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田锡传
【原文】
田锡，字表圣，嘉州洪雅人。幼聪悟，好读书属文。杨徽之宰峨眉，宋白宰玉津，皆厚遇之，为之延誉，繇是声称翕然。
太平兴国三年，进士高等，释褐将作监丞、通判宣州。迁著作郎、京西北路转运判官。改左拾遗、直史馆，赐绯鱼。
锡好言时务，既居谏官，即上疏献军国要机者一、朝廷大体者四。其略曰：
顷岁王师平太原，未赏军功，迄今二载。幽燕窃据，固当用兵，虽禀宸谋，必资武力。愿陛下因郊禋、耕籍之礼，议平戬之功，则驾驭戎臣，莫兹为重，此要机也。
今交州未下，战士无功，《春秋》所谓“老师费财”者是也。臣闻圣人不务广疆士，惟务广德业，声教远被，自当来宾。周成王时，越裳九译来贡，且曰：“天无迅风疾雨、海不扬波三年矣。意者中国其有圣人乎？盍往朝之。”交州瘴海，得之如获石田，臣愿陛下务修德以来远，无钝兵以挫锐，又何必以蕞尔蛮夷，上劳震怒乎？此大体之一也。
今谏官不闻廷争，给事中不闻封驳，左右史不闻升陛轩、记言动，岂圣朝美事乎？又御史不敢弹奏，中书舍人未尝访以政事，集贤院虽有书籍而无职官，秘书省虽有职官而无图籍。臣愿陛下择才任人，使各司其局，苟职业修举，则威仪自严。此大体之二也。
尔者寓县平宁，京师富庶。军营马监，靡不恢崇；佛寺道宫，悉皆轮奂。加又辟西苑，广御池，虽周之灵囿，汉之昆明，未足为比。而尚书省湫隘尤甚，郎曹无本局，尚书无听事。九寺三监，寓天街之两廊，贡院就武成王庙，是岂太平之制度邪？臣愿陛下别修省寺，用列职官。此大体之三也。
案狱官令，枷杻有短长，钳锁有轻重，尺寸斤两，并载刑书，未闻以铁为枷者也。昔唐太宗观《明堂图》，见人之五藏皆丽于背，遂减徒刑。况隆平之时，将措刑不用，于法所无，去之可矣。此大体之四也。
疏奏，优诏褒答，赐钱五十万。僚友谓锡曰：“今日之事鲜矣，宜少晦以远谗忌。”锡曰：“事君之诚，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岂为一赏夺邪？”时赵普为相，令有司受群臣章奏，必先白锡。锡贻书于普，以为失至公之体，普引咎谢之。
六年，为河北转运副使，驿书言边事曰：
臣闻动静之机，不可妄举；安危之理，不可轻言。利害相生，变易不定；取舍无惑，思虑必精。夫动静之机，不可妄举者，动谓用兵，静谓持重。应动而静，则养寇以生奸；应静而动，则失时以败事。动静中节，乃得其宜。今北鄙绎骚，盖亦有以居边任者，规羊马细利为捷，矜捕斩小胜为功，贾怨结仇，兴戎致寇，职此之由。前岁边陲俶扰，亲迂革辂，戎骑既退，万乘方归。是皆失我机先，落其术内，劳烦耗斁，可胜言哉。伏愿申饬将帅，慎固封守，勿尚小功。许通互市，俘获蕃口，抚而还之。如此不出五载，河朔之民，得务农业，亭障之地，可积军诸。然后待其乱而取之则克，乘其衰而兵之则降，既心服而忘归，则力省而功倍。
诚愿考古道，务远图，示绥怀万国之心，用驾驭四夷之策，事戒辄发，理贵深谋，所谓安危之理，不可轻言者。国家务大体，求至治则安；舍近谋远，劳而无功则危。为君有常道，为臣有常职，是务大体也。上不拒谏，下不隐情，是求至治也。汉武帝躬秉武节，登单于之台；唐太宗手结雨衣，伐辽东之国：则是舍近谋远也。沙漠穷荒，得之无用，则是劳而无功也。在位之臣，敢言者少，言而见听，未必蒙福，言而不从，方且虞祸，欲下不隐情得乎？恶在其务大体而求至治也。
