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寒夜》的主题意蕴
摘要 巴金后期小说《寒夜》,篇幅短小,但其内涵却非常丰富。本文剖析了造成这个家庭悲剧的种种矛盾，指出其根本原因正是当时的社会制度；并分析了以婆母和曾树生为代表的两种中国女性形象,从而反映两种不同的文化冲突；最后探讨了作品 “掘发人心” 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 社会悲剧 文化冲突 女性意识
1 社会历史时代的思考
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文学的一个重要倾向就是社会现实批判。巴金创作《寒夜》的一个巨大动力就是对黑暗的社会现实进行批判。《寒夜》寄寓着自己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及对新生活的热情向往。巴金在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中来表现小人物的悲剧,重要的是揭示了旧制度灭亡的必然,表现了对新生活的渴望之情。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寒夜”就是国统区阴郁现实的象征。
《寒夜》是巴金于 1944 年创作的，是一部充满着浓郁悲剧色彩的小说，叙述了主人公汪文宣一家的悲剧。小说中,丈夫汪文宣性格软弱,收入微薄,妻子曾树生漂亮、开放,而婆婆却守旧顽固。由于生存压力,本来就存在的矛盾日益激化,婆媳之间冲突不断升级,丈夫左右为难,精神极度痛苦,最后妻子离家出走,丈夫由于严重肺病,在抗战胜利的锣鼓声中痛苦死去。婆婆领着孩子离开了家。小说的结尾,妻子曾树生回到家里,但是,人去屋空。她一个人在寒冷的月夜下徘徊,作品写道:夜,的确太冷了。
可以说这既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巴金把小说中的家庭悲剧和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在巴金看来,正是国统区黑暗、腐败的现实造成了小说中家破人亡的悲剧。后来,巴金为了解释这部小说的社会意义,一再强调成书的时代背景,明确表示作品的目的是揭露抗战前夕大后方政治黑暗和知识分子的痛苦处境。“那时社会上最活跃的是官僚资产阶级,是那种利用职权囤积居奇,做黄白黑生意的人,他们官商结合,权利结合,像蛀虫一样把中国在战争中所剩下的一点元气全部耗光。”还说,“我们没有发国难财,却倒了胜利霉。”在作品中,汪文宣的痛苦、失业以及家庭的破碎,都和这样的社会现实具有密切关系。
2 文化观念冲突的表现
美国思想家杰姆逊说:理解文学必须提高到文化的高度。实际上,小说中的家庭悲剧也可以在文化上找到原因。在这个家庭中,婆媳之间的冲突,是最重要的冲突。婆婆完全是旧式的,在她身上体现的是传统封建文化的家庭伦理观念,而曾树生却是受过现代教育的新青年。婆婆总是用旧的观念去衡量儿媳妇,媳妇由无法接受这种陈旧的道德约束,于是双方常常发生冲突。这种冲突也是导致这个家庭破碎的一个重要原因。
婆婆对于儿子和媳妇,就像中国所有传统而狭隘的母亲一样,是一种伟大而自私的爱。她以中国传统的母爱去关爱儿子,对儿子关怀备至,以中国传统母性的勤劳操持家务,任劳任怨,无论付出多大的辛苦和劳累也心甘情愿。
但与此同时,她也以传统的封建妇德审视着儿媳妇曾树生。在传统妇德的尺度下,曾树生这样一个新派女性就是不守妇道的坏女人。她极端讨厌、甚至憎恨儿子的妻子。她看不上曾树生的生活方式,如跳舞、晚上与人应酬,化装、穿漂亮的衣服等。曾树生化装,她认为是装出小姐的样子,曾树生作为职业女性的社交活动,在她看来是胡闹鬼混,让儿子好好地管教她,教训她。
在更多的情况下,她不是和曾树生正面冲突,而是通过汪文宣和曾树生发生激烈冲突。她试图通过汪文宣来压制曾树生。她不是去理解、支持儿子和妻子的感情,而是破坏他们之间的感情。她要儿子毫无保留地站在她的立场上。看到儿子和妻子的那种亲密的感情,她不是感到欣慰,而是反感。儿子和妻子吵架,她不是希望他们两个快点和好,而是幸灾乐祸,甚至挑拨离间,添油加醋,怂恿儿子和妻子一刀两断。
曾树生和汪文宣吵架赌气出走,她说是“私奔”。儿子主动找妻子,她便生气,认为儿子没出息。曾树生出走就和这种婆媳冲突具有更直接的关系。一个是接受了新式思想的女性,一个是守旧保守的古董式的女人,显然这种矛盾性差异集中表现在对生活的理解和文化期待之上。
3 女性意识的觉醒
本文将这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悲剧作品置于“女性主体意识”觉醒这样一个广泛而深刻的时代命题之下加以考察，从女性经济地位的独立、女性精神上的独立以及女性意识的萌动等三个层面阐述女主人公曾树生主体意识觉醒的具体表现；并通过女性生存困境的探讨进一步揭示人物悲剧命运的根源，从中透视出作品的深层悲剧内涵。
汪文宣与曾树生是两种不同的生命状态。汪文宣是枯萎颓败,曾树生却是饱满丰盈。
汪文宣和曾树生的婚姻,并不是没有爱情的婚姻。他们是自由恋爱结婚,在一起生活了14年。从作品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他们之间有很深的感情。
汪文宣是那种在日常生活的压力之下被磨去了生命力,不断下滑沉沦的人。他除了善良忠厚,一无所有。无论是社会上,还是在家庭中,他都缺乏应该有的独立意志和力量,只是软弱无力地随波逐流。
曾树生却是那种生命力饱满丰盈的女性。她热情开朗、聪慧美丽，对生活有所渴望。虽然,她并不是那种具有崇高理想的知识女性,而是那种世俗化的知识女性。她渴望的是那种日常生活幸福,是一种世俗幸福。喜欢追求物质享受，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虚荣心。她怀着崇高理想步入社会，战争、艰难的生活使她理想破灭。但她与丈夫对待命运的态度是不同的，她没有消极地顺从忍受，甚至萎缩个性，牺牲幸福以求生存。而是不甘屈服，努力抗争，在社会上取得自己相应的位置。她在银行工作,学非所用,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花瓶而已。她感到痛苦无奈。但是,她不是那种很庸俗的女性,为了金钱就可以出卖身体,同时也不是那种很朴素的女性,甘心于沉重而贫困的生活。她对生活的要求,无非是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丈夫,温暖的家庭,可以穿自己喜欢的衣服,过着那种衣食无忧的生活。这种对世俗幸福的渴望,固然不是崇高的,但是却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但是,汪文宣却无法给她这种生活,于是,她离家出走。
而塑造曾树生这一形象，预示着即使像曾树生这样有理想和追求的知识妇女，也要在生活的苦海里挣扎，美好的追求最后也变成了一种对生活的逃避。从而充分暴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从另一个侧面也探索了知识分子女性的命运和出路， 从另一个侧面也探索了知识分子女性的命运和出路，给读者以沉重的人生思索。作为旧中国的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命运和人生的道路究竟在何方？也许这就是两名悲剧人物的形象意义。
参考文献: 中国知网 百度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