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诗人对美和道德的关系是怎么看的？求举例说明！(外国文学史）

两千多年来，美和善 (道德）的关系，或者说，艺术和道德的关系，一直是美学领域中的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美的不一定善，善的不一定美，这就使人们在进行判断时陷于两难境地。例如，蝴蝶是美丽的，它色彩斑斓，舞姿轻盈，使人产生怜爱之情，常常是诗人画家创作的对象。但对于菜农来说，它却是恶的。因为它产下的卵会孵化成嗜食菜叶的幼虫，使菜农丧失辛勤劳动的成果。美和善的不一致，在亩芹人类生活中表现得更为复杂。在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克罗德丑恶的心灵和英俊的外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伽西莫多丑陋的外貌下却有着高尚的人格。美与善，都是人类追求的最高境界。美而不善，或者善而不美，都是不完美的，只有尽善尽美才是人类的最高理想。如何理解美与善的关系，克服美与善之间的矛盾，是古今中外的哲学家都在思考的问题。首先，要克服美与善之间的矛盾，并不是简单地取消二者之间差异。像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所主张的那样：“任何一样东西如果它能很好地实现它在功用方面的目的，它就同时是善的又是美的。否则它就同时是恶的又是丑的”［1］。他认为，美和善一样，都是以事物的功用作为衡量标准。比如，原始人的石刀、石斧完全出于功利实用目的而发明的，是美的，因为它“美丽地适合它的目的”。镶满宝石珍珠的金匕首则是不美的，因为它不具备应有的效用。然而，更多的思想家关注的卖神是美与善的差异。一、美与善的对立《论语》记载孔子多次中耐亏批评郑卫之声，说“郑声淫”，要“放郑声，远佞人”。（《论语・卫灵公》）其实郑卫之声比孔子所推崇的《韶》、《武》之类的古乐更富有艺术感染力，或者说更具有审美价值。《乐记》记载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孔子本人并不否认这一事实。“郑声淫”的“淫”字，说的就是郑声具有太强的感染力，使人们沉溺其中，疏于遵循伦理规范，最终走上淫乱之路。孔子对“郑声”的批判，把美与善的矛盾表现得十分到位。在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派理论中，美与善之间的冲突是异常尖锐的。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老子第二章）。庄子继承了老子的这种思想。在《庄子・山本》中，庄子提出“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的观点。在西方思想史上，也存在许多为了达到道德约束而否定美和艺术的思想。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提出要把诗人赶出理想国，原因在于诗不利于教育理想国的战士。在柏拉图列举诗人的众多罪状中，有两条是主要的，即诗人说谎和诗人滋养不健康的情感［2］。在西方，像柏拉图这样对待美和艺术的人，可谓非常之多。在中世纪，教会中人竭力攻击诗和戏剧，认为当时人心不古，世道衰微，都是艺术所酿成的祸事。二、美是形式，善是内容虽然美与善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但是“尽善尽美”始终是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一书中说：“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和善同意。”［3］宋代徐铉注解：“羊大为美，故从大。”［4］把美与有用等同起来，反映了人类最初对美的认识。在一切活动都以生存为目的的时代，美的价值判断也离不开功用性。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审美活动逐渐挣脱了功利性的束缚。既然美不等于善，那么美与善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柏拉图在将诗人驱逐出理想国时说：“除掉颂神和赞美好人的诗歌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5］也就是说，艺术只要服从道德目的，还是值得保留的。在中外美学史上，比较普通的看法是，美与善之间是一种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美是形式，善是内容，主张形式应该为内容服务。柏拉图的这种观点，在西方思想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世纪时，文艺甚至成为宣扬神学的传声筒。把艺术看作是道德工具的思想，在中国美学史上源远流长。孔子对《诗经》的评价“《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所谓“思无邪”，就是说，《诗经》中的作品所表达的思想情感正而不偏，符合儒家伦理规范。孔子的这种思想，被后世文人概括为“文以载道”。但是，仅仅把美看作形式，把善看作内容，把文艺看作政治道德的传声筒，是片面的。从这些片面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思想家之所以强调文艺为政治道德服务，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文艺的独特魅力。文艺比单纯的道德说教，更能深入人心。即所谓“仁言不如仁声入人深也”。（《礼记・乐记》）不过，对文艺独特魅力的认识，反而有助于文艺从政治道德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最终获得独立自主的地位。三、“美”获得独立价值人类对美与艺术独立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欧洲美学史上，直到19世纪，艺术独立的呼声才逐渐高涨起来。在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就公开宣称“为艺术而艺术”。他的继承者戈男叶说：“我们相信艺术的独立自主。艺术对于我们不是一种工具，它自身就是一种目的。在我们看来，一个艺术家如果关心到美以后的事，就失其为艺术家了。我们始终不了解意思和形式何以能分开。形式美就是意思美。因为如果无所表现，形式算得了什么呢？”［6］他不仅强调艺术的独立性，而且认为内容和形式不可分割，形式美就是内容美。由于形式美本身是内容美，艺术就不需要服务于外在的内容，艺术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工具。在中国美学史上，虽然“文以载道”一直占主流地位，但是对艺术独立性的提出却早于西方美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李泽厚称之为“文的自觉”　的时代），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就开启了为艺术独立性进行辨护的先声。到了晚明时期，李贽的“童心说”、汤显祖的“唯情说”等，都强烈主张文艺要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要大力提倡艺术的独立生。四、美与善的融合当我们将美从功利、概念、目的等限制中解脱出来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美与善的关系到底是什么？美和善之间，或者说审美经验和道德实践之间，有一种深刻的内在实践关系。这种关系，不像有些美学理论所主张的那样，美和善是一种形式和内容的关系，美是形式，善是内容。美和善的关系，只有还原到本源位置，才有可能呈现出来。这就是美感经验和道德经验在经验性质上具有相似性。柏格森认为“道德同情这个观念是美感的同情所微妙地暗示出来的”［7］。审美经验作为人类原初的经验形式，是一切人类文明赖以生长的根基。杜夫梅纳曾经说过：“在人类经历的各条道路的起点上，都可能找出审美经验：它开辟通向科学和行动的途经。”［8］徐复观曾经说过：“乐与仁的会同统一，即是艺术与道德，在其最深的根底中，同时，也即是在其最高境界中，会得到自然而人类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