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答为什么不能信口开河-郎咸平《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读后感]
郎咸平在中国大陆有很高的知名度，因为他是大师级的经济学家，解答为什么不能信口开河-郎咸平《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读后感。此前我没有读过他的书，节前逛新华书店时，因为正在写一篇关于房产税的文章，所以就顺手买下了他的一本新作：《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仔细阅读了郎教授这本新作之后，尽管我是里思外想，苦思冥想，却怎么也无法与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对上号。因为，书中观点之荒谬，逻辑之混乱，文字之粗糙，让我始料未及。我真怀疑此书是否真的是郎教授之作；假如真是他心血的结晶，我真怀疑他那大师头衔是不是真的，那经济学家的皇冠是不是真的。
1、郎教授在书中罗列了十六个为什么？应该说，这些为什么都是百姓关心，媒体关注的热点问题。按说解答这些为什么应当围绕着问题的成因多多着墨，可不知为什么，郎教授此作却是述说现象多，分析成因少。
例一：在回答为什么我们的蔬菜这么贵时，他信口开河洋洋洒洒谈起了张悟本。张悟本固然值得谈，但谈的不是时候，不是地方，顶多也就是个绿豆价格过山车的问题，且与蔬菜没有直接关联，不知道郎教授怎么想的。
例二：在回答为什么我们的教改这么难的章节里，郎教授用了一半的篇幅大谈特谈“大学再大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和“大学的钱应该怎么花等现象。其实，这两个问题是实施教育改革的必要性，而不是教育改革为什么这么难的原因分析，显得游离主题。
例三：在回答为什么我们的产品不靠谱的章节中，郎教授单列一题，谈起了“媒体的底线：谁来捍卫我们的利益。”虽然内容谈得非常好，但和主题游离甚远。书中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在此就不一一例举了。此外，在所有章节后面，郎教授给读者都开列了延伸阅读的小故事，可这些小故事大都与章节的内容没有直接关联，如果硬要用联系的观点说有关联的话，那也是出了五服的关联，让人颇感牵强附会。
2、回答为什么必得分析成因，但分析成因应当实事求是，据理说事，而不能为了夺人眼球发些奇谈怪论。
例一：为什么我们的收入这么低？郎教授认为：“第一个重大原因是欧美对我们的剥削。”众所周知，时下的中国虽然是出口大国，但经济外向度并不占主导地位，要说我们的收入为什么这么低，主要原因乃是国家政策导致的国富民穷，不知道郎教授为何看不到这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共识的这一点。
例二：为什么我们什么都比美国贵？郎教授认为，时下的中国，之所以中高档产品比美国还贵，“一切皆因没有藏富于民”。郎教授所说固然有点道理，但没有藏富于民并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国企垄断和市场开放度不够所致。试想，假如不是中石油、中石化的垄断，我们的油价及附属产品的价格能比美国还高吗？假如不是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的垄断，我们的通讯资费能比美国还高吗？假如市场完全开放，国内市场还会有垄断高价吗？还会有那么多走私吗？走私的目的是为了赚取暴利，可暴利的成因乃是国内垄断价格高于国际开放价格所致。按说这些普通的经济理论郎教授比我明白得多才是，可不知他为什么不明白？
例三：为什么我们的蔬菜这么贵。按照郎教授的说法，我们的蔬菜贵，主要还是人为操纵所致。其实，郎教授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但他说的只是少数情况，并没有多少代表性。蔬菜种类很多，高中低档都有，又是老百姓每天都离不开的东西，要想认为操作所有蔬菜，任何人都做不到。蔬菜价格之所以时高时低，这与政策、气候等多种因素有关，但最主要的因素还是生产成本。工业品涨价，必然影响到蔬菜的种植成本，价格随之上涨也是必然的。这是非常简单明了的常识，不知怎么到了郎教授那里变得如此复杂了？
