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嚣过后--杨丽娟母女兰州20日生活实录 [ 2007-05-15 10:18 ] 现在各种捐助只剩下1800元 出门就把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 每天一觉醒来就觉得心里空荡荡的 现在唯一能延续自己生命的方法就是出家 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杨丽娟是在夜色中回到永昌中路红旗招待所的，“我们不敢白天在街上走，谁都会指指点点。
” 那是4月19日的晚上7时，当她再一次走上那黑乎乎的楼梯的时候，她一定想起了那天他们一家三口正是从这个楼梯下去，走上了前往香港的道路，那是一个月前的3月18日。而那天，她是抱着父亲的骨灰盒回来的。整整一个月，物是人非，沧海桑田。 红旗服装厂下属的这个国营招待所在杨丽娟母女俩的眼中是“安全的”，“不会有人来骚扰”，为此她们愿意出一个月600元的房租。
“这已经是书记给的最低价格了，让我们不要告诉其他房客。”为了进一步压低房价，她们还向书记提出可以不要房间里配的电视机，招待所没有同意。 栖身招待所 兰州红旗招待所位于兰州的商业旺地文昌路上，在一家三口去香港之前，她们曾经在这里住了三个月。
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放着两张小床，配了两把旧椅子，除电视机外，找不到其他的电器。桌上放着几个矿泉水瓶子、半瓶可乐和两袋牛奶。虽然是白天，房间里仍然紧紧地关着窗户拉着窗帘。杨丽娟的母亲陶菊英说，旅馆有很多老鼠，有时半夜能听见老鼠在屋里跑，甚至跑过床头。
招待所里不让生火做饭，母女每天都在外面的小摊上买五毛钱的一张饼，或者1元5角一份的凉皮，“两三天就炒个土豆丝什么的打包上来，每天也没什么胃口，吃不下什么。”杨丽娟说。而做饭也不是她俩擅长的，以前买菜做饭通常都是父亲杨勤冀的活儿。 在香港的14天里，杨臣刚高调捐助的2万元已经用完，最后几晚的香港房租和从深圳到兰州的机票钱是哪些好心的人出的，她们已经说不清楚了。
从罗湖口岸出关的时候，一位香港记者转交了两个读者的捐助，“一位文女士捐了3000元，一位崔女士捐了500元，我写了一个收条给那个记者。”杨丽娟说，母女俩就把这3500港元换成了人民币，上路了。 杨丽娟告诉记者，回来后付房租、手机充值、四处办各种手续之类的，现在手头还有1800元钱。
“唾沫淹死人” 招待所里的生活并不平静。几天前杨丽娟买了一顶鸭舌帽，深蓝色的帽子花了18块钱，一出门她就把帽檐压得低低的，“只有这样我才觉得踏实。”在兰州已经尽人皆知的两母女一开始虽然预计到可能受到社会压力，但还是没想到“淹死人的唾沫和眼光”会如此汹涌。
回到兰州的第二天早上，杨丽娟下楼买吃的。走到招待所门口的时候，一个40多岁的男人经过她身前，走出几步后突然回头盯住她，并回身立即冲到了她的面前，“刘德华，刘德华，这是杨丽娟吧，你还去不去香港了？还见不见刘德华了？”这突如其来的话一下子把杨丽娟吓住了。
旁边的人一下子全围了过来，有人把这个男人给拖走了。杨丽娟哭了，但与一般柔弱女子可能立即选择回屋，躲起来不再出门不同。杨丽娟选择了“反抗”。这个一直以自我为中心的女孩，表现了她性格中最重要的一面。 首先，在围观的人告诉她那个男子可能是派出所的警察时，她果断跟踪了这个男子一路到了一个派出所。
旁边的人告诉她，这个人是派出所的。然后她立即跑到派出所的上级城关区公安分局去投诉了。信访科的人接待了她，解释没有证据证明那个人就是警察，他也没穿警服，没有警号。杨丽娟的回答是：“我希望你们开会，群众素质低下就算了，但你们是警务人员，怎么给老百姓做榜样。