臣又谓利害相生，变易不定者，《兵书》曰：“不能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盖事有可进而退，则害成之事至焉；可退而进，则利用之事去焉。可速而缓，则利必从之而失；可缓而速，则害必由之而致。可诛而赦，则奸宄之心，或有时而生害；可赦而诛，则患勇之人，或无心于利国。可赏而罚，则有以害勤劳之功；可罚而赏，则有以利僣逾之幸。能审利害，则为聪明。以天下之耳听之则聪，以天下之目视之则明。故《书》曰“明四目、达四聪”，此之谓也。臣又谓取舍不可以有惑者，故曰“孟贲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思虑不可以不精者，故曰“差若毫厘，缪以千里”。自国家图燕以来，连兵未解，财用不得不耗，人心不得不忧，愿陛下精思虑，决取舍，无使旷日持久，穷兵极武焉。
书奏，上嘉之。七年，徙知相州（河南安阳市），改右补阙。复上章论事。
明年，移睦州（今浙江省杭州地区建德市）。睦州人旧阻礼教，锡建孔子庙，表请以经籍给诸生，诏赐《九经》，自是人知向学。会文明殿灾，又拜章极言时政，上嘉纳焉。转起居舍人，还判登闻鼓院，上书请封禅。以本官知制诰，寻加兵部员外郎。
端拱二年，京畿大旱，锡上章，有“调变倒置”语，忤宰相，罢为户部郎中，出知陈州。坐稽留杀人狱，责授海州团练副使，后徙单州。召为工部员外郎，复论时政阙失，俄诏直集贤院。至道中，复旧官。
真宗嗣位，迁吏部。出使秦、陇，还，连上章言，陕西数十州苦于灵、夏之役，生民重困，上为之戚然。同知审官院兼通进、银台、封驳司，赐金紫；与魏廷式联职，以议论不协求罢，出知泰州。会彗星见，拜疏请责躬以答天戒，再召见便殿。及行，降中使抚谕，仍加优赐。
咸平三年，诏近臣举贤良方正，翰林学士承旨宋白以锡应诏。还朝，屡召对言事。锡尝奏曰：“陛下即位以来，治天下何道？臣愿以皇王之道治之。旧有《御览》，但记分门事类。臣请钞略四部，别为《御览》三百六十卷，万几之暇，日览一卷，经岁而毕。又采经史要切之言。为《御屏风》十卷，置扆座之侧，则治乱兴亡之鉴，常在目矣。”真宗善其言，诏史馆以群书借之，每成书数卷，即先进内。锡乃先上《御览》三十卷、《御屏风》五卷。
《御览序》曰：“圣人之道，布在方册。《六经》则言高旨远，非讲求讨论，不可测其渊深。诸史则迹异事殊，非参会异同，岂易记其繁杂。子书则异端之说胜，文集则宗经之辞寡。非猎精义以为鉴戒，举纲要以观会通，为日览之书，资日新之德，则虽白首，未能穷经，矧王者乎？臣每读书，思以所得上补圣聪，可以铭于座隅者，书于御屏；可以用于常道者，录为御览。冀以涓埃之微，上裨天地之德，俾功业与尧、舜比崇，而生灵亦跻仁寿之域矣。”
《御屏风序》曰：“古之帝王，盘盂皆铭，几杖有戒，盖起居必睹，而夙夜不忘也。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武王铭于几杖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熟惟二者，后必无凶。’唐黄门侍郎赵智为高宗讲《孝经》，举其要切者言之曰：‘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宪宗采《史》、《汉》、《三国》已来经济之要，号《前代君臣事迹》，书于屏间。臣每览经、史、子、集，因取其语要，辄用进献，题之御屏，置之座右，日夕观省，则圣德日新，与汤、武比隆矣。”
五年，再掌银台，览天下奏章，有言民饥盗起及诏敕不便者，悉条奏其事。上对宰相称锡“得争臣之体”，即日以本官兼侍御史知杂事，擢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连上八疏，皆直言时政得失。
六年冬，病卒，年六十四。遗表劝上以慈俭守位，以清净化人，居安思危，在治思乱。上览之恻然，谓宰相李沆曰：“田锡，直臣也。朝廷少有阙失，方在思虑，锡之章奏已至矣。若此谏官，亦不可得。”嗟惜久之，特赠工部侍郎。录其二子，并为大理评事，给奉终丧。
