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形成的基本条件：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
民族形成的决定性因素：政治、经济、文化艺术、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心理素质等方面。
民族发展的基本条件包括民族结构，民族素质，民族关系，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民族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民族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民族发展的社会环境包括社会的阶级阶层构成及关系，国家政权的性质，社会政治和法律制度，政策环境，宗教信仰和社会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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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是一部充满互动和融合、从多元到一体的历史。没有历史上多次民族大互动、大迁徙、大融合，中华民族就不可能形成，中国也就不可能长期保持统一和稳定。从历史角度看，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体现出自身鲜明的特点。
互动性。不同部族、民族之间的频繁互动是中华民族得以形成的重要动力。中国历史上存在众多部族、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它们互动频繁、迁徙不息。
其结果，一方面是带来民族融合，大量少数民族融入汉族，部分汉族融入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融合；另一方面是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形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自先秦时期开始，中国各部族、各民族就一直处于不断互动和融合的过程中。
像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是最为典型的民族大互动、大迁徙、大融合时期。在互动和融合过程中，各民族在文化上取长补短，在经济上互通有无，在宗教信仰上兼容并包，在婚姻上互相通婚，生活习俗的差异也逐渐弥合，血缘逐步融为一体。
通过多次民族迁徙和融合，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人融合，南方少数民族与南迁的中原汉人融合，加速了全国各民族的大融合。在当代中国，无论哪一个民族，其血缘和文化的来源都是多元的。每一次民族大互动、大融合并不是简单重复，而是螺旋式上升。
每一次大融合之后，无论少数民族还是汉族，均以新的面貌、新的姿态出现，促进中华文明不断向前发展。
互补性。互补性即各民族之间在经济和文化上形成互补。我国各地自然环境差异较大，居住在不同自然环境中的各族人民，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了适应各自自然环境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文化样式。
居住在不同自然环境中的各民族之间，需要交流和交往，需要相互合作和互通有无。唯有如此，才能共同发展、更好发展。这种差异性和互补性，使我国农业民族与畜牧业、采集狩猎业民族之间始终存在频繁、密切的经济和文化交往关系，为各民族共同进步和共同繁荣提供了条件。
数千年来，各民族在经济上互补、技术上互帮、困难时互援，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内在联系，形成了北方与南方、内地与边疆、农业与牧业等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包容性。在我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之所以能够不断互动、迁徙和交融，与各民族的包容性密切相关。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展现出较强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表现在多个方面。
一是认为汉族和少数民族是一体或一家。如唐太宗在民族关系问题上强调华夷一体，声称自己对华夏和狄夷一视同仁、没有偏见。明朝统治者在夺取政权后，也强调华夷无间。清朝皇帝的华夷一统观念更为明确，强调在清朝大一统政治下，无华夷之别、内外之分。
二是各民族之间相互通婚、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历史上有些民族甚至主动“全盘汉化”，如北魏孝文帝的改革，鼓励说汉语、改汉姓、穿汉服，尊崇儒学，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大融合。
三是不排斥国外文化和宗教。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特点，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传入我国后，都能与中华文化相融。
整体性。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各民族的互动和融合中得以形成，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稳定和发展，是与古代中国人的整体性思维模式密切相关的。古代中国人在漫长的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强调天、地、人是一个统一整体。
中国人的整体性思维模式促成了古代中国整体性地理概念，各民族都逐渐认识到中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这种地理概念进而促成古代中国大一统观念的形成。
在中国历史上，政治精英均把祖国统一作为重要目标，以江山分裂为忧，在分治中谋求统一，在统一中谋求长治久安。在这种大一统文化传统的影响下，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越来越强，国家认同意识越来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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