”从分局回来后的杨丽娟并不甘心，她说自己还要去办二代身份证，到时去派出所好好认认人。其次，她又向招待所楼下管理停车的人抗议了。“我气坏了，你戴个红袖章，你看到这种情况也不过来一下。”她还专门向招待所的经理投诉了戴红袖章的人。 这件事发生的三天后，母女俩在出门的时候又有一个年近50岁的男人走到她们俩跟前，骂她们不孝无聊，杨丽娟这一次的处置方式是拨了110。
她对在15分钟后才出警来到现场的民警并不满意，“他们的态度太差了”。 回到兰州快20天了，走在街上，仍不时有人会盯着她，甚至加速走到她的前面，回过头来认真地看。 她的手机里还会经常收到骚扰信息，比如“杨丽娟，我们给你捐了一笔钱，放在刘德华的华仔天地，不过就算给你10个胆，你也不敢去拿”，短信大概有200多字，字字都是对杨丽娟的斥责和嘲笑。
与路人们的“专注”不同，回兰州后的杨丽娟感受到了“无人问津”的冷落。 在她的想法中：“他们知道我们回来了，应该来帮助一下，我们俩该怎么办啊。”她口中的他们指政府也指记者们。而陶菊英则每天都像祥林嫂一样念叨着两句话：“我们俩出门连东南西北都不分。
”“女儿的压力很大，这娃娃以后怎么办？” 初尝世事艰辛 但生活是现实的，经济压力是现实的。母女俩每天的生活是四处办理各种手续：到31中办杨勤冀的抚恤手续、到社区申请杨丽娟的低保、把杨勤冀社保卡里剩下的两百多元钱拿出来。“一趟趟地跑、补资料、说好话”，从来都是父亲打理的这些事情，一落到自己的头上，杨丽娟才真正体会到世事的艰辛。
有一次她们俩在社区开一个没有工作的证明，前一天去了没人，第二天一大早再去，但工作人员告诉她们没有户口簿不能开。她们的户口簿拿到31中去办抚恤手续了，于是杨丽娟告诉工作人员，户口资料可以在派出所的电脑上查到，但工作人员就是不办。母女俩都哭倒在现场，磨了很长时间之后，社区终于派了一个人去派出所看了一下，在一个小时之后开出了证明。
而最让她们俩耿耿于怀的，是有一次她们等一辆公共汽车，车来了之后一群人都上车了，她们在最后面，到她们俩上车的时候，那个司机认真看了一下她们俩，居然就关上门开走了。 陶菊英已经不用像一个月前一样使用拐杖了，但她的腿仍然不方便，在这乍暖还寒的初夏，她的腿在下雨前总是会痛。
“为了省一块钱，我每次都是走，走过好几条街。”说着，说着，她的泪就下来 杨丽娟说她现在掉很多头发，感觉压力 好大，胃口不好，她每天吃的东西很少。她的身子很虚弱，她说身上的肉都是虚的，和正常人不一样，为此她买了一盒阿胶补血口服液来补一下身体。
到香港接父亲的骨灰回兰州，父亲单位的抚恤金以及住房问题都是杨丽娟一人在操办，腿脚不灵便的杨妈妈多半是附和女儿的决定，偶尔出出主意。但比较起杨丽娟来，她的胃口还算不错，还略有心思梳妆打扮一下。 在一般情况下，母女俩很容易达成一致，但在这样的生活中冲突是免不了的。
杨丽娟告诉记者：“当时在香港挨家寻找刘德华的家，就是妈妈的主意。”杨丽娟对妈妈总是拿以前记者采访时候说的话来说她很恼火，她说妈妈有天对她说，有记者采访她时问，出了这样的事情，会不会把杨丽娟赶出家门？她说妈妈总是拿这样的话来刺激她，她受不了。 宁租招待所不愿租平房 在徐天民看来，“杨丽娟是又可怜又可恨”。
这个杨勤冀生前在兰州唯一信得过的人，至今还没有收到杨家欠他的9000元钱。他说，这一笔债等到杨老师的抚恤金发下来之后再说吧。据了解，按照国家的规定，杨勤冀10个月的基本工资，加上1000元的安葬费，加起来大约有18000元左右。 徐天民认为，杨家母女的正常生活轨道应当是租一个便宜点的房子，然后找份工作来养活自己，而且他觉得600元的招待所太贵了。
兰州的一房一厅的租金多在300到400元之间，稍微差一点的还有80~100元。他说，“曾经和杨家母女提过找一个省里单位盖的公房，那是平房，一个月也就80元到100元的房租，就是没有暖气，但到冬天生个炉子也就行了。”他还想着让杨丽娟去卖菜做点小生意过日子，“我当时跟她说我可以帮她去批菜什么的。
