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 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帝国主义、蒋介石集团等反革命势力对武汉地区加紧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湘鄂赣三省工农运动继续高涨的形势下，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逐渐由动摇走向反动。1927年4月，汪精卫提出制裁所谓“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国民党中央党部决议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组织特别委员会，检查各级党部、政府机关和民众团体一切言论行动。5月，武汉政府连续发出通告、训令，不准工农团体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禁止工会、农会逮捕反革命和没收其财产，保护“公正绅耆”，保护“军人田产”。指责农民协会“幼稚过当”、“骚扰后方，挠动人心”。下令解散湖北黄岗、黄陂两县的农民协会。在汪精卫的怂恿下，5月17日，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鄂南叛变。
5 月21 日，驻长沙的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发动叛乱。5月29日、6月5日，江西省长兼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将共产党人“遣送出境”。湘鄂赣地区的土豪劣绅乘机反攻倒算，破坏革命组织，杀害革命群众。6 月初，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把共产国际发来的紧急指示不向中共中央传达，直接拿给汪精卫，汪即以此作为“分共”的一个主要借口，召集武汉地区非共产党员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开会，策划反共办法。6月10日，汪精卫等与冯玉祥在郑州举行会议，策划反共。19日，蒋介石、冯玉祥等举行徐州会议，密谋“宁汉合流”，共同反共。在革命的紧急关头，陈独秀主持的中共中央继续坚持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下令制止农民没收地主土地，自动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30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了一个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案，企图用投降式的让步拉住汪精卫，致使汪的反革命气焰更为嚣张。7月15日，汪精卫不顾宋庆龄、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讨论“分共”问题。决定：在一个月内，开第四中央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分共问题。在未开会以前，制裁共产党人“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随后，反动军队封闭了工会、农会和所有革命团体。在“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下，大规模地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由于蒋介石的“清党”，汪精卫的“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遭到破裂，国民革命遭到失败。国民党由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变为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反动政党，国民政府由各革命阶级联合的政权变为地主买办阶级的反革命专政策。 国民革命与俄国二月革命存在相似之处，主导方向是资本主义的，但又由于相似的国情，在革命中，无产阶级显示出了惊人的能量，而最后革命的领导权都落入资产阶级之手，而接下来中国确实是走了十月革命的道路，这就忽视了中国的国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