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我国教育管理改革有哪些历史经验和教训

2020-10-29 教育 89阅读
教育发展和改革的经验和教训
围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对外开放和实现社会现代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制度改革和教育政策的调整取得了一些进展;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教育是发展大于改革,教育在数量、规模上的发展令人瞩目;但在体制的更新和教育价值、教育品质的提升上乏善可陈。
一、巨大的发展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几年来,我国教育发展取得巨大成就。
2000年,我国已宣布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到2006年底,全国实现“两基”验收的县(市、区)累计达到2973个,占全国总县数的96%,“两基”人口覆盖率为达到98%。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到99.27%,初中阶段毛入学率97%,。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为75.7%。高中阶段教育(包括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成人高中、成人中等专业学校)在校学生4341.86万人,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59.8%。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校学生规模超过 2500万人,毛入学率达22%。形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总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21%,教育人口约占世界的26%(其中学历教育约占22%)。长期以来,中国以全世界3%的教育经费,支撑起占世界1/5人口的教育,是中国政府和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根据主管部门的规划和预测,伴随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我国教育的发展将在2010年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2020年达到世界较发达国家的水平,并在2050年跨入世界教育发达国家行列。
但必须看到,目前农村的“普九”刚刚满足基本生存、基本运转的需要,是一种非常低的水平和非常脆弱的状况,还有大量教育负债尚未偿还,还有许多深层次问题没有解决,例如农村教师的待遇问题。农村初中学生辍学流失十分严重。例如,据东北师范大学课题组2003年对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山东、湖北6个省14县17所农村初中学校的抽样调查显示,所有样本县初中辍学率都大大超过了3%的“普九”要求,最高的竟然达到54%,平均辍学率约为43%。
二、未完成的拨乱反正
1977年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制度,标志着中国教育走出“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恢复整顿并重新得到发展。值得认识的是1979年前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教育界却是一场“未完成的拨乱反正”。1979年前后,教育界在解放思想、摆脱“左”的思想禁锢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与政治、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运动相比,应当说是很不深入的。真理标准的讨论,在教育界没有得到深入开展。1983年5月,胡乔木在与何东昌的谈话中明确指出“六中全会决议,对教育方针没有专门研究过,是沿用了过去的提法。不能以六中全会的提法为界限,在这个圈圈里,不敢越雷池一步”。可以说,我们仅仅在“要不要教育”的问题上恢复了常识,而对于要什么样的教育、什么是好的教育,却未能产生新的思维,当时对教育的恢复重建,基本上是重新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简单做法,错失了一个历史性机遇。作为比较,经济领域明确否定了回到20世纪5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的思路,开辟了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航道。直至今日,我国的教育体制、指导思想仍遗有计划经济体制和“左”的思想的明显影响。这是教育领域与经济领域最大的不同之处,也是面向未来的教育改革必须要补上的一课。
三、政府教育投入不足和“体制性短缺”
国家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府教育投入不足,教育资源垄断造成的“体制性短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长期徘徊在2%-3%,与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形成鲜明的反差(见表24-3)。中国成为世界上政府教育投入最少的国家之一。我国政府1993年提出在2000年达到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为4%的目标,至今尚未实现,预计将在2010年实现。
面对社会旺盛的教育需求,在政府教育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国家对教育资源的垄断,妨碍了海内外社会资源向教育的流动。2002年,我国全部教育经费中只有56.83%来自政府预算内拨款,小学教育的这一比例为74.51%,初中为68.28%,高中为38.63%,高等学校为44.68%。民办学校学生的比例,在小学阶段只有1.86%,中学阶段为3.68%,高等学校约10%。由于缺乏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民办教育的发展步履维艰。公办学校利用不公平竞争和灰色手段向社会强势地汲取资源这一现象,被研究者称为“小的非公共部门,大的非公共投入”。
四、教育公平问题突出
在发展主义、经济主义的发展背景下,教育目标以增长和效率为追求,在总量的增长中,出现价值的失衡和扭曲,教育公平问题突显,突出表现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学校之间的教育差距呈现加大之势。农村教育的薄弱和边缘化;城乡、地区和阶层之间的教育差距拉大。“转制学校”、“名校办民校”等做法加剧了基础教育阶段的择校热和高收费,加剧了学校系统的两极分化和单一升学率导向的恶性竞争,扰乱了整个基础教育的气氛,出现新的“上学难、上学贵”问题。获得“优质教育资源”逐渐成为金钱和家庭社会背景的较量,重点学校制度正在形成一种凝固和扩大社会阶层差距的机制。高额的学费和薄弱的助学贷款制度,形成约占高校在校生20%左右的庞大的贫困生阶层。在高速城市化的过程中,数以千万计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弟的教育问题,已经成为当前最为突出的教育公平问题。
影响我国教育公平的,有两种不同性质的原因。一类是发展性原因。历史形成的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巨大发展差距,只能通过社会经济发展逐渐缩小。另一类则是制度性原因,城市中心、等级化的公办学校制度等不合理的安排和公共政策,加剧了客观存在的教育不公。这完全可以通过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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