锡耿介寡合，未尝趋权贵之门，居公庭，危坐终日，无懈容。慕魏征、李绛之为人，以尽规献替为己任。尝曰：“吾立朝以来，章疏五十有二，皆谏臣任职之常言。苟获从，幸也，岂可藏副示后，谤时卖直邪？”悉命焚之。然性凝执，治郡无称。
【译文】
田锡，字表圣，嘉州洪雅（今眉山市洪雅县）人。小时候聪明，喜好读书做文章。杨徽之任峨眉县令，宋白任玉津县令时，都与他很好，为他传播声誉，他因此名声大振。太平兴国三年（978），以优异成绩考取进士，初始任将作监丞、宣州通判。升著作郎、京西北路转运判官。改任左拾遗、直史馆，赏赐绯鱼袋。田锡喜欢谈论当世大事，做了谏官后，就上疏皇帝，进献有关军国机要大计一条，关于朝廷大体的建议四条。大略说：
前年王师平定太原，未曾赏赐军功，到现在已有两年。如今幽燕地区被非法占据，固然应用兵夺回，虽有皇上的英明决策，但必须藉助武力。希望陛下趁着举行郊祀、籍田典礼之机，评议平定之功，那么驾驭战将军官，没有比这更重要的，这是军国大计的关键。
如今交州未被攻下，战士无功，《春秋》上所说的“劳师费财”就是如此。臣听说圣人不致力于扩大疆土，只致力于增修自己的品德和事业，声誉和教化达到远方，远方的人自会前来臣服。周成王时，越裳氏通过辗转翻译来进贡，并且说：“天没有暴风疾雨之灾，海不兴风作浪已经三年了。料想是中原大国出现了圣人吧？何不前来朝拜他呢。”交州一带是毒瘴海域，得到它就如获得一块石田。臣希望陛下致力于修养德行以招附远方的人，不要用疲弱的军队去攻打士气锐盛的军队，而且又何必因为小小的野蛮异族，劳动圣上的雷霆震怒呢？这是关系朝廷大局的第一条大计。
如今的谏官已听不到他们在朝廷上向皇帝竭力谏诤，给事中听不到他们封还、驳正皇帝的诏令敕命，左右史也未见他们登临皇宫、记载皇帝的言行举动，这难道是圣明的美事吗？此外，御史不敢上奏弹劾，中书舍人未曾被询问政事，集贤院虽有书籍但无官员，秘书省虽有官员而又无图书。臣希望陛下挑选任用有才之人，使他们各司其职，如果各种职局休整恢复，那么朝廷威仪自然严肃。这是关系大局的第二条大计。
近来天下太平安定，京城富庶。军营马监，无不高大；佛寺道宫，全都壮阔。加上又开辟西苑，扩建御池，即使是周朝的灵囿，汉朝的昆明，也不能相比。然而尚书省却非常低矮狭小，郎官无处办公，尚书无处治事。九寺三监，寄寓在京城街道两边的走廊上，贡院借用武成王庙，这难道是太平盛世的制度吗？臣希望陛下另外修建尚书省与九寺等官署，用来安置各部门官员。这是关系大局的第三条大计。
考察监狱官吏的规定，给犯人戴的枷杻有长短之分，铁锁链也有轻重之别，尺寸与斤两，都记载在刑法书籍上，没听说过有用铁来制枷的。从前唐太宗观看《明堂图》，见人的五藏都与背部相连接，于是减免徒刑。况且太平隆盛之世，将弃置刑罚不用，人们也不会犯法，铁枷锁链可以废去。这是有关当局的第四条大计。
奏疏呈上后，皇帝特别下诏褒奖，并赏钱五十万。同僚朋友对田锡说：“今日之事太显眼了，你应该稍稍掩蔽一下以远离谗言和妒忌。”田锡说：“事奉国君，唯恐不能竭尽诚心，况且天生的本性，岂能因为一次赏赐就改改变呢？”当时赵普为宰相，令有关官员接受群臣的奏章时，必先告诉赵普然后才送呈皇帝。田锡给赵普致信，认为这有失公正之道，赵普认错谢罪。
太平兴国六年（981），任河北转运副使，由驿使送信给皇帝论述边防大事，说：
臣听说动静的关键，是不能轻举妄动；国家安危的道理，是不能轻易谈论。利害相生，变化不定；取舍没有疑惑，思虑必定精细。所谓动静之机，不可轻举妄动这种说法，动是说用兵，静是说慎重，该动的时候静，就会姑息纵容敌寇产生奸恶；该静的时候动，就会失去时机坏了大事。动静适宜，就能收到理想效果。如今契丹骚乱，大概也是因为守边的官吏们，仅夺取羊马细利作为战捷，夸耀有所捕杀的小胜作为大功，招来怨恨结成仇敌，兴起战争引来了敌寇，都是由于这一点。前些年边陲战乱，皇上御驾亲自远征，敌骑撤退后，大军才回来。这都是我方失去了先机，落入敌人的圈套，所受的劳烦损耗，不可胜述。臣希望皇上申饬将帅，谨慎固守，不争小功。允许与邻国互市贸易，俘获的番邦人口，抚慰并遣返他们，如此不出五年，河朔一带的人民，就能专心务农，亭障要塞，都可储积军粮。然后等敌方乱时再进攻就能将他们打败，乘敌方衰弱时再发兵就能将他们降服，他们心悦诚服以后就不想着再回去，那我们就既省了力而又事半功倍。
