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是人类社会经过了长期演进的结果，一般
认为文字是在阶级社会产生之后才产生的
。文字，是文明社会的标志。华夏五千年文明，汉字的诞生，标志着中华民族的先民告别了蒙昧的时代，中国历史也由传说进入信史时代。汉字作为汉文化的承载，延续和传播华夏文明，促进汉文化圈的形成，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
文字从本质上说是人类用来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
文字在发展早期都是图画形式的表意文字，发展到后期，除汉字外，都成为记录语音的表音文字
。从“仓颉造字”的传说到一百多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历代中国学者一直力图揭开汉字起源之谜。
但关于汉字的起源仍旧说法多多，专家学者们至今莫衷一是，主要存在“八卦说”、“结绳说”、“书契说”和“仓颉造字”的传说。
关于汉字起源的问题，最古的记载，见于《易经·系辞传》：“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物，于是作八卦，以通神明之理，以类万物之情。……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八卦说”八卦源起于《周易》，《周易》这部书起源于殷周之际，伏羲做八卦之说，未必可信，但文王演为六十四卦是西汉以前学术界公认的做法。八卦是古代占筮的符号，共有八种。“—”为阳爻，代表奇数；“-
-”为阴爻，代表偶数。八卦的卦爻与数相关，是三个奇数或偶数的排列符号。因此，卦爻存在八种排列组合情况，分别是：奇奇奇、偶偶偶、奇奇偶、奇偶奇、偶偶奇、偶奇偶、奇偶偶、偶奇奇，这也就是八卦。任意两卦相迭合，便可得八八六十四重卦。筮者再根据重卦的卦象爻象分析，并结合易辞以占测吉凶祸福。我国有些少数民族地区，过去常用鸟兽骨头占卜事情的吉凶，方法是用正面、反面来判定可行或不可行，这和《周易》所采用的八卦演义中的阳爻、阴爻相类似。
但说汉字源起于八卦是值得商榷的。八卦本质是奇偶数的排列符号，与汉字的渊源关系不大。汉字中的确有个别文字采用了原始八卦符号作为构字偏旁，因为原始的八卦符号与数字符号都源于用算筹记数的古老记数法。例如，从甲骨文的数字看，八以内的数似乎都是用一至四根算筹摆成的；汉字中，跟原始卜筮术有关的一些文字，也采用了原始记数符号。但归根到底，大部分的汉字都不是由八卦演变而来，八卦和汉字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符号系统，我们不能武断判定汉字起源于八卦。“结绳说”
结绳有助于记忆，是原始先民普遍采用的辅助记事的方法之一。中国远古时代已有结绳之说，据考神农氏时代是用结绳的最后时代，但是具体的结绳的方法已不可考。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也多有结绳的传统。
但是结绳不能够独立地完整地记录事情，更别谈表示语言中的读音了。它只能起到帮助记忆、作契约凭证、传递信息，起记事符号的作用。它既没有社会意义，也不是以语言的语音单位为基础的，没有和语言中固定的词联系起来，不能记录和传播语言。
正如原始文字可以采用筹策记数符号和一些八卦符号作为构字的偏旁一样，结绳符号也可以作为汉字的构字符号。例如，代表“十”和“十”的倍数的文字，都像结绳的符号。个别汉字的构字符号采用结绳形象只能说明结绳法对于汉字的起源有一定影响，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判定汉字起源于结绳记事。结绳之法只能够算是原始的记事法，而不具备文字的性质。“书契说”
“契”是在木条上或竹条上刻有锯齿，用来记数。“刻契为约”的办法大致产生于原始时代发明文字之前。那时人们在木块上刻划一些简单的缺口或纹路以帮助记忆，起作用与结绳相似。
木契上的简单刻划只能够起帮助记忆的作用，不能算作文字。但是契刻的这种形式很可能是最早的文字书写形式之一。先民们可以将一些带有某种意义的数字符号或者象形符号刻在陶器或竹片木片上，以此来传情达意，起到信息沟通的作用。这种方式至后来就极有可能演化成刻在青铜器上的族徽文字或是竹简木牍上的文书，这样就逐渐形成了文字文献。就可行性而言，“书契说”较“八卦说”和“结绳说”更具有促进文字产生的条件。
“仓颉造字说”
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传说，黄帝命仓颉造字，泄露天机，惊天地、泣鬼神。仓颉根据黄帝之意收集表意符号，并加以整理形成最早的汉字。战国两汉时代就普遍流行“仓颉造字”的传说，当时的启蒙文字书《仓颉篇》就反映了这种观念。此外，《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世本》、《淮南子》、《论衡》、《春秋元命苞》、《春秋命历叙》、《春秋演孔图》、《孝经援神契》、《河图玉版》等战国秦汉时代的文献都有“仓颉作书”的说法。
但是仓颉造字的说法还是比较受质疑的，文字不可能只由一个人创造。但是从“仓颉造字”这段传说中，我们还是可以获得一些关于汉字起源方面的信息的：首先，汉字的起源很有可能是黄帝时代；远古时代，巫史不分，在将原始记事符号收集、整理、加工成文字系统的过程中，史官也就是巫师集团,曾经发挥过独特的作用。
“汉字西来说”和“文字多源论”
700年来，西方学术界一直坚持汉字起源于西方。“美国格尔勃·詹森主张‘文字一源说’，认为文字产生于某一地点、某一民族，然后被传播，被借用到其他民族去。比如埃及文字、印度文字、汉字他们都认为是由巴比伦苏美尔文字发展出来的，苏联的息里耶夫也反对中国文字起源于本地，而硬把甲骨文与苏美尔文字扯在一起。”（陈伟湛、唐钰明著：《古文字学纲要》）
另一位美国教授更有妙论：“中国人从前的住处在比现在更西的地方,和巴比伦文明的边站接触。虽然这个还不能证实，一种模糊的使用文字的冲动也许曾经从巴比伦人传给中国人……公元前2500年顷的中国人也许从西邻采取一种意思，使许多图画有了一种意思，虽然它们的形状尽可不同。同样，他们也许转借谐音这个有趣的意思，这是和简单的脑筋一拍就合的。”（罗伯特·路威著，吕叔湘译：《文明与野蛮》）
“汉字西来说”虽然一直存在，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考古材料的支持，没有多少实际意义。而美国学者的“文字一源说”也没有找到世界上第一个文字，也没有找到文字的源头，缺少考古依据也很难具有说服力。
二三十年代，国内不少学者程度不同地接受过“汉字西来说”的影响，如陆懋德、董作宾、早年的郭沫若都认为汉字的干支数目字源于西方。解放后，为了维护民族尊严对抗“汉字西来说”，国内学术界举起“文字多源论”的大旗。“文字多源论”虽然有君子风度，但是缺少科学态度：把文字的起源、发明、发展都混为一谈，没有根本解决文字是如何从无到有的这个问题；界定的边界也比较模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