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本，就是说话人说话的底本，它主要包括讲史和小说两大类。话本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元明清的历史小说正是由此演变而成的。话本小说对后代的通俗文学和戏剧、曲艺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作为口头文学的说唱和演讲故事，是古已有之的。“说话”作为一种技艺，追根溯源，魏晋时曹植的“颂俳优小说数千言”，隋人侯白的“说一个好话”已经把笑话、讲故事、插科打诨以及动作表演结合起来，只不过演出地点局限于贵族邸宅或文人宴会，表演者也非职业艺人。至唐时衍为“经讲”、“俗讲”等民间艺术。
唐宋人的笔记中，通常称故事为“话”或“小话”。大约至唐代，已经有人在市集中以“说话”（即演讲故事）为职业或准职业，一般学者都认为这类演讲艺术是由佛寺中讲述佛经故事乃至世俗故事一步步演变出来的。但唐代在市集中以“说话”为业的艺人没有留下他们所讲述的故事的文字记录，后人只能在唐五代人笔记如段成式《酉阳杂俎》、赵嶙《因话录》、王定保《唐摭言》等零星记载中推想所讲述的内容，到了宋朝，大都市中游艺场所（瓦子）说话艺术十分繁荣，说话人分成各种专门的行当，各有家数，其中“小说”、“讲史”两门，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不过在宋元时代，是说话人向听众口头演唱的、作为演唱用的脚本，故叫“话本”。
因此，“话本”的原意，是包括所有说话艺术的所有底本而言，短篇小说和长篇讲史的脚本都称“话本”，不像现在这样单指短篇小说。最早的白话小说是民间说话艺人演讲故事的底本，即“话本”。这些话本有的是说话艺人自己创作的，有的是被称为“书会才人”的下层文人编写的。
但是，白话小说的雏形，至少在唐代已经出现。唐代的佛寺里盛行俗讲和转变（变文），俗讲是僧侣们为了宣扬佛法，用通俗的语言向善男信女宣讲经典和佛经中的故事；变文是将佛经中的故事用图画一幅幅地画出来，按图用通俗的语言和谒赞加以讲唱。在此基础上，又由佛教故事扩大到讲唱世俗的历史故事。敦煌藏经洞中，诸多文献中出现了以“话”名篇或有“画本”字样的通俗讲述体小说，如《庐山远公话》和《韩擒虎画本》，这是唐代乃至中国小说史上现存的最早一批白话小说。数量虽不过五六篇，但反映的社会生活面却不狭窄，除《秋胡》可能为“六朝写本”，《庐山远公话》为北宋初年抄件外，其余皆成篇抄定于中晚唐。
唐代话本小说的创作，明显受到唐传奇一类文言小说和佛教文学的双重影响，从作品的表达语言看，不少片断半文半白，白话语言并不十分纯净；从作品的表达形式看，有的作品在一段散文记述的后面，还会出现几句谒语，尽管它们带有文言小说和佛教文学的印记，但毕竟可称得上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批话本小说。
唐代话本小说的创作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还可以从作品的写作意图看。有人从小说情节形态的演进过程来审视作品的成熟与否，设置有单纯故事、命运故事和性格历史三种基本类型。作家关注的是人物的命运遭际，荣辱升沉，塑造了大量的外在命运型的艺术形象，借以总结某些人生的经验教训，寄寓了作者、读者和听众的理想愿望。杂取人物种种合成一个，这是文学作品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法之一，这种方法在唐代话本小说中多有出现，如《韩擒虎话本》，箭胜番邦是贺若弼的故事。
史学重历史真实，文学尚艺术真实。话本小说属艺术范畴，依据史实又不必拘泥于史实，这些特点在现存唐代话本小说中已表现得比较明显。唐代话本小说已不再是单纯记录社会现象和佚事趣闻，这与六朝志怪佚事小说那种或意在“发明神道之不诬”或“篡辑旧文，非由自造”之类有了本质区别。即开始了由写实到写意，由记录到创作。
唐代话本虽还带有明显史传文学表达的痕迹，但受唐传奇一类文言小说和佛教文学表现技巧的影响，已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表达不求简单而求生动曲折，引人入胜；表达角度虽仍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为主，但限知视角和人称转换的情况也不时出现。
宋代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说话”愈来愈兴盛。在南宋，形成“说话四家”，即说话艺人分为四派，各说其专长的题材，所谓“各有门庭”、“各守家数”。清翟灏及近人胡士莹以南宋耐得翁《都城纪胜》一书中四次出现“之事”、“等事”为依据，分为“小说”、“说铁骑儿”、“说经”（包括“说参请”）、“讲史”四家。
