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算法靠谱吗

看看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的解释。（罗伯特·福格尔以他在计量经济史方面出色的工作荣获了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说到那个时候中国的产值到那个数字，是2000年，全球经济总产出的三倍，中国一个国家，中国的人均收入将达到8.5万美金，是欧盟预期人均收入的两倍，远远超过印度跟日本，生活在百万以上的大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将是法国人的两倍，那个时候中国的GDP占全世界40%，美国是14%，欧盟只有5%，他的预计，你想想中国40%。他说在未来30年，中国的高中入学率会达到100%，大学入学率会达到50%，他说中国的年增长率6%。到2040年，中国经济产出将达到123万亿美元，或者说是2000年全球经济产出的3倍。中国人均收入将达到8.5万美元，是对欧盟预测值的两倍多，远高于印度和日本。换句话说，当中国从2000年的贫穷转变成2040年的超富裕国家之时，中国大城市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将是法国人的两倍。根据我的预测，虽然中国的人均财富不会超越美国，但是30年之后，中国在世界GDP中40%的份额会使美国(14%)和欧盟(5%)相形见绌。这才是经济霸主应有的规模。对于中国经济腾飞的大多数描述仅给出了模糊且带有威胁性的概括，这些说法通常都低估了崛起的实质内容——经济增速到底有多大。（例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最近的一项研究预测，到205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比美国高出20%。）这种论断没能使中国近期成功背后的劳动者完全信服这种增长的趋势将会对未来产生何种影响。甚至中国自己的经济数据在某种程度上也低估了其经济总量。随着欧洲影响全球经济的时代的最终终结，受到生育率下降的困扰，整个欧洲的经济也相对下滑。发展的轨迹会比大多的报道暗示的更为突兀和荒凉。欧洲的低出生率和温和的消费主义意味着欧洲对全球GDP的贡献在30年内将缩减至目前份额的四分之一。到那时，15个最先加入欧盟的国家的经济综合将会是中国的八分之一。这是未来三十年左右的状况。这比我们想象的来得更快。第一、中国正在大规模进行教育投资。第一个必要的因素，也是经常被人们忽略的因素便是中国对教育事业的巨大投资。受过更良好教育的工人具有更高的生产力。（正如我在其他地方作报告时所说的，美国的数据表明大学教育水平的员工其生产力是一个不到初中教育水平员工的3倍，是高中毕业生生产力的1.8倍。）由于国家的大力投资，中国的高中和大学入学率大幅上升。1988年，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们号召高等教育大力扩招。在当时，中国只有340万大学生。该政策很快就有了成效：在接下来的思念，高校扩招165%，在国外留学的中国学生人数也增加了152%。在2000年到2004年间，大学入学人数继续大幅增加，增幅约为50%。我预计在未来三十年，中国高中入学率能接近100%，大学入学率能达到50%左右，仅教育这一项的投入将会给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带来超过6%的增长点。对高等教育的这些目标不是不可企及。人们应该记得，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一些西欧国家的大学入学率从25%上升到50%。不仅是工人因接受的教育而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根据经济学家爱德温·曼斯菲尔德的研究，教育的作用对于公司来说也是如此。在1971个案例中曼斯菲尔德发现，那些较早获得复杂新科技的公司总裁要比那些创新缓慢的公司的老总更加年轻，受教育的程度更高。第二、农业部门持续发挥的作用。在预测中国经济时很多人低谷的另一个问题是将继续发挥作用的农村。当我们畅想未来时，我们脑中浮现出的往往是上海的高楼大厦和广东的工厂，但是在中国农村发生的变化使中国成为一个被低估了的经济引擎。在1978年到2003年的这25年里，中国的劳动力生产力在各个领域的增长率都很高，年均值约为6%。工业和服务业人均产出更高了，这些产业也受到了最多的关注，分析也很多。（我估计，中国迅速的城市化，将劳动力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这使全国的年经济增长率提高了3个百分点。）然而，那些仍然留在农村地区的人们的生产力也有所提高。2009年，大约55%的中国人口，或者说7亿人，仍然居住在农村。农村的发展占当今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而且这部分增长在未来30年不会消失。第三、官员可能低估了经济的进步。虽然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数据存在缺陷或者在一些重要产业有意抬高数据，而中国的统计学家或许恰恰低估了其经济的增长。这一点在服务业更为明显，因为一些小公司往往不向政府报告数据，官员通常无法充分地计算其产出质量的提升。美国也好，中国也好，如果没能将诸如教育和医疗这样的服务业的进步计算在内的话，GDP的官方估值都大大低估了其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这些领域的大多数巨大进步没能被计入GDP中是因为这些领域的价值是依靠投入而非产出来衡量的。现在医生的一小时并没有比在抗生学和现代手术到来之前的一小时更为有价值。）其他国家在计算国有经济增长上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但是中国服务业的快速增长使这种低估更为显著。第四、中国的政治制度可能并非如你想像的那样。这点对一些人来说或许最为惊奇，中国的政治体系可能不像你想象的那样。虽然外国的观察家往往认为，北京总是掌舵者，大多数经济改革，包括那些最成功的改革，都是由地方驱动，受到地方监管的。虽然中国不是完全的开发、民主，但是在上层决策阶级的辩论和批评声比很多人想象的。不受控制的授权必定会酿成灾难，但是近几年北京都没有重蹈大跃进时期的覆辙这是有原因的。比如，中国的经济学家会参加一个名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年会。