诚恳地希望皇上考察古人的治国之道，致力于长远的谋划，显示抚慰万国之心，应用驾驭四邻之策，谋事最忌动不动就乱发行，道理最重要的是能深刻地谋划，这就是所谓的安危之理，不可轻易谈论。国家致力于根本大计，追求最好的治理，就会安定；丢下国内大事，而图谋远方之事，劳而无功，就会危险。做君主的有一定的法则，做臣下的有固定的职责，这就是致力于根本大计。皇上不拒绝进谏，臣下不隐瞒实情，这就是追求最完善的治理。汉武帝亲握符节，登上匈奴的单于台；唐太宗手系雨衣，讨伐远东小国，这便是舍近谋远。沙漠贫瘠荒芜，得到它也没有用处，这就是劳而无功。在位的臣下，敢于进言的很少，进言而被听从，未必会蒙受幸福；进言而不被听从，就会忧虑有大祸临头，那么想要下面不隐瞒实情能够办到吗？这哪里是务大体而求至治的道理呢？
臣又说过利害相生，变化不定的话，《兵书》上说：“不能尽知用兵打仗的害处的人，也就不能尽知用兵打仗的好处。”大概事情有可进之机却退却，那么妨害成功的事便会来到；有的本该退却而又前进，那么本科利用的事便会失去。可以快却反而慢，那么好处必定从此失去；可以慢却反而快，那么害处就必定由此而来。可以诛杀却反而赦免，那么奸邪之心，就会不时地产生祸害；可以赦免却反而诛杀，那么忠勇之人，就可能不关心国家利益。可以奖赏却反而惩罚，那么就会对有勤劳之功的人有害；可以惩罚却反而奖赏，那就会对越轨侥幸的人有利。能分辨利害，就是聪明。用天下人的耳朵去听就会听，用天下人的眼睛去看就会明。所以《书经》上说“明四目、达四聪”，就是这个意思。臣又说过取舍不可以有疑惑的话，所以说“孟贲之狐疑，还不如童子之必至”。思虑不可以不精细，所以说“差若毫厘，缪以千里”。自从国家图谋燕以来，交战不止，财物费用不能不损耗，人心不能不忧虑，希望陛下仔细地考虑，决定取舍，不要使得旷日持久，穷兵黩武。
信奏上后，皇帝嘉奖了他。太平兴国七年（982），田锡调任相州（今河南安阳市）知州，后改任右补阙。又上奏章议论国家大事。
第二年，调任睦州（今浙江省杭州地区建德市）知州。睦州人原先不知礼数，田锡建孔子庙，上表请求朝廷拿经书典籍发给学生，朝廷下令赐给《九经》，从此人人都知道立志求学。适逢文明殿发生火灾，田锡又上奏章竭力陈说时政，皇上嘉奖采纳了他的建议。调任起居舍人，回京后任判登闻鼓院，又上奏请求封禅。以本官任知制诰，不久升任兵部员外郎。
端拱二年（989），京畿一带大旱，田锡上奏章，有“调燮（xiè）倒置”的话，忤犯了宰相，被罢职降为户部郎中，调出京城任陈州（今河南周口市）知州。后因拖延杀人案件受牵连，被责罚授任海州（今属江苏省连云港市）团练副使，后调任单州（今山东省单县）团练副使。召回朝任工部员外郎，又议论当时政治的缺陷，不久被任命为直集贤院。至道年间，官复原职。
宋真宗继位，田锡升为吏部员外郎。出使秦、陇一带，回京后，连续上奏章，说陕西数十州受到灵、夏战争之苦，百姓困苦不堪，皇上为此而现出忧伤之色。田锡任同知审官院兼通进、银台、封驳司，被赏赐金紫；与魏廷式同事，因议论事情不合请求辞职，出任泰州知州。遇上彗星出现，田锡上奏请求皇帝反躬自责以回答上天的警诫，被皇帝再次在便殿召见。出发前，皇帝又派遣宦官前往问候，并且加以优厚的赏赐。