“小说”包括“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搏刀”、“杆棒”、“发迹变泰”等门类。“烟粉”即烟花粉黛，大多讲人鬼幽恋的故事；“灵怪”讲神怪妖术的故事；“传奇”叙人生悲欢离合的轶闻奇事；“公案”讲摘奸发恶、审断案情的故事；“搏刀”和“杆棒”重在描述打斗的场面；而“说铁骑儿”专讲宋代的战争题材；“说经”讲有关佛经的故事；“讲史”讲历史上兴废成败、争战权谋的故事。“说话四家”的形成，是“说话”伎艺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标志。南宋形成“说话四家”，后来有所变化。比《都城纪胜》晚出的《武林旧事》、《西湖老人繁胜录》都提到“小说”、“说经”、“讲史”三家。大约“说铁骑儿”的内容涉及时局，与统治阶级发生矛盾而受到限制，没有得到发展。在元代，“说话”仍然流行。
我国的文言小说到唐代的传奇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宋代的“说话人”则另辟蹊径，充分运用“说话”的形式，用道地的口语来改造传统题材或者吸取现实生活中的题材敷衍成篇，创造了“话本”这一新的文学形式，成了我国最早的白话小说。宋元时代的说话艺术，是包括讲和唱两种表演方式的。有以弹唱为主、说白为副来演述故事的艺术，如演唱“诸宫调”；有以演讲为主、同时夹有诗词、吹弹吟唱的，如“诗话”、“词话”；也有全部演说故事的，如“讲史”。后一种不夹吟唱，只是平常讲话一样，所以称作“平话”，以别于“诗话”、“词话”。这便是“讲史”称作“平话”的原因。以“诗话”和“词话”为名的通俗小说，著名的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明代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词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每一章中，都有故事中人物作的诗，近于佛经中的谒赞。它其实是佛寺中的俗讲到小说之间的过渡形式，在当初演述时应该也是连讲带唱的。《金瓶梅词话》则夹有许多诗词和民间的俗曲，即使不一定如某些研究者所认为的当时也是一种对公众演唱的话本，但作者至少是有意写成可唱可讲的形式的。此外，明人诸圣邻还作有《大唐秦王词话》八卷六十四回，叙述唐太宗李世民建国故事，但其实是长篇鼓词，与通常所称的话本不是一回事。
符合现代文学概念中小说体裁的中国白话小说，产生于宋代。《清平山堂话本》保存了我国最早的一批话本，对研究我国白话小说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的作用。我国文言小说到唐代的传奇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宋代的“说话人”则另辟蹊径，充分运用“说话”的形式，用道地的口语来改造传统题材或者吸取现实生活中的题材敷衍成篇，创造了“话本”这一新的文学形式，成了我国最早的白话小说。
其次，这些宋人话本经过长期流传和洪楩等人有意无意的加工修改，难免有“走样”之处，但总的来说，还是基本上保留了质朴的原貌的。它们描写俗情世态，真切如现，文字活泼宛曲，趣味盎然，对我们研究宋代社会和宋代文学都是很可宝贵的资料。即以表达形式来说，某些作品已经初具了我国特有的章回小说的特征。
“小说”与“讲史”给文学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它们影响了戏曲创作，如宋元南戏、元杂剧及明清传奇有许多作品取材于“说话”内容。如宋元话本中《京本通俗小说》中的《错斩崔宁》后来就发展成昆剧《十五贯》；它们也影响了小说创作，如《清平山堂话本》中的《陈巡检梅岭失妻》，其中出现善于变幻的“齐天大圣”的猿猴形象，与《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有联系；晚明时出现了许多“拟话本”，即“说话”体裁的仿作。如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天然痴叟的《石点头》、古狂生的《醉醒石》等。著名的长篇巨制——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与施耐庵的《水浒传》——就是在说话人创作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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