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经济实力决定软实力。
历史唯物主义有两个基本规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结合我们对软实力的理解，也即构成所谓上层建筑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意识均是软实力的资源和载体，那么无论人们将社会的经济基础理解为生产关系，还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结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推论都是一样的：生产力决定软实力。如果说经济实力即生产力，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经济实力决定软实力。
在现实中，人们看到，经济实力世界第一的美国，同时也是软实力全球第一的国家；经济实力世界第二的日本，在软实力上也是名列前茅的；经济实力迅猛提高的中国，软实力也在快速提升：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引起越来越多外国人的兴趣，中国的发展模式取代“华盛顿共识”，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学习的对象，国际机构扩大中国的表决权获得广泛的支持……
为什么经济实力与软实力之间存在这样的关系呢？
首先，经济实力的强大常常与软实力要素的先进性相联系。20世纪著名的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创立了需要层次理论，他认为，人首先需要满足自己的生存和安全方面的需求，然后才会追求社交、尊重以及自我实现等高级需求的满足。其中，生存需要必须用物质来满足。因此，物质需要成为人的最原始、最基本的需要。不仅如此，由于高级需求的满足也需要物质上的投入，所以物质需求还被各种高级需求所强化。所以，通常情况下，物质生产都具有优先性。这就意味着，在国家层面上，经济实力的高低与高级需求及满足高级需求的能力之间均具有正相关关系——经济实力越强，高级需求越强，从而面向高级需求的生产能力就越强。因为经济实力越强，经济体中转而重视高级需求的个体就越多，经济体的整体高级需求就越强；而经济实力越强，能够投入到满足高级需求的生产中去的物资和人力资源就越多，从而生产和供应能力就越强。
在现实中，纵向上，随着社会由奴隶制度到封建制度再到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路演进，人类的自由与平等都在更大的程度上和更大的范围内得以实现，从而更多的人能够有尊严地生活，能够更多地自我实现。横向上，文化和制度等软实力要素的先进与落后固然并不具有完全的、严格的可比性，但必须承认的是，任何一种具体的文化和制度既包含着某些独特的、不具普适性的元素，也包含着某些超越民族与国家，从而具有普遍吸引力的元素。经济实力相对较低的国家在追赶先进国家的过程中，既需要学习先进者的技术和生产方式，也需要学习某些带有普适性的、与技术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文化和制度。因此，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的文化和制度表现出更强的吸引力。
其次，文化软实力的发展离不开产业的发展。美国文化的全球传播离不开其发达的文化产业，后起之秀的韩国和日本同样如此。文化产业之外的其他机构和组织也构成一国文化的载体，可以为一国软实力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在向国外民众推广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方面，众多本部在美国的跨国公司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它们将“美国”搬到了国外民众的家门口，以自己的言行体现、推介美国。原则上讲，每一个企业既是一国的经济实力的基础，同时也是其软实力的物质载体，是一个准文化宣传机构。
再者，文化、价值观、制度和政策等的宣传与推介需要以一定的基础设施为前提。以遍布全球的信息传播网络为基础，美国控制着全球主要信息渠道，借以向全世界传达本国的观念和塑造本国的国际形象，推广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价值观。信息技术和信息基础设施在美国的软实力构建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而这种技术和基础设施，既构成经济实力的基础，又以经济实力为基础。
另外，军事实力的软实力效应为经济实力影响软实力提供了另一种渠道。军事实力的运用也会影响到软实力。对于这一点，我们在针对“软实力与军事实力之间有什么关系？”的回答中已经给出了分析，在此不予另述。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因为一国的军事实力主要取决于其经济实力。就供给层面来讲，强大的经济实力可以转化为强大的军事供应能力，从而为强大的军事实力奠定了基础；而在需求层面，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强大的经济实力意味着遍布全球的庞大的经济利益，这种利益需要国家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来保护。这就是说，经济实力的提高同时在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推动着军事实力的发展，进而影响到该经济体的软实力水平。
2、软实力影响经济发展。
现代西方制度经济学认为，在影响经济发展水平与速度的诸因素中，制度是至关重要的。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制度既是健康、快速的经济发展的第一功臣，也是造成某些国家陷入“贫困陷阱”的罪魁祸首。
这里的制度，既包括正式的、成文的制度，也包括价值信念、伦理道德、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即所谓的“非正式制度”。