与会者中不乏批评的中国政府，而且评论都很直接。当然，他们不会说“某某某下台”之类的话，但是他们会指出财政部最近作出的决议存在缺陷，或者提出对于电价和煤价调整的担忧，又或者唤起人们对于证券问题的关注。他们甚至会在北京的某份报纸上发表一篇评论文章。之后中国的财政部长或许真的会召集这些人，对他们说：“能召集部分你们的人吗？我们想和你们见见，想要了解你们的想法。”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北京这样发生这样的回合反复。这样看来，中国的经济计划得到了的反馈，而且与过去相比，对于新想法更为开放。最后、人们没有充分认识中国长期受到抑制的消费趋势的作用。人们没能给予中国长期打压的消费主义趋势足够的信任。在很多方面，中国已是世界上最为资本主义的国家。中国的大城市的生活水平和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世界银行所认为的“中高收入”的水平，例如，已经超过了捷克的水平。在那些已经达到高生活标准的城市，即使存在夸大的中国储蓄倾向，很明显，人们对于衣服、电器、快餐和汽车的需求还是日益上涨——这只是中国未来强劲需求的冰山一角。事实上，中国政府已经做出判断，即不断增加的国内消费对中国经济来说至关重要，现在一系列的国内政策旨在提升中国消费者对并购的兴趣。那么欧洲呢？欧洲（我所指的是最早加入欧盟的15个成员国）正面临着人口和文化两大挑战，其未来经济受到生育习惯和消费节制双重负担的拖累。当然，欧洲人到2040年也不至于穷到要吃草。未来30年的经济下滑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科技进步和其他因素会使欧洲整体劳动生产力的年增长率继续提升1.8%。然而，他们对全球GDP的贡献将会缩减，在未来三十年从21%下降到5%。人口是最重要的问题。西欧国家的任何迅速老龄化，而且接下来的几十年的趋势仍是如此。基本原因：欧洲的夫妇没有生育足够多的小孩。根据兰德公司2005年的一份研究，34年来欧洲总生育率已低于替代人口所必需的水平。因此，最先加入欧盟的15个成员国到达生育年龄的女性人数将会下降，从2000年的50%（1950年也为50%）下降到联合国预测的2040年的35%。那么我们受到了双重打击：不仅到达生育年龄的女性不生育会大大降低出生率，而且到达生育年龄的女性比例也会大大降低。到2040年，近三分之一的西欧人口将超过65岁。为什么出生的婴儿越来越少呢？一个关键的原因在于欧洲人对于性的态度大大转变了。150年前，享受性生活被认为是罪恶的，其合法的唯一目的是生育。但是今天，年前女性认为性生活主要是个娱乐活动。在生育趋势的背后是文化的大变革，在二战中摸爬滚打的一代人早早结婚，创造了1945年到1965的婴儿潮，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了。很容易就能控制生育，还有把性生活当成娱乐的想法的增多意味着很多欧洲国家的人口都将下降。早在2000年，德国和意大利的自然增长率（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就已是负数。到2040年，除英国以外的欧洲五大国的自然增长率都将是负数。那么欧洲人偶尔享乐会怎样呢？享乐也是有后果的。下降的出生率促使公民年龄的增高，劳动力比例的下降，从而遏制了经济增长。人口结构的改变还会影响到私人公司的聘用和晋升结构，而这种影响是不好的；如果老年人在超过退休年龄仍占着那些好工作，那些更年轻的人或许要等上十年，甚至更长，来获得工作。由于年轻人才是新想法的主要来源，放缓下一代人的主导地位会拖延技术变革的速度。（如果出生率仍保持现在的低水平，意大利的认可在50年内将会减半。当然，政治家正在尽其所能。他们联手教廷，对年轻女性说：请生孩子吧。欧洲文化在另一方面使经济学家感到不知所措。欧洲富裕国家的公民并不是为了获得更高的薪水或者买的东西而长时间的工作。相反，至少与诸如美国的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欧洲的文化仍然崇尚长假、早退休和更短的工作时间，而不是获得的回报。就我的观察而言，那些生活在西欧国家的人比美国人对自己所拥有的事物更为满意，例如，他们不期望拥有的电视机之类的。先不管这样是否更为清高。在卢森堡公园散步不能像去沃尔玛购买一台纯屏电视一样带动欧盟GDP的增长。当然，中国也面临自身的人口问题，有怀疑者指出了很多的障碍，这些障碍能够使中国这辆经济子弹头在未来30年偏离轨道：不断扩大的收入不均、潜在的社会动荡、领土纷争、燃料稀缺、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仍不健全的银行体系。虽然这些批评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中国的领导人早已考虑到他们的担忧；最近几年，北京在处理那些旨在解决的问题上表现出其老练的一面。此外，中国正在朝正确的方向前进。最混乱的台湾主权问题现在似乎有了解决的法。在国内，政府对公众舆论日益敏感，加上不断提升的生活水平，这些都增加了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在我看来，政治不稳定已是不可能了。欧洲经济会大幅增长超过我的预测而使我们大感惊奇吗？这似乎很难，但也可能发生，如果欧洲人减少假期，或者接受更为工作狂的风格，又或者的年轻女性和她们的父母能使其对性的看法更接近教皇的想法而非电影明星的态度。任何事都有可能，但是不要赌定这事的发生——欧洲人似乎还是喜欢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早已放弃了主宰世界的梦想。一次突如其来的技术突破也能造成大变化，而这是经济学家无法预测的事。对西方来说，世界经济的中心在亚洲的说法似乎无法相像。但这不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说法了。英国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认为，中国在过去的2000年中有1800年是一直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到2040年只不过是中国回到了原来的位置而已。那些重视历史的中国学者往往指出，中国在过去两千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当欧洲还深陷中世纪黑暗时代的宗教战争之时，中国已孕育了世界最高水平的生活方式。如今，中国崛起的说法在中国人看来只不过是回归过去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