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

财新《中国改革》 特约作者 朱晓冬 中国经济转型的速度和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在1978年，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实际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40，巴西的1/10。从那以后，中国实际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超过8%，现在的实际人均GDP几乎是美国的1/5，和巴西处于同等水平。作为一个人口在世界占比达1/5 以上的国家，中国的人均生活水准快速且持续改善，并且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其他经济体的经验（尤其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表明，极度的快速增长终会减缓，中国每年超过8%的人均GDP增速不可能无限制持续。中国的人均GDP现在是美国的20%左右，能否达到美国的40%、80%甚至120%呢？ 我将通过讨论什么是中国经济未来的关键增长源，来尝试解释这个问题，分析将建立在中国过去30年经济增长源的相关信息之上。最重要的增长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上世纪50年代前半期开启了工业化进程。然而，1978年前后的经济表现差异甚大。在1978年之前，实际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仅为3%，与美国的增长率相差不大，经济基础却比美国低许多。1978年之后，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上升到每年8%以上。 以标准的经济增长核算方法来考察中国经济在两段时期的增长源，结果显示，1952年-1978年间的主要经济增长源是资本积累，此后的主要增长源是生产率的上升。 1978年以前，增长主要来自固定资产和人力资本的增长，而不是生产效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这段时期内实际上是退步的，每年下降1.07%。由于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平均人力资本每年增长1.55%，部分抵消了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劳动参与率以每年0.11%的速度略增。最重要的增长源是物质资本产出比，它平均每年增长3.45个百分点，解释了116%的人均GDP增长。 1978年以后，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角色互换了。在1978年-2007年间，物质资本产出比基本保持不变，平均人力资本的增长率比1978年之前的增长率低。这两个增长源对人均GDP的增长总共贡献了15%。人口因素的作用也非常有限。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对人口结构的影响，劳动参与率在此期间每年的增长率为0.57%，比1978年之前的要高。但是，劳动参与率增长的贡献仍然较小，只解释了人均GDP增长的7%。与此相对，全要素生产率以每年3.16%的幅度快速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中国1978年以来最重要的增长源，这个结论似乎令人惊讶，因为有一种广泛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走的是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严重依赖资本深化。 但是，尽管年均GDP中用于实际固定资本投资的份额在1978年-2007年间从33%增加到39%，中国的资本产出比在此期间几乎没有增长。1978年以后中国的资本投资追随着快速的产出增长步伐，但并没有起到引领作用。 正如索洛（Solow,1956）教给我们的：持续的经济增长只能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中国30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们将中国改革时期总生产率增长的来源总结如下。1978年-2007年，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对总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达到15个百分点，这包括结构改革所带来的直接和间接贡献。但这个增长源随着时间而消退，因为农业在GDP中的占比逐渐减小，它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会很小。非国有部门1987年-2007年生产率增长对总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达到2.27个百分点。根据Brandt 和 Zhu (2010)的测算，如果非国有部门不存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1978年-2007 年以及三个子时期当中，非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将接近于0。 我们也应注意到，不同部门的生产率增长可能会互相作用，所以，国有部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不能简单地用总体生产率的增长减去农业和非国有部门的贡献来推算。这个增长源将继续推动中国未来的增长，因为非国有部门在非农就业总量中的占比已经从1978年的48%上升到2007年的84%（在总就业量中的占比超过60%）。 1990年之前，国有部门的生产率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如果把1978年-2007年视为一个整体，那么国有部门对全要素生产率总增长的贡献几近于0。从1998年开始，由于结构重组，国有企业也经历了快速的生产率增长。 生产率的主要增长源随时间变化。例如，在价格双轨制之下，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在 1978年-1984年起了引领作用；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乡镇企业等非国有部门在价格双轨制下起着引领作用；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头10年，经济环境对民营部门更友好，行业的进入和退出变得频繁，竞争压力增大，此时民营企业等非国有部门和重组后的国有企业在经济增长中起到引领作用。 每当原有的改革对生产率的作用行将穷尽时，中国政府总能开启新一轮改革，重燃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