例四：为什么我们的食品这么不安全？郎教授认为，这是因为政府没有收购“地沟油”，没有让地下产业见阳光。其实，我们都知道，食品之所以不安全，主要原因是政府相关部门有法不依、监管不力、执法不严、处罚过轻所致。如果按照郎教授所言，由政府收购地沟油，那诸如有毒假酒、有毒奶粉、有害蔬菜、有害色素等等，政府又该怎么办呢？难道要政府对食品行业全权操办，实行垄断经营不成？
例五：为什么我们的教改这么难？按照郎教授的说法，是因为此前我们的教改没有“以学生为改革目标，改来改去，改的都是些细枝末节的东西，都是在技术层面做改革，我看主要目的就是折腾老师。”无需赘言，教育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培养优秀人才，我们这些年的教育改革的确如郎教授所说不是很成功，但不成功的原因并不是他说的根源在于“折腾”老师，而在于没有深刻认识到教育是社会化的系统工程，改革非教育部门一家所能为之。
例六：为什么我们的房改这么难？郎教授是反对开征房产税的，“世界银行的报告《城市房产税的改革，指导原则与建议》给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结论---‘房产税必然要承受非常沉重的政治代价’，我觉得这句话送给我们的政府是最适当的。”郎教授引用此话时，没有交代世界银行报告的背景，也没有说是特指中国还是泛指外国？更没有告诉我们其他前提条件，只是告诉了我们那句骇人听闻的话，让人颇感有断章取义之嫌。他还认为：“我们的土地属于政府的，我们根本没有缴纳房产税的私有化基础。”对此说我不禁要问：难道私有房产下面的土地都是公有土地？真乃滑天下之大稽。
例七：在谈到富士康员工自杀悲剧引发媒体热议的时候，郎教授却不想谈富士康，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全中国的讨论都是错的。我再讲一句，你在媒体里面看到的所有责备富士康的事情，通通都是表面现象。你晓得我们中国人有什么毛病吗？我们有些官员总是喜欢根据表面现象作决策，而我们的媒体、我们的专家学者也总是根据表面现象做结论。其实，这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富士康的危机，我们要抓住它背后的黑手，因为它才是这一切的根源，而它竟然逍遥法外，没有收到舆论的讨伐。我想今天把它抓回来，你知道是谁吗？苹果电脑！”按照郎教授的说法，富士康接了苹果电脑的订单，因为条件苛刻，所以富士康只能给工人低工资；因为产品涉及商业机密，所以富士康要实行机械手般的流水线作业；因为订单有惩罚规定，所以富士康要对工人搜身；因为订单有工期要求，所以富士康的工人不得不加班加点。如此种种，这都不是富士康的过错，而是在苹果电脑。按照郎教授的逻辑推理，那些因为穷而偷盗的人罪不在个人而应该怨政府了？因为是政府没有让他们过不上奢侈糜烂的幸福生活；那些假公济私的贪污犯所为理所当然，因为政府没有发给他们足够的薪金供其吃喝嫖赌。荒谬之极的怪论，真不知道郎教授是怎么想出来的。
例八：在谈到中国的房价为什么比美国还高的时候，郎教授认为，原因之一是政府不能像美国那样允许市民随意建房。我不知道郎教授对中国国情了解多少。中国的国土面积虽然与美国差不多大小，可美国才3亿人口，我们是13亿，这怎么有可比性呢？再说，就可利用的土地而言，老天爷偏袒美国，他们比我们多得多。假如中国也实行美国自建房为主的各自为政，那恶果是不可想象的。郎教授对此不应该不明白吧？
例九：为什么中国的企业走不出去？按照郎教授的说法，其重要原因乃“劳资纠纷是中企‘出海’的困局所在。”尤其是西方工会是中国企业永远的痛。他们专门制造劳资纠纷，专会组织罢工，组织上街示威抗议，
“中国的企业家100%没有一个人有和工会斗争的经验。”推理郎教授的话中话，不是中国企业不愿意走出去，而是即使走出去也活不了，所以不如干脆不出去。我实在不明白，既然西方工会是贪得无厌的魔鬼，那西方经济又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资本家总不至于老是干赔钱的买卖吧？你说人家整天上街示威罢工，但到过西方国家的国人怎么回来都说，人家那才是国泰民安呢？再者，既然外国的资本家能干好，中国的企业家为什么就干不好？难道中国人的智商低？由此可知，郎教授的这些说法，要么是危言耸听，要么是偏激片面，总之都是站不住脚的胡言论语。
