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推动全球生产力大发展，加速世界经济增长，为少数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的同时，也加剧了国际竞争，增加了国际风险，并对国家主权和发展中国家民族工业造成了严重冲击。
但是，经济全球化已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并对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等所有方面，甚至包括思维方式等，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任何一个国家既无法反对，也无法回避，唯一的办法是如何去适应它，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历史大潮中接受检验。发展中国家只有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实行正确得当的政策，采取有力的措施，扬长避短，迎接挑战，才能变不利为有利，在参与经济全球化中求得本国利益最大化，从而实现现代化。
全球化到底是什么
全球化浪潮正席卷华夏大地，全球化将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存环境。那么，到底什么是全球化？它将带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礼物”？这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批沪上学者为此聚集华东师大亚欧研究中心，从多学科的角度，见仁见智，就区域化、全球化及与中国加入WTO的相互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
唐海燕（华东师大金融系教授）：我是搞国际经济的，我想从总体上谈对全球化的看法。我反对用“双刃剑”来比喻经济全球化的后果。不错，经济全球化确实包含了正面的积极影响和反面的消极作用，但它们是相互渗透和融合在一起的，很难把它们分开。应该从世界经济发展的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的角度，来认识经济全球化的后果。不宜机械地“一分为二”，而应“合二为一”，否则会进入两难之境，进退维谷。我认为，在全球化中，我们将有以下6个方面的趋势：世界经济模式开始进入“融合模式”阶段，但板块特征依然明显；要素的全球性活动加快，但各国经济差距将进一步拉大；经济发展的周期及其特征将会发生变化，经济周期理论面临挑战；国家经济主权弱化，但国家利益和民族特性又在强化；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降低了，但全球经济冲突则会增加。
樊勇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学术界对何谓全球化，有3种解释，一是认为全球化就是西方化甚至是美国化，二是认为全球化是对经济技术资源进行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三是认为全球化是为了解决全球性问题如环境污染、人口爆炸以及毒品和犯罪的跨国泛滥等等。我认为，第二种看法既全面又最接近实际情况，其标志和核心就是加入WTO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对我国来说，加入WTO的首要问题是制度创新。加入WTO，对我国的冲击主要不在于对哪一个具体行业的冲击，而是由公开性和非歧视性带来的制度创新压力。它将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新的含义，经济体制改革不再局限于放权让利和转变政府职能，而是要求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之间走向平等的格局。
蔡鹏鸿（上海社科院亚太所研究员）：我是从事国际政治研究的。我认为全球化与区域化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相互联系。以WTO和APEC（亚太经合组织）为例，可以先比较一下APEC与WTO的异同。由于亚太各国和地区的政治、文化和经济条件差异较大，有些国家和地区甚至还是被西方国家禁运的，所以APEC虽有宗旨，但并不是很有约束力。领导人的宣言也无法律效力，只有道德上的约束。迄今为止，其工作方向主要在三个方面：贸易投资自由化、商务便利化和经济技术合作。1993年后，美国在其中的主导作用加强，它主要是想借APEC进一步打开亚太贸易的大门，实行贸易“自由化”，对经济技术合作并不热心。再加上经济技术合作不少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不像海关关税和进出口总额那样容易量化，所以，这是一个难点和冷门，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最希望得到发展和突破的一个方向。我国加入APEC，为其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从战略角度分析，进入区域化的APEC是我国进入全球化的WTO的一个“试验”和“练兵”。加入WTO在即，似乎对APEC有必要重新认识，包括怎样从欧洲模式取得借鉴？如何打破技术转让僵局？等等。
卿文辉（华东师大法政系副教授）：我不认为全球化与区域化的这种相互联系必定具有互补性。从逻辑上讲，区域化是区域主义的表现，全球化是多边主义的表现。区域化同意或默认“歧视原则”，因为任何区域内部的互相优惠，就是对区域外的歧视；全球化则遵循“非歧视原则”。由此看出，区域化与全球化是水火不容的。然而，在实践中，两者又是既相互排斥又相互推动的。一方面，区域自由化如APEC、欧盟等等，是全球区域自由化的一个阶段，多边的进展有赖于区域的诉求；另一方面，关贸总协定以及其后的WTO章程第二十四条等条款，又为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免除了部分最惠国待遇义务，特别是在地区性特惠贸易问题上免除了发展中国家遵守总协定的部分义务。未来的世界，将是区域化占上风，还是全球化占上风，抑或轮流占上风，现在还难以作出结论。
《人民日报》(2000年10月12日第三版)
如何面对经济全球化
美国全球化理论权威、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奈认为，全球化的第一层含义是经济领域，可称为经济全球化，指商品、服务、资金、信息远距离的流动；第二层是环境方面，在空中或海洋里远距离的物质传送，影响全球环境，包括艾滋病、酸雨等对全世界的影响；第三层是军事全球化，使用武力的危险促使了军事上的联系；第四层是社会与文化的交流，包括宗教的传播和科技知识的推广；第五层体现在其他领域，如政治、法律、娱乐、时尚和语言等方面。
奈的观点和看法令人感兴趣，但并非是“独家的”。全国政协最近举办了“21世纪论坛”，讨论经济全球化问题，与会的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王慧炯、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执行院长刘吉等也对全球化进行了类似的划分。但值得指出的是，各个层次的全球化并不是同时出现，经济全球化出现得最早，是各种全球化的基础和先导。
全球大市场