清朝末年，中国面临亡国的危境。为了救亡图存，有识之士纷纷奋起，以寻找振兴之道。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分析中国衰弱根源的着眼点，经历了一条从军事到工业经济，由工业经济到政治制度，再由政治制度到文化的演变道路。实际上，关于这条道路，用实力话语来讲，就是从硬实力到软实力的转变之路。毫无疑问，循着这条道路，人们的认识越来越深刻，而这个深化过程也正好展示了一条由极端的硬实力到极端的软实力转变的完整的连续谱。如果说认识深化的过程就是由果索因的过程，就是由直接原因到根本原因的探寻过程，那么这段思想史和革命史充分说明，软实力对于经济实力的发展水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以上所述，只是论及一国内部文化与制度建设的经济意义。由于军事实力和国际政治地位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一国的经济实力，所以经济发展还由于外部认可度而受到影响。美国一直对社会主义中国心存防范，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收购行动时常受到阻挠或者严格审查。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受到美国政府的阻挠，并终告失败；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则受到了严格的审查。中国向苏丹出售武器，受到西方国家的片面指责。中国与非洲的合作被描述为新殖民主义，一再受到西方国家“出于道义”的谴责。即便是出于维护本国正当的经济利益，中国发展军事力量的行动也引起某些国家的担心甚至蓄意阻挠。虽然说军事发展落后于充分维护正当经济利益的需要主要是由中国的先经济后军事的发展战略所决定的，但是若干国家的反对也是脱不了干系的。更何况，先经济后军事的发展战略也是考虑到国际社会的这种反应之后的决策，也就是说，战略本身已经内化了、体现了这种反应。
除此之外，一国的实际行业标准和劳工权利保障情况也影响到其经济利益。不重视环保的产品将被某些国家拒之门外，由“血汗工厂”或劳教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可能受到某些国家民众的抵制。行业标准和劳工权利实际上是一国的价值观问题，在这些方面表现不佳体现的是经济增长重于一切，不惜牺牲环境和人权的价值取向。
以上所提到的两类障碍，均显示出国际认可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那么，国家之间的认可度取决于什么因素呢？分析一下现实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点就会变得很清楚。对于国际秩序有着相同的构想的国家，即便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不同，也可能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即便历史上曾发生过严重的冲突，民主国家之间也不担心对方会构成威胁，反倒经常联合起来防范、对付专制国家；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各国之间也更容易相互理解和支持；一国的文化产品，对于具有同样价值观的其他国家的人民具有更强的吸引力。这些经验现象体现出世界理念、政治制度、社会价值观、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等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重大影响力，展示出一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图景。由此可见，国际认可度取决于各国无形要素的吸引力，也便是软实力。
3、软实力与经济实力具有相互替代性。
如果A和B是两个组织或者群体，为了改变B的行为，让他转而以A希望的方式行动，A既可以暴力攻击相威胁，又可以物质财富相收买，还可以文化和思想渗透引导B重塑其组织方式或内部结构，进而以符合A期望的方式界定自己的利益。前两种就是所谓的“大棒”和“胡萝卜”政策，分别以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为基础，第三种途径则以软实力为基础。由此可见，与软实力和军事实力之间的关系一样，软实力与经济实力之间存在相互替代关系。
由于软实力发挥作用需要较长的时间，而利诱与军事威胁一样，可以作为应急措施，所以人们常常只看到胡萝卜与大棒之间的替代关系，而看不到它们与软实力之间的替代关系。更重要的是，软实力虽然在某些时候可以用以解决问题，但它的作用更多的是防止问题的产生。正因为这种特点，人们容易忽视它的作用。实际上，如果人们坚持用现实主义的观点看待国际关系，那么，人们就能在无法解释的现象中体会到软实力的巨大威力。根据现实主义的逻辑，二战后重新崛起的日本和德国将会挑战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构成美国的最大威胁。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相反，这两个国家成为了美国的可靠盟友和长期的追随者。鉴于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这种极端的反差，对于解释这一反差的文化和政治制度，人们无论将之置于多高的位置都不为过了。
4、经济实力的运用影响软实力水平。
历史一再证明，当政治制度造成长期、严重的不平等，而且这种不平等与普罗大众生活水平的急遽下降同时发生时，冲击政府的社会运动是迟早的事情。面对这种局面，政府有三种选择。其一，暴力镇压参与运动的群众；其二，贿赂组织运动的某些骨干分子，使群众分化瓦解，或者贿赂全部参与运动的群众，暂时性的安抚民心；其三，顺从民意，改革政治制度。第一种选择依赖于政府所掌握的暴力力量，第二种选择依赖于政府的经济实力，第三种选择要么是政府无所倚仗，迫于形势而为之，要么是政府中的改革派占据优势。显而易见，唯有第三种选择可以使政府重新赢得民心，使政权重新获得合法性。但是，历史一再证明，大多数时候，政府都会选择第一种应对办法，或者兼而运用前两种办法。无论如何，运用经济利益收买人心，只是延缓了政治制度的革新，从而延缓了软实力的跃升。
当A国为了改变B国的行为而以经济相威慑或诱惑时，A国很可能会因此而损害自身的道德形象。因为人们倾向于相信，正义的行动自然会得到他人的响应，而无需附加上物质上的好处；而只有违背正义的行动，才需要以物质利益来弥补道德上的缺陷。正如某位学者所言，软实力占据着道义制高点。在相当一部分人看来，物质利益的介入本身就是非道德的标志。而当A国为了改善B国的境况而向B国提供经济援助时，A国的道德形象会进一步放大。因此，经济实力的运用方式会影响到主体的软实力水平，而且不同的方式可能意味着截然相反的影响。这些现象说明，经济实力的运用对于软实力的影响并非都是积极的。
实际上，虽然经济实力决定软实力，但是在经济实力一定的情况下，软实力仍然有其变动的空间。这就使机械决定论不适于刻画经济实力与软实力的关系。同时，这也意味着人们不能单纯依靠发展经济来促进软实力的提升，而必须在发展经济之外，采取其它措施巩固和发展软实力。唯有如此，一国才能最有效率的实现综合实力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