例十：在谈到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成果时，郎教授认为：“只要你觉得骄傲的事情通常都会有问题，读后感《解答为什么不能信口开河-郎咸平《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读后感》。”也就是说，所有的成果都是上当受骗，都是卖国求荣，都是愚弄百姓。美国财长盖特纳对话活动之后打篮球时，“我们的人还不忘提醒上场的球员，赶快把球传给盖特纳。透过篮球这个小事就可以想象得出，我们面对美国人的时候，是多么戒慎恐惧、惶恐不安、低声下气，真让人感到难过。更让人难过的是，这次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本质和盖特纳打篮球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又把篮球恭恭敬敬地送到了美国人手中。”如此说来，郎教授的确很会联想，不过他联想的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纯属无稽之谈。
郎教授的奇谈怪论还有很多，实在不好一一例举。对这些如此浅显的道理难道郎教授难道真的不明白？其实让我说，他不是不明白，而是觉得别人嚼过的馍不利于他提高知名度，于是便挖空心思般的独出心裁，伎俩就是故弄玄虚地制造奇谈怪论来吓唬人、愚弄人。
3、郎咸平是经济学家，对数字运用按说应该非常严谨才是，可是他在书中的数字低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例一：“你知道地沟油这个行当一年能有多少利润吗？我告诉你，它一年的总利润能达到15亿—20亿，这是什么概念？就是说我们把广东省的制造业的利润加在一起的话，还跟地沟油的利润差了一大截。你能想象得到吗？”书中虽然没有介绍这是哪一年的数字，不过稍微有点经济学常识的人对郎教授此说都会产生怀疑。广东的GDP全国第一，即使其制造业占三成，利润也绝不会仅有20亿。为此，我特意从网上查了查，据新华的资料显示，2010年前十个月，广东仅限额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就达到了2473亿元，这还不是全年的数，还不包括限额以下的工业利润，就与郎教授的数字相差百倍以上，不知道郎教授何以如此糊涂？
例二：“各位读者知不知道一旦按0.8%的比例来征收房产税的话，这个税有多少？基本上一年的房产税总额超过这个城市一年的财政预算。我以杭州市为例，一年的财政预算就是400亿，而房产税竟然超过400亿，加在一起就是八九百亿。”对郎教授此说我们首先应当明白，房产税征收并不是对所有居民住房都征税，而只是对豪华住宅（重庆模式）或超人均面积的部分（上海模式）才征税，看来郎教授对此也不是很明白。其次，杭州市2009年末的人口数是810万，其中城镇人口占69.5%，也就是560万左右，中国开征房产税是指城镇市民，按照
郎教授的算法，杭州市民不论男女老少及生活状况如何，每人每年都需要缴纳7千多元的房产税，这怎么可能呢？再次，一个城市的财政预算大都与财政收入持平，或略有盈余或略有赤字，出入都不会很大。财政收入包含各种税收和非税收入，在目前的条件下，即使按0.8%的税率对所有住宅都征税，税额也绝对不会超过财政收入，假如真能是如此好事，中央政府干吗不就此对税收结构进行调整？各级政府干吗对开征房产税还优柔寡断？第四，税收是按税率征收，房产税、所得税是实行累进制，增值税、消费税等则是按行业分类，税率不尽相同，把税率说成比例显得太业余了，不知道郎教授这经济专家是粗枝大叶所致还是压根儿就不懂？
例三：“中国台湾的教育改革学习的是美国的表面现象，它们大量设立学校，所以台湾的大学可录取率高达120%，甚至超过了应考人数，真可以说是人人都有大学念。”录取率120%，这是怎么说啊？难道还有20%的学生是不经考试被学校生拉硬拽进来的？既如此，干吗还要入学考试，谁想上就让他上得了。莫名其妙，真不知道郎教授此奇谈怪论从何而来。不过，我琢磨着郎教授的120%或许是说台湾如今的生源不足，大学资源浪费了20%。当然这只是我的揣摩，其意思只有他自己能给我们说明白，但运用数字如此低能再怎么说，也不该是大师级的郎教授所为啊！
