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自宜昌至湖口为中游，该地区气候温和，资源丰富，人口稠密，交通便利，历来是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重地，当前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同样具有重要的地位。但是该地区水患频繁，灾情严重，它威胁广大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制约地区经济发展，影响生态环境。万里长江，险在荆江，同时武汉是九省通衢的中枢，因此，汉口以上河段更是重中之重。张行南等从气象、径流、地形制成洪水危险程度区划和以人口、耕地为经济因素指标制成的洪灾危险区划，认为长江中游（江汉平原、洞庭湖区、鄱阳湖区以及沿江一带）未来仍是我国七个高危险区之一。虽然考虑的因素较为简单，但它仍不失为一种分析的方法，其结论基本符合我国实际。
据记载，自西汉至1911年的2000余年中，长江共发生洪灾214次，平均每10年一次，中游往往是重灾区。《中国大洪水》记载了自1840～1992年共153年全国各大河流洪水情况，长江流域有59年发生洪水灾害，平均2.6年发生一次，其中长江中游地区43年发生洪灾，即长江的洪水73％年份殃及中游。从受灾程度看，中游屡为重灾区。继1788年以后，又发生了1860年、1870年两次特大洪水，洞庭湖区、江汉平原等尽成泽国，一片汪洋，城垣坍塌、房屋庙宇倒塌，人畜大量漂没，死伤无数，并先后冲开荆江南岸的藕池口、松滋口，大量泥沙随着水流带入洞庭湖，使洞庭湖迅速淤积，江湖关系发生很大变化。20世纪发生多次洪水，特别是1931、1954年的全流域洪水及1935年中游区域性大洪水，灾情惨重、损失巨大，尤以中游地区为甚。1931年发生的全流域大洪水中长江中下游江堤圩垸普遍溃决，受灾人数2900万人，死亡14.5万人，其中江汉平原、洞庭湖区、鄱阳湖区大部被淹，武汉遭水淹达100天之久。1935年长江中游发生一场区域性大洪水，死亡14.2万人，尤以澧水、汉江遭受灾害极为惨重。1954年全流域特大洪水长江干堤和汉江下游堤防溃口５处，扒口13处，湖北、湖南、江西等长江中游地区受灾最为惨重。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政府十分重视防洪工作，经过几十年的治理、建设，江河防洪能力大大提高。1998年长江又一次发生全流域大洪水，中游多数河段水位高出历史最高水位，干堤较大险情近1700处，经奋力抢险，才使灾害降低到最低程度，比以往大洪水的受灾程度小得多。其中淹没耕地23.3万ｈｍ2，受灾人口200余万人，灾害仍然主要在中游。历史资料表明，长江中游是洪水灾害的重灾区。
1．长江中游洪水致灾性
长江中游水系复杂，区间流域面积68万ｋｍ2，有众多支流，主要支流北岸有沮漳河、汉江、涢水、倒水、举水、巴河、浠水等，南岸有清江、洞庭湖水系、陆水、富水、鄱阳湖水系等。长江洪水由暴雨形成，正常情况下，汛期降雨由南向北、由下游向上游逐渐移动，上、下游，干、支流洪水错开，不致形成洪水灾害。若气候反常，降雨及其移动情况异常，上、下游，干、支流洪水遭遇，则可能发生区域性或全流域性大洪水。长江中游除受上游洪水影响外，本区域尚有湘西北、鄂西南暴雨区和大别山暴雨区、江西暴雨区，直接威胁区域安全。长江洪水特点是峰高、量大、历时长。而洪量大，河湖蓄、泄洪能力不足，是造成中下游洪灾的主要原因。目前长江中游各河段的安全泄量分别为上荆江60000ｍ3/ｓ，下荆江50000ｍ3/ｓ，城陵矶—汉口60000ｍ3/ｓ，汉口—湖口70000ｍ3/ｓ。而丰水年长江的来流量大于河道安全泄量，1870年宜昌达105000ｍ3/ｓ，枝城110000ｍ3/ｓ；1954年汉口实测流量为751m3/ｓ，据推算，如果不溃口、不扒口分洪、江湖自然滞蓄，合成的最大流量枝城为108900ｍ3/ｓ，汉口为114000ｍ3/ｓ。一般年份中游洪峰多超过60000ｍ3/ｓ，汉口以上河段往往有灾情。河道泄量不足，是引起洪灾的根本原因。
此外，大尺度紊动的破坏往往被人们忽略。长江的流速较大，在河道边界变化之处，易产生大尺度紊动，河床垂向的升高而产生泡，横向的扩宽则产生回流，在主流与回流的交界面上有漩涡，泡漩流的强度的不同，可引起对河床及岸坡不同程度的冲刷。如果水流脉动和近水面气旋的水、气大尺度紊动耦合，可能引发高强度的涡漩，它具有很大的破坏力，若堤身、堤基有隐患，则有可能发生溃决。由于它具有随机性、突发性，难以预测和防范。
2．孕灾环境——河道边界条件
宜昌至枝城约60ｋｍ河段，为山区性河流向平原性河流的过渡段，枝城以下为平原性河流。因其河型不同、边界条件的差异，中游平原河段分为两大段，即城陵矶以上的荆江河段和城陵矶至湖口段的城九（九江）河段。荆江河段北为江汉平原，南与洞庭湖区接壤，河岸偶有基岩陡岸，成为河流的节点。以藕池口为界又分上、下荆江。河床质中值粒径荆江河段为0.169～0.233ｍｍ，城九河段为0.133～0.205ｍｍ，自上至下逐渐变细。河岸物质以二元结构为主，上层为土，下层为砂砾。河流洪水期的水面比降：上荆江约为0.6‰左右，下荆江0.32‰左右，城九河段约为0.25‰，自上而下逐渐变缓。中游有很多通江湖泊，我国最大的两个淡水湖泊——洞庭湖、鄱阳湖及著名的洪湖均位于中游，对调蓄洪水、减小灾情起到一定作用。