咸平三年（1000），皇帝下诏身边的大臣们推荐贤良方正，翰林学士承旨宋白推荐了田锡以应诏。田锡回到朝廷后，皇帝多次召见他商讨大事。田锡曾上奏说：“陛下即位以来，用什么方法来治理天下呢？臣希望陛下用皇王之道来治理。旧时虽有《御览》，只是分门别类地记事。臣请求从经、史、子、集四部中精选抄录，另编一部《御览》三百六十卷，皇上在日理万机的余暇，每日看一卷，一年就可读完。又采撷经史中的精要切直之言，编成《御屏风》十卷，放在皇帝座位的旁边，那么治乱兴亡的借鉴，就常在眼前了。”宋真宗认为他说的很好，下令史馆将各种书籍借给他，每编成数卷，就先拿给皇帝看。田锡于是先献上《御览》三十卷、《御屏风》五卷。
《御览序》说：“圣人之道，散布在各种书籍史册之中。《六经》立言很高意义深远，若不讲求讨论，不能测知其深邃。各种史书则所记事迹殊异，若不参考比较其异同，岂能容易记住其纷繁复杂之处。子部则异端邪说众多，文集则符合经典的言辞极少。若不猎取精微要义作为鉴戒，提举纲要来融会贯通，编成供每日阅览的书籍，以资助日日更新的品德，那么就是从小读到老，也不能读完全部经书，更何况是日理万机的君王呢？臣每当读书时，就想着将自己从书中所得来补充圣上的聪明，将可以作为铭刻在座位旁边的格言，写在御屏风上；可以用来当作日常法则的，抄录下来供给皇上御览。希望用我的微薄之力，来补益皇上天地般的品德，使得皇上的功业能与尧、舜同等隆盛，而人民也能跻身于仁爱长寿的世界了。”
《御屏风序》说：“古代的帝王，盘盂上都刻有铭文，几案手杖上也有诫言，日常起居都必须观看，而早晚都不会忘记。商汤的《盘铭》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武王在几杖上刻铭文说：‘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熟惟二者，后必无凶。’唐代黄门侍郎赵智为高宗讲解《孝经》，举出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说：‘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唐宪宗采集《史记》、《汉书》、《三国志》以来经国济世的要点，取名叫《前代君臣事迹》，书写在屏风上。臣每次阅览经、史、子、集，都从中摘取格言警句，不断进献给皇上，再题写在御用屏风上，或放置在座位旁边，皇上时时观看省察，则圣上的品德就会日益更新，同商汤、周武王一样崇高了。”
咸平五年（1002），再次掌管银台，批阅天下的奏章，如有谈及民饥盗起以及诏令不便于百姓的奏章，田锡都向皇上列条呈奏。皇上对宰相称赞田锡“深得诤臣之体”，当日下令田锡以原职兼任侍御史知杂事，又升任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连续上奏八道奏疏，都直言当时朝政的得失。咸平六年（1003）冬，病逝，享年64岁。遗表劝谏皇上用仁慈节俭来保持地位，用简明不繁来教化人民，居安思危，在治世时思虑祸乱。皇上看了颇为感动，对宰相李沆说：“田锡，是忠直之臣。朝廷稍有失误，正在考虑，田锡的奏章就已呈上来了。像这样的谏官，也不可多得。”嗟叹惋惜了很久，特下诏追赠田锡为工部侍郎。又录用他的两个儿子，一并任命为大理评事，并由公家发给费用办理田锡的丧事。
田锡为人耿直，很少迎合别人，未曾奔走于权贵门下，在官署办公，整天正襟危坐，从无懈怠之容。仰慕魏征、李绛的为人，以竭力谋划、劝善规过为己任。曾说：“我在朝廷任职以来，所写的奏章有52篇，都是谏官职分内的通常之言。若能被皇上听取，那就很荣幸了，又怎么可以收藏副本以示后人，靠批评时政来卖弄自己的公直呢？”下令全部烧掉。但性格过于保守固执，在地方任职时没有什么政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