画一个人躺在地上：胸口刺着一枝箭，上面写着：“射死八斤！”这正是后来他的风格么，典型的人身攻击风格。进入三味书屋以后，他的好斗的性情更有发展，有一次不知听什么人说，城中另一家私塾的老师，绰号“矮癞胡”的，竟然虐待学生，连撒尿都要从他手上领一枝竹签才能走，鲁迅不禁大怒，放学后就和几个同学一起，冲到那“矮癞胡”的私塾里，正巧里面没有人，他们便打翻砚台，折断竹签，大大地造了一通反。这跟你“三味书屋”的学生又有什么关系了？就算看不过也可以采取和平的手段解决啊，大家都是读书人，何必如此野蛮？其实野蛮正是鲁迅的个性。还有一次，也是听到一个传闻，说有位姓贺的武秀才，经常在家门口打骂过路的小学生，鲁迅们便相约着埋伏在那人的家门口，预备揍他一顿。他们都还是小孩子，那姓贺的却是武秀才，为了保证必胜，鲁迅特地取了祖父的一腰刀，藏在大褂底下带去，幸亏那武秀才听到风声，不愿意来和小孩子们惹麻烦，躲开了。 野蛮，不自量力的野蛮啊。有俗话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不是说能看一个任的成就，而是从小就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或者说人格。在有严格家教束缚时期的鲁迅就如此顽劣，后来基本没人管束的时候他会成长成什么样子？当然是好不到哪里去啊！
一八九三年秋天 祖父因科场舞弊案被捕入狱，押在杭州府狱内。为免受牵连，与二弟周作人一起，被送往亲戚家避难。
一八九四年四月 由避难地返回家中，仍进“三味书屋”读书。冬天 一父亲吐血病倒。既身为长子，便挑起了生活的重担，除读书外，还要出入当铺和药房，领略冷眼和侮蔑。
一八九六年十月十二日 父亲病逝。家境急剧衰败，甚至招致亲戚本家的欺侮。
这期间，幼小的鲁迅饱尝世事冷暖，对他幼小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摧残。也形成了畸形的性格。在广州，青年学生问他为什么憎恶旧社会，他更这样回答：“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后，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社会。” 一个人，仅凭自己家族的冷暖来评价甚至憎恶一个社会是不全面的。对于认识的形成，有个一贯的规律，那就是错误的推理过程得到正确的答案也是不可信的。
一八九八年春天 在家练习八股诗文，送去“三味书屋，由寿镜吾的儿子寿洙邻批改。五月 离开绍兴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念书。改本名樟寿为“树人”。十一月退学回家。十二月十八日 参加会稽县的县考，在五百多人中考得第一百三十六名。
当时绍兴的风气，读书人考不上秀才，往往就给人当幕僚，或者经商做买卖。可是，当幕僚要有关系，做买卖要有本钱，鲁迅家境那样狼狈，这两个条件一样都没有。剩下的路，就只有进新式学堂了（鲁迅作品中有所提及）。可就是这样的学堂，鲁迅也并不是都能去读。当时杭州有一所求是书院，是这类学堂中较为出色的，他也很想去，可是学费太高，每月要三十二块大洋，他哪里付得起？万般无奈，只好选择地处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这是一所类似军校的机构，入学近于当兵，没有什么读书人愿意去，收费也就极低，差不多是免费。因为是军校，大家为了逃避责任，多不用真名注册，于是鲁迅有了周树人这以名字。没想到逃避责任而编造的名字居然“流芳”起来了，怪异！十八岁的鲁迅到南京不久，就这样向家中的兄弟描述旅中的感受：“斜阳将坠之时，瞑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遏。” 如此下场，的确可怜。可是这更加重了他内心对社会的憎恨，也使得其性格更加偏激。二十多年后，他回忆这离乡的情形：“好。那么，走罢！……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垢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 天啊，原来不是选择通过奋斗改变命运而是选择逃避。鲁迅读书并不认真啊，他的退学有很多次，但是总为退学找理由。
一八九九年一月 再回南京，改入矿路学堂念书。课余则常习骑马。
一九0一年仍在矿路学堂念书。开始到学堂内的阅报处翻阅《时务报》等宣扬新思想的报刊，并买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以及林纤翻译的外国小说，读得入迷。
家境不好的鲁迅竟然和那些纨绔子弟公子哥一样“常习骑马”，可见他并没有太多对家庭的责任感，家中寡母老弱，又被亲戚欺负，艰难的准备点钱给他上学，他居然去骑马。另人痛恨！极度痛恨啊！
一九0二年三月 离开绍兴去日本留学。先人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十月 与弘文学院的同学许寿裳经常讨论中国国民性的病因及其解救办法。并经常去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参加反清的革命者的演讲会。
一九0三年三月 作《自题小像》诗。六月 在留日浙江籍学生主办的《浙江潮》上发表，十月 与陶成章等人一起，加入反清团体“浙学会”，此会即为后来成立的著名的反清组织“光复会”的前身之一。
两年的时间一晃而过，鲁迅在矿路学堂毕业了
爱憎分明是鲁迅的性格特点，“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对敌人，对把别人的痛苦作为赏鉴和咀嚼材料的闲人，才加以谴责的鞭挞，才表现出极大的憎恨和愤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