世界上许多河流在冲积平原的部分，上段为游荡型，流经一定距离后，转为弯曲型河流、继而为分汊型河流，最后河口段为极不稳定的顺直河流。流量大小变化是外界施加于河流的能量发生变化，河流将通过协调地调整自身的阻力、比降或河宽，以达到最小能耗。如以增加河长、减小比降为主，则向弯曲性河流发展；以增加河宽为主，则向分汊型或游荡型河流发展。对于长江中游而言，边界条件决定了其上段上荆江没有形成游荡型河流的条件，而是微弯分汊型河流，下荆江为典型的蜿蜒性河流，城九河段为分汊河型。
上荆江位于平原河流的上段，虽然比降较大，但河床、河岸结构以土、砾为主，在主泓摆动范围内，为土—砂—砾三层结构，土层厚为8～16ｍ，其余则为土—砾结构。由于土层不厚，下层砾石的抗冲性较强，河岸对水流有一定的约束力，不能任意摆动，因此不具备形成游荡型河流的条件，而是形成了微弯分汊河段。洪水期流量、流速大，携带巨大的能量，对河岸、河床冲刷力很强，时有冲开某些薄弱点而发生溃决，这是上荆江洪灾频繁的原因之一。下荆江为土—砂二层结构，老滩土厚达25～40ｍ，现代洲滩土厚3～12ｍ，以粉质黏土和粉质壤土为主，下部砂层厚30ｍ以上，上细下粗。河流在调整自身的从变量时，因河岸的下层易冲，于是主要以崩岸的形式使河流弯曲，增加河长以减小比降。河流不断弯曲，渐形成弯颈且弯颈不断缩窄，在某次洪水中冲开而裁弯，继而又发展新的弯道，形成了以横向摆动为主的演变特性。在不断弯曲与裁弯，即渐变与突变交替发生的同时，河段逐渐向下游蠕动，而形成典型的蜿蜒性河流。事物的突变往往孕育着灾害，裁弯后河道能量再分配，河流随之进行系统调整，使原有的防洪、通航等设施面临新的河势特性，有的由安全变为危险，有的抵御洪水的作用失效。尤其荆江与洞庭湖同处于一个系统之中，随着裁弯后河道的调整，江湖关系也相应发生变化。1967～1972年下荆江的两次人工裁弯和一次自然裁弯后，裁弯段上游水位降低，进入洞庭湖的水量减少，三口下游的下荆江流量增大，使下荆江的防洪形势更加严峻。湖泊纳入的长江沙量与水量同时减少，本应淤积在洞庭湖的泥沙，被河道挟往下游，同时下荆江流量增大后河道冲刷，冲起的泥沙亦带往下游，使城陵矶及以下河段发生一定的淤积。
城九河段的重点在城陵矶—汉口河段，属于江汉平原东南边沿，海拔22～25ｍ，地势平坦。广济以下为黄梅冲积扇平原，右岸窄狭，左岸宽阔。河道宽窄相间，沿江分布有临江山丘或出露的基岩成为节点共有29个，它们或两岸对峙，或一岸突出，控制河型、河势，宽窄相间成藕节状，宽段比降平缓，两岸多为上层亚黏土、下层亚沙土或粉细砂组成，由于岸壁易冲，往往以扩大河宽而耗散能量，形成分汊型河道。在洪水期，水流能量很大，在冲刷河岸时，可能破坏岸壁或堤防而成灾。
长江中游堤高最高达12～16ｍ，大都修建在第四系冲积层上，堤防的地基一般为二元结构，上层为厚薄不均的壤土，下层为很厚的细沙和砂卵石，透水性强。同时长江中下游堤防为数百年至千余年逐渐形成的，堤防年年岁修，不断加高、培厚、逐渐延伸。过去堤防并无设计，又未严格控制施工质量，再加上动物以及人为的破坏，因此1998年前堤身隐患甚多。堤防的挡水时间虽然不多，每年仅十数天至数十天，在干湿交替中运行。有的堤段汛期却处于主溜顶冲段，要承受较大的流速，这是与一般土坝不同之处。有的堤段一般年份不挡水，遇到特大洪水年份，在民垸溃决或分蓄洪区启用后骤然挡水，其安全性是可想而知的。有的堤段洪水位高出堤外地面10余ｍ，薄弱之处，时有渗漏、管涌等发生，有可能溃决而威胁堤外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3．人口众多、经济发达
长江中游因其地理位置优越、资源丰富、工农业发达、经济基础雄厚、城市化水平高，地区的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长江流域人口4.18亿，占全国人口的34％，其中中游人口1.91亿，占全流域的46％，人口密度较高，每平方公里281人。全流域的生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和财政总收入分别占全国的34％、33％和35％，主要经济区在中下游，其中中游地区占有较大份额。特别是流域内的防洪区面积只占全流域的8.5％，但人口、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占全流域的34.4％和56.4％。改革开放以来，以浦东为龙头，进一步发展长江经济带，长江中游形成以武汉为中心的经济区，使整个中游地区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期。如前所述，长江中游又是洪水灾害多发区，而承灾体地势平坦，大部分地区是一望无际的平川，一旦发生洪灾，损失必然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