“经济全球化”这个词据说最早是由T·莱维于1985年提出的，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许多学者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历史进程。参加“21世纪论坛”的专家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前提是全球统一大市场，在全球市场分开的情况下，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交往、地区之间的自由化贸易不等于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有其内在的本质的动因。他们指出，经济全球化于20世纪50年代产生，90年代形成高潮，这有其必然性。冷战结束后，占世界市场1／3的前“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变化，转入了市场经济体制，完全意义的全球大市场诞生了。
国际贸易成为发展经济的重要因素。从世界经济总体来看，1978年世界贸易占世界GDP的比重仅为9.3％，而1998年上升到24.3％，国际贸易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增强。
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力和载体的跨国公司大发展，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据统计，跨国公司的产值占世界总产值的40％，国际贸易的60％，国际技术贸易的60％—70％，对外直接投资的90％。联合国贸发会议《1999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跨国公司已成为全球经济的核心，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发展上起到了主导作用。我国外经贸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陈文敬指出，跨国公司通过在海外设立子公司，不仅可以绕过许多壁垒，迅速掌握当地的市场需求，有效利用当地资源，也可以通过内部贸易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益。这便促成了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全球化，使经济具有实际意义上的全球化。
“新经济”出现，催生了经济的全球化。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突飞猛进，人类知识所形成的第三次技术储备在通讯、计算机和网络领域不断释放出来，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上加以体现，发生了信息革命和数码革命，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把各个国家和各个机构连在一起，人类在这个全新的基础上进行生产、贸易、科研、学习，开展各种社会活动并进行文化交流，节约了时间和成本，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瑞典爱立信集团公司董事长拉斯·兰姆维斯评论说，互联网和数字通讯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使地球村变成现实，构成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机遇与挑战
战后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为融入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成功范例。全国政协副主席陈锦华说，以1990—1996年为例，亚洲“四小龙”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9％以上，多数东盟国家为6％—8％，这种较高速度的增长一直保持到1997年亚洲发生金融危机。他认为，这与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多年来参与经济全球化有关。
中国成功参与经济全球化更为众多的与会专家称道。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说，自从邓小平先生于1978年宣布新的经济政策至今，中国的经济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当中国决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于去年11月同美国达成协议时，便已向世人显示，它正采取重大的步骤，把中国的经济纳入全球网络。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斯文·桑兹卓姆说，中国有效地利用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刺激了本国的发展，并减少了大量贫困人口，中国的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很好的借鉴作用。澳大利亚前总理弗雷泽说，中国在整个亚洲金融危机中通过保持人民币不贬值，稳定了金融市场，阻止了亚洲金融风暴的进一步蔓延。他认为，中国货币保持稳定是亚洲经济复苏的重要促成因素。
凡事具有两重性，经济全球化也不例外，它在带给各国利益的同时也对其造成巨大的冲击。金融危机与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经济全球化使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和国内市场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产生经济波动和诱发一国金融危机的风险大大增加。
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世界范围的贫富差距问题也成为讨论的热点。埃及经济学教授S·图巴尔、印尼国际和战略问题研究中心的学者尤素福·瓦南迪、泰国前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威拉蓬·拉曼军以及中国的专家学者在发言中披露：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均GDP的差距从1983年的43倍扩大至目前的60多倍，贫困国家的债务超过本国国民生产总值的80％，全世界10多亿人每天收入不足1美元，28亿人每天收入低于2美元，而世界最富有的两成人口享用全球超过八成半的产品和劳务。富国与穷国人均收入差距悬殊，前者为后者的200倍以上。据联合国统计，最不发达国家的数量继续增加，10年前是36个，5年前是42个，现在是48个。在发达国家里，贫富差距也在扩大，以美国家庭收入为例，最富有的（20％）家庭年平均收入是137500美元，而最穷的（20％）家庭年平均收入为13300美元，两者之间的差距竟达10倍之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康德苏最近评论说，“贫困是当今世界最严重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速度是不能容缓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已成为爆炸性问题，从根本上影响着社会的安定和人民的和平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