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细节在服装道具上得以还原致敬，但文化的神韵精髓最终要由人物来承载。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就是一个故事精神的核心指向。或者反过来说，人物就是为了故事灵魂神韵而存在的。
而《长安十二时辰》里的人物，从两种不同的角度还原了中国人对“英雄”最传统的想象。在中国的语境里，英雄逞的不是孤胆英雄式匹夫之勇，他们的作为背后往往都牵涉着更多人的生活与命运。
李必们是居庙堂之高的英雄。孔子说，仁是“己欲立而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它的至高处“圣德”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或者说，最顶层的“仁”总是伴随着相当的社会地位，对底层挣扎的张小敬们来说，这个字眼太过奢侈，但对于李必们而言，会眼入众生，胸怀万民。李必有这个心为仁，他渴望通过权力实现利国利民的抱负，并笃信着自己正为此拼杀，因此在张小敬以“为了你升官我不干”为由断然拒绝助他查案时，他仍能眼神坚毅堂堂正正地吼回去“我要做宰相!”因为宰相才能守天下百姓。李必眼中，上天赐予的家世、才学不是炫耀冶游的资本，更意味着同等的责任，这是“仁”。
但自上而下的视角限制了李必们对国与民之所需的感同身受，让他逐渐看不清“太子新政”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看不到他拼杀的战果并不能回馈到他口口声声为着的对象身上去，这也注定了人物身上必然存在的矛盾：他聪慧、果断，敢赌上一生官运仕途，让张小敬全力施为救长安百姓，但他的一切筹谋盘算却也脱不开“太子”立场，为一人谋，失之格局。
而张小敬们，恰好补充了李必们自上而下的“仁”的缺弊之处。他们不具备李必的优势，听不懂“空作昂藏一丈夫”的雄心壮志，他们每天接触的都是最微不足道的同类，挣扎求存，为此可以谄媚逢迎，可以翻脸无情，可以狠毒辣拗绝五毒俱全，但他们也有着最质朴的坚持，就是“义”。
义是不负，它和忠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是平等的，后者不是。檀琪听令于李必，唯公子之命是从，因为张小敬的尊重和信任报以同等的认可和追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