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Q，是英文Emotional Quotient（情商）的缩写。中文意为情绪商数，与IQ智商相对，为了让人一看明了，被简洁翻译成了情商，现已约定俗成，大家都知道其涵义。至于翻译是否科学，有些讨论，说法不一。但我们不必在翻译的问题上花功夫去争论。情商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它以此归纳概括了人们苦苦追寻的成功要素。这五个要素实际是情绪管理的五个方面的能力：
一是自我认识，二是自我激励，三是自我控制，四是感受别人，五是人际关系。EQ这五点要素的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自己情绪管理的能力和技巧；二是管理别人情绪的能力和艺术。
关于EQ的内容，并不是外国人的发明和创造。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早就对情绪管理有一些精辟的论述，只不过没有用EQ这个名词将情商内容系统地归类便于人们理解接受而已。
孔子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情商理论家、教育家，有关情商方面的论述在《论语》中有大量记载。早在两千多年前，曾子的“吾曰三省吾身”之说，就告诉了人们自我认识的重要性。曾子每天以三件事来检查自己：“为人谋而不忠乎？”替人做事，是不是尽心去做？“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与朋友交往是否言而有信？“传不习乎？”老师教我如何做人做事，我真正去实践了没有？
如此反省自己，就像用三面镜子在对照自己。如果一个人能这样认识自己，做人做事怎么会不成功呢？
又如，孔子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意思是说作为有学问的人，如果不能自重、自信，不能自我激励而缺乏信念，这个学问是不稳定的，即使有知识也是没有用的。孔子又说：“无友不如己者”，意思讲不要看不起任何一个人，不要认为任何一个人都不如你。前一句讲自己的情绪管理，后一句讲对别人的情绪管理。可见在那么早的时代圣人就意识到了情绪管理比智力还重要。
关于自我控制方面，孔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即一个人常常约束自己，过失就比较少。换句话说，要减少失败，就必须自律。孟子是孔子情商理论的继承人和弘扬者。孟子有一句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至今仍被人们引为做人的警句格言。孟子强调做一个正直的人必须具有自控的修养。如此等等，古人在情商的多个方面都有阐述。历代的成功人士也无不是照此修身养性、积善积德、身体力行的。
二、情商的五个要素的解析
情商EQ的提出，其功绩在于将人成功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创造性地组合，并让其五个要素形成了一个整体。EQ将IQ以外的因素有序地归纳为情绪智慧，在全球引起了震撼，让整个人类获得了成功的自信。因为，EQ不是先天就有的，只有重视后天的培养，每个人才有可能或多或少具有这方面的素质和能力。从另一角度来说，只要具有了EQ，就把握住了成功的可能。这样，成功再也不是属于少数人的专利品。而EQ正是一把让更多的人获得成功的金钥匙。
说起情商，我自然想起两个人物。一个是清末慈禧太后的贴身太监李莲英。常言道：伴君如伴虎。李莲英伴的是怎样一头“母老虎”呵!她阴险歹毒，心狠手辣，猜忌多疑，翻云覆雨。她搞政变诛杀异己，夺取清朝实权，实行垂帘听政，最后软禁光绪皇帝至死。可李莲英就像一头忠实的看家狗，成日里围着她团团转，硬是把她侍弄得熨熨帖帖、舒舒服服，因而深得宠信，成为“阉党”头目，权倾朝野。另一个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即《屁颂》奇文的炮制者蠢秀才。当出题考他的县官放出一个奇臭无比的屁的时候，他非但没有掩鼻闭嘴皱眉头，反而精神为之一振，张嘴作深呼吸状，灵感飘然而至，摇头晃脑作《屁颂》曰：“伏惟太宗师高耸金臀，洪宣宝屁，依稀乎丝竹之音，仿佛乎麝兰之气，生员立于下风，不胜馨香之至。”文学作品虽有夸张的成份，但现实中确有这种人。林放的杂文《逐臭》就写到：某地宴请一局长。酒过三巡，局长大人离席去厕所“方便”。没想到此举却惊动了全桌客人，他们都站起来，前呼后拥，陪同局长入厕。林放对这种贱骨头的行为痛加斥责。上述二人，智商不高，情商却是“超一流”的。他们就像演技超卓的演员，喜怒哀乐控制得恰到好处。假如让这些人在社会的竞技场上大获全胜，官场就会成为“三旨相公”(进呈云“取圣旨”，可否讫云“领圣旨”，退谕禀事者云“已得圣旨矣”)、“马屁精”的天下；文坛就会成为追腥逐臭的场所，以至于颂屁文章大流行。这样的结局是令人担忧的。
情商战胜智商并非偶然。科学数据表明，一个人智商与情商指数的高低，先天的因素固然重要，但它又不是完全由先天所决定，后天的努力亦可在某种程度上弥补先天的不足。从这一层意义上说，情商战胜智商，作为智商高而情商低的一方，自身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有值得反省的地方。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就总体而言，知识分子是智商高而情商偏低的一群。他们中的一些人，往往误认为只有智商才是个人能力的体现，不承认情商也是一种量化的能力，而且是个人综合素质之重要一项。表现在行动上便是孤高自傲，目空一切。受宠则翘尾巴，待价而沽；受冷落则愤世嫉俗，牢骚满腹；或遁入山林，纵酒交游，佯狂诈癫，放荡不羁，如同魏晋时期嵇康、阮籍等“竹林七贤”那般。此等行状，怎能被人赏识?我这样说并不是要知识分子都去当“马屁精”、“轿夫”，卑躬屈膝、谄媚取宠历来为正道人所不齿，更何况作为人类良知的知识分子?只是想借此提个醒，智商高者更应该有意识地加强自身的修养，提高情商指数，这样，自己的才学才会有用武之地。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情商战胜智商的另一面原因便出在用人者身上。面对人才，他们不是以事业为重，而是以个人利益为重，满脑子考虑的是人家听话不听话，自己的指挥棒灵不灵、位子稳固不稳固，从一开始便把立足点和侧重点放在情商一边。殊不知个人利益总是附丽于事业之上。而事业是需要有本事的人去干的，没有本事，再听话也没用，再有发展前途的事业也会被断送。没有了事业，个人利益也就无从谈起。为方便问题的讨论，话题还是回到前面所引的那篇随笔《四种人》上来。窃以为，作为用人者，为事业计，最好将四种类型的人按曾国藩的排列顺序重新排列(曾国藩就从中得到了不少好处)，那就是：当面临“有本事但不听话(或不很听话)”与“没本事(或本事不大)但听话”这两种类型的人的两难选择的时候，宁可使用前者而舍弃后者。“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用人之长，容人之短，高明的用人者应该有此雅量。况且，所谓听话、不听话，也与领导者的领导艺术有关。
但是，“重智商而轻情商”这一立足点的转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终究是纸上谈兵，迂腐之见。人，都是有弱点的，大多数人都喜欢听恭维话而不喜欢听批评话，都喜欢人家顺从自己而不喜欢人家与自己“抬杠”过不去。情商战胜智商，带有人治社会的明显特征。人为的努力，只能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起作用。只有进入法治社会，包括在选才方面也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这种埋没人才的状况才会得到彻底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