” 诉记者：“我们也看过一些房子，但一看都是楼道又黑又脏，还有之前是不是死过人，都得考察清楚。”而杨丽娟认为：“租一个房子400多元，然后还得买电水壶、碗筷、桌凳等生活用品，一样得花钱，算下来和招待所也差不多。” 徐天民感慨地说：“不管怎么样杨老师也算是解脱了吧。
”他的眼前总会浮现起去年冬天，从北京回来站在他们家巷口的杨勤冀：穿着件旧西装和布鞋，在寒风中不停地发抖，一口牙全掉了。 性格的改变 不过，杨丽娟的脾气比以前好了很多。在和记者争论的时候，记者说：“你能不能先听我说完？”她会微笑着说：“好，你先说。
”而之前她的反应多半是叫嚣着说：“如果你理解我就不要说了，如果你还要说，请你出去。”她还向记者道歉：“上次撕掉你的采访本是我的不对，当时情绪太差了，你能理解吧？”在红旗招待所，在陶菊英谈到旅店“恶劣”的环境时，她会谨小慎微地提醒母亲小点声、太晚吵到邻居，甚至轻手轻脚打开门看看，以示歉意。
杨丽娟这两天发了两次脾气：一次是在网上看到某媒体对杨臣刚捐赠金额的夸大报道，勃然大怒，马上打电话质疑记者。另外一次就是吃完饭打包的时候，责怪服务员手脚太笨，帮忙牵一下塑料袋都不会。第一次发脾气情有可原，第二次的火气也不大很快就消了，不需要别人“救火”。
杨丽娟仍然不能接受生活的改变，一旦发现别人想改变她，她就会翻脸。在接受好心人救助之前，她只会为一个问题思考很久，这个人是不是想改变她的生活，会不会在接受别人的捐助之后就要按照捐助人的要求去生活。 不愿回归正常轨道 虽然时至今日，杨丽娟母女仍不愿意回归到正常生活轨道，她们不愿意挣脱过去的生活，仍然要执著地走下去。
只不过，走下去的目的，不再是追刘德华，而是要向刘德华“讨一个公道”。杨丽娟母女想状告刘德华，并且力所能及地收集着她们这两年来媒体上对她们的报道，特别是2006年3月27日，刘德华对杨丽娟追星“不正常、不健康、不孝”的回应。 “我们想讨个公道。
我是我爸的女儿，我爸为我付出这么多，我能做多少是多少。”正因为如此，杨丽娟在离开香港的时候把父亲的遗书交到了礼宾府，希望礼宾府的工作人员把遗书交给“特首”曾荫权，她说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让‘特首’知道我们真实的情况，很多事并不像媒体写的那样。
” 杨丽娟最大的痛苦来自于精神。“我每天一觉醒来就觉得心里特别空，空荡荡的，马上想到唉呀我爸走了。虽然我很清楚知道他走了，但我内心接受不了。我说你再让我老一点，十几年之后，他再走。”她说，“我同爸爸感情真的很深，虽然我平常从来不会说什么爸爸我爱你之类的话，但他身体不好，他一感冒我就每天一定盯着他吃糖浆。
” “出家是最合适的出路” 对于未来的打算，杨丽娟说自己想得很清楚了。“让我去工作是不可能的，爸爸在的时候我都没工作，他走了我就去工作这样会被人家笑话。至于婚姻家庭我也从来没有想过。”她说，她妈妈有这样的想法，但她觉得这些没有什么意义。
她说，自己从小就没有什么朋友，也从来没有觉得孤寂。现在唯一能延续自己生命的方法就是出家，找一个清净的，没有人打扰的地方度过自己的后半生。“找一个清净之地，这是延续我生命的唯一道路，对我来说是唯一也最合适的道路。走其他的路走不好。把公道讨回来之后，也许那样我心里会好过一点，这个想法我有很久了。
”在一次吵架之后，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陶菊英。陶菊英说，自己有低保补助，不用担心她，说“这样的话对我的孩子太残酷了”。 杨丽娟说，兰州这个地方，她不可能待下去了，认识她的人太多。她说：“以前没有媒体报道的时候，只是家里人有这个想法，后来，全世界都知道了，指责我的人太多。
兰州这个地方，只要发生一点小事，大家都来看。” 编辑：富文佳 来源：广州日报 。