4、按说大师们大都比较谦逊，但你读了郎教授这本书却觉得他十分狂妄。“在这本书中，我特别挑了十六个读者最关心的话题，我认为，这些问题之所以解决不了就是因为政府根本不理解这些问题的本质是什么，而只是简单地根据表面现象作决策。”“美国的医改非常复杂，如果你仅仅看我们媒体报道的话，基本都看不懂，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媒体自己从来没有搞懂过。”香港大学聘用新人，“最后决策的就是几个教授，大概两三个，包括像我这样子的资深教授。”如此大言之不惨。关于吉利公司收购瑞典沃尔沃问题，郎教授说：“我实在难以想象一位像李书福这样的农村青年怎么能够应付得了这个大家庭。”李书福虽然过去是农村青年，但如今却是吉利公司的老总。吉利公司在李书福的领导下，取得了辉煌的业绩，不知道为什么郎教授如此小瞧人家。日本松下电器是世界上著名的跨国公司，其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小时候因为家庭贫寒只读过四年小学。其实，世界上很多知名大公司的老总，很多当年都是出身低微的小人物，不知道郎教授对此又该怎么说。在郎教授的眼里，中国所有的官员都是笨蛋，所有的专家都是白痴，所有的媒体报道都是扯谈，唯有他什么都明白。在书中，郎教授还特喜欢使用诸如你知不知道，晓不晓得，清不清楚，明不明白这些设问，而在设问后面就是“我来告诉你”。字里行间透露出的语气就是目中无人，狂妄自大，瞧不起读者。我是个读书不算多也不算少的人，但像郎教授这样瞧不起读者的，对我而言还真是史无前例。
5、郎教授的文字水平实在不是很过硬，逻辑思维也有多处明显的硬伤。
例一：“中国”前面必加“我们”，大多处没有实质意义；“其实”用得连篇累牍，大多处都是多余；病句及标点错用比比皆是，从我上述的引文中就可略知一般。按说大师级的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不是写作，可即使大师级，就应该大差不差啊！不知道为什么郎教授差得多了些，颇有和于丹们的相似之处。
例二：“我觉得比较乐观的是中国大学的牌子虽烂，但中国的大学生却是一流的。”郎教授这话实在让人无法理解。既然中国的大学烂，怎么有可能培养出一流的大学生呢？“我聘用过很多我们内地的大学生，包括研究生，但是基本上都不能胜任。我们的淘汰率是很高的，达到95%。”我真不明白郎教授如此所说是怎么回事。既然是一流的大学生你都淘汰率95%，那你需要聘用什么样的人？难道要聘用天外来客不成？
例三：“你们不觉得奇怪吗？为什么默克尔对我们这么客气？要知道，连德国的企业领袖都学会对我们温总理突然发难了。按道理说，应该是默克尔更刻薄呀！”郎教授这是什么逻辑？难道德国的企业领袖缺少教养，人家默克尔就更缺少教养？即使人家默克尔心里刻薄，难道人家就不会孬话好说？非得言语刻薄，语气刺耳？真乃莫名其妙，不知道郎教授怎么这么无知。
6、我如实地贬评郎教授的新作，但并不是说它一无是处，他的有些观点说法还是很有道理的。如:他充分肯定了广东高州医改的做法，介绍的也较为详实。再如，在“媒体的底线：谁来捍卫我们的利益”章节中，虽然文不对题，但就他所说的事例而言，还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我以为，好作品是瑕不掩瑜，差作品也应该是瑜不掩瑕。
由于郎教授的水平让我实在不敢恭维，于是，我特意上网对其真才实学进行了一番追踪觅迹，没想到还真有所发现。郎咸平现在正式拥有的头衔是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和长江商学院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网站上，对郎教授的工作经历是这样介绍的:“郎教授在先后于八五及八六年取得宾夕法尼亚大学文科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郎教授获原校聘任为财务学讲师，八七年转任密执安州立大学助理教授，八八年出任俄亥俄州立大学访问助理教授，八九年起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助理教授，四年后晋升为副教授。”要知道，美国助理教授其实就是初来乍到的讲师，副教授则多如牛毛，只有正教授才是令人仰慕的，郎咸平在美国是没有转正的讲师（助理教授）和副教授，没有获得过教授头衔。在美工作那几年，他几乎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至于他为何如此频繁地流离颠沛，他不说我们也就无从得知。2005年10月，郎教授“毅然绝然地回到了香港”后，以一副经济大师的模样开始对中国经济指指点点。即使大学里的教授，应以研究学问教书育人为主，业余闲暇里指点中国经济无可非议，但不能靠奇谈怪论来哗众取宠，不能靠牵强附会的卖弄来邀宠于民，更不能靠忽悠胡诌来出书赚钱，但愿郎教授能彻头彻尾的明白这些事理。
----写于2011年2月8日星期二
〔解答为什么不能信口开河